畲族矛盾调节中的第三方调解

【摘要】

在我国，通常意义上的调解一般被认为是在第三人主持下，以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相互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其中第三人主要起到促使矛盾双方协商沟通的作用，相当于一种催化剂。而在畲族内部，第三方却往往更具权威性，在解决冲突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畲族的内部调解具有其独特性和可行性。本文主要论述畲族矛盾调解的过程和意义。

【关键词】

畲族；纠纷；调解；当事人；第三方；规范和依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城市管理建设创新。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以全会精神为指导，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加强自治和自我管理，注重运用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因此，要在尊重国情，充分考虑农村基层自治能力、农村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基础上，厘清村级组织建设和社区建设的关系，探寻出一条自我管理的新路子。而畲族的自我管理机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畲族自称“山哈”，意为住在山里的客人，传说祖籍是广东潮州，主要分布在福建福安、浙江景宁、广东、广西、安徽等，多与汉民族杂居。畲族是中国典型的散居民族之一，与汉民族的交往十分密切，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没有被完全汉化，一部分原因是畲族内部自有其伦理道德规范和矛盾调整机制。畲族内部矛盾管理机制属于民间调节。在清代，畲族内部矛盾的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完善并充分运用，并在以后的时期内保持稳定，主要采用民间调节的方式，基本不采用官方调节。

古时的畲族人为逃避赋税隐居于深山中，生活虽然艰苦，但勉强可以自足。不仅在物质上自给自足，同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独特的自我管理机制。其中，调节方式是解决内部各种矛盾最普遍也最有效的方式。

畲族自我管理机制是一套相对系统、全面的体制，各个环节都有其独特之处。本文主要论述畲族矛盾调节中的第三方调解。

一、矛盾类型

纠纷的形式有很多种，有因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盗窃、钱债、子孙违犯教令等等。在畲民社会中，如发生偷盗事件，通常，如果偷窃的是小件物品如锄、犁等，只要退还主人即可了事，家境富裕的要罚请吃饭；如偷烧他人山场、砍伐他人木材，除赔偿损失外，还要罚款，或物归原主，有的还要买些香纸到祠堂燃烧，点燃鞭炮，表示赎罪道歉，情节严重的还要罚办酒席。这些规定的形成有力地保证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畲族内部的矛盾可以归为家庭内部的矛盾、家庭之间的矛盾以及宗族之间的矛盾。

（一）家庭内部的矛盾

和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家庭生产模式一样，畲族地区都一一夫一妻的父系小家庭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层单位。大部分家庭都是女方嫁给男方，从夫居，生下孩子后从夫姓。夫妻间若产生矛盾冲突，一种典型的调解方式就是“做娘家头”。

除了夫妻间的矛盾外，妯娌间、兄弟间、婆媳间等都可能产生纠纷。视不同情况，可能请家房族长或者辈分高有威望的老人出面调停。和汉族人民一样，畲民自然也有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观念，因此，能在家庭内部解决的矛盾就尽量不被外人知道，实在有不得已的情况才会动用乡绅调解这样的方式。当然，调解矛盾的方式有很多，并且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甚至还有一些极端的、特殊的例子存在。在此我们只讨论一般情况。

（二）家庭间矛盾

同姓有亲缘关系的可以组成一房，并且设立祠堂。祠堂在畲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仅是畲民的精神寄托，祈求祖先保佑家族人丁兴旺、风调雨顺，同时也是聚会、对族人进行宣讲教化、执行家法族规的场所。在同一房内，若是发生了纠纷，在祠堂解决是十分常见的一种方式。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相比，家庭间发生矛盾的概率更大。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联系更多，交往更为密切。因田地山地的所有权、建房建地发生纠纷，因口角而产生矛盾，因孩子打闹发生纠纷等等情况都相对更普遍地存在。

（三）宗族之间的矛盾

与中国古代的汉族人民一样，畲民的家庭伦理观念十分浓厚。汉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家族的团结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捍卫自己家族的利益，与外人发生纷争时，家族之间可以互帮互助。同样地，畲族人民也是如此。同姓的有亲属关系的畲民尽管内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但通常他们也会形成团体，以此让自己在社会生活中不至于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二、调解中的第三方

根据对纠纷解决中的第三方的研究和分析，第三方避免了矛盾双方的直接联系，起到了“缓冲器”和“过滤网”的作用，使矛盾不至于激化；同时，第三方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地分析和判断纠纷，从而使纠纷可以合理有效地解决。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不可能不借由第三方的力量解决纠纷。而在传统社会，典型的第三方是调解人。

封建时代，乡间维护家族秩序的有两股主要力量：其一是中小地主。乡村中农以上的社会阶级在租佃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驱使下，和庶民地主一起形成强化家族秩序的社会合力，从而促成并强化家族组织；其二是士绅，他们是王权政府推行文教的精英力量，是乡村社会的实际统治者。而畲族往往缺少这两股力量，因此只能由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替代，畲民称之为“父老”，或者“族老”、“耆老”等。青水畲族乡百岂丘村《颍川钟室族谱》云：“为家长者，务宜公平正直，使家人相规而化，以避卑幼不听尊长之教，凡水火、盗贼、讼狱，诸端足以破吾家者，皆可以防避之。惟天下最不祥，莫甚伦常乖舛，譬之膏肓者不可救药，故先哲常云：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吾愿族父老各相严守之。”父老以伦理的力量成为族众领袖，凡族内之事，必经族众公议，父老首肯。

该种调解方式属于宗族调解。畲族的宗族主要是“家――房――族”这样的结构，相应的，宗族的领袖是家长、房长、族长。通常，家长处理家庭内的事务，房长处理本务，族长处理家族的事务。既然家房族长有着如此权力，那么他们必定有公信力，才能做到人人信服。他们往往德高望重、处事公正。房长的推举法和族长相类，采取房内公推的方式，房长是各房的代表人物。与族长不同的是，房长可以年富力强，并不需要和族长一样是族内父老，非老者不可。

其次，如上文提及，乡土社会中的乡绅调节在畲族社会中也存在。他们一方面具有威望，另一方面对畲乡风俗十分了解，同时对纠纷当事人也十分了解，处理本族纠纷事宜同样适合。

第三是亲邻调解。如前文所述的娘舅调解就属于这一方式。若发生纠纷，除了亲属，相熟的邻里闻之也会赶来评理，或判定是非，或做和事老让双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致使矛盾激化。

当纠纷产生并且双方争持不下时，按照习惯，双方共同请来第三方主持公道。此时要求调解的第三方对矛盾双方都有威慑力；或者纠纷中的一方感觉另一方侵犯了自身的权益，单方面地请来第三方主持公道。此时的调解人可能是极富威望的族群长者、乡绅士绅，也可能是与当事人相熟的亲邻。

三、调解的内在规范和依据

一个民族长期稳定存在的基础，除了必要的物质和外在条件外，更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念，客观理念。在畲民身上，共同的价值理念实现了由内而外的统一，即内在表现为伦理道德的力量，外部表现为家法族规的规范。这两者互为表里，指导着畲民的思想和行动，维护了族群的稳定发展，更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依据。

伦理道德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而成的，与该民族走过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影响畲族民族性格产生的因素主要是两个：转战与游牧。在畲族的“前家族化”时代，也就是明清之前，转战南北和辗转西东是畲民生活的主要内容；明代开始，畲民开始有了固定的居所，形成畲民聚落；清代以后，畲族的家族化趋势便十分明显，家族化时代到来。清代以后大量的族谱表明了这一点。而此时，畲族的伦理道德基本形成并稳定下来。

民国时期，何子星在《畲民问题》中说到畲民的“十端”，即一、互助，二、事群，三俭朴，四、忠顺，五、信义，六、谦让，七、耐，八、和平，九、勤劳，十、刻苦。这便是在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性格。表现在纠纷过程中，畲民往往在产生矛盾后寻求帮助，公正公开地解决问题，族内大小事务都要经族众公议等等。这些伦理道德规范着畲民的行为，也影响着他们处理矛盾的方式。

与道德规范这一种隐形力量相对的，是家法族规。这是一种显性的、直接的力量。畲民在祠堂对家法族规的内容进行宣讲教化，使以孝悌为核心的家族规范深入人心。

畲族家族法以教化为主，惩罚为辅，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祠堂审理。上文提过，祠堂在畲民心中的地位十分崇高，是进行宣讲教化的场所，也是审理惩处的场所。面对祖宗牌位，无论是犯事的当事人、调解矛盾的尊长还是旁观的族众，都能秉持一颗诚实透亮的心。房内的大小纠纷，基本上通过祠堂审理，都能较好地解决，辨明是非。有重大错误的一方会被责罚。责罚包括罚钱罚物、在祠堂当中斥责、杖笞等，情节严重的，也会被逐出族谱。通常，族内发生这种事并不会详细记录，而仅仅是一种布告式的话语记录，起到一种象征性和警示性的作用，以惊醒后人毋犯族规。

（二）鸣官纠治。通常情况下，畲民之间的矛盾纠纷都能在内部通过民间调节解决。实在有重大案件，也会移交官府。

（三）除了上述调节方式外，畲族人民还有一种特殊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比如大年三十煨大年猪这种简单原始的方法。即大年三十，每家吃完年夜饭后，早早地聚集起来。搬来一根又大又燥形状像猪一样的树根到“火炉塘”，只燃不烧。大家都讲“彩语”，讲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全部烧掉。另外还有巫术调解这种方法，祈求“插花娘娘”显灵，起到心灵疏导的作用。

归根结底，对畲民行为起到规范作用的主要还是习惯法的力量。家法族规实质上也只是把习惯法具体化了而已。

四、畲族内部调解方式的评价和意义

在清中叶以前，畲族内部纠纷完全依靠习惯法解决，也就是完全属于民间调节；到清雍正以后，畲民被“编族隶籍”、“编甲完粮”，因此在民间调节的基础上又借助了国家法律的规范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处理畲汉之间的关系。此时官方调节只是起到一种辅助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习惯法仍然保留，但畲族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与秩序的维护更多地依靠国家法律。本文论述的调解方法，属于畲族内部调节，对官方调节不做具体的论述。

总体来说，畲族通过第三方调解纠纷这种方式，需要依靠伦理道德的作用，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力量，因而更具生命力与持久性。第三方的力量独立于纠纷双方，并且对纠纷双方较为了解，对所在社会情况较为熟悉，因此相对公平公正，也更为科学人性。另外，依靠内部力量调节省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调动第三方来调解方便迅速，成本低，效率高。

但与此同时，第三方的调解也有其缺点所在。调解的第三方也是有情感偏向的，即便有家法族规的制约，调解主体的权力相对来说依然很大，因此无法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公平公正。其中难免存在一些落后与迷信的方式，与现代的科学法治的思想相违背的，我们自然要予以辨别并舍弃。

政府要转变管理职能，就要完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与畲族村落一样，我国的农村社会内部有其特有的文化伦理，和畲族有很多共同点，具有推行自治的土壤，因而借鉴意义很大，也容易实行。比如说上文提到过的亲邻调解，在农村可行性较大，而在城市句难以实行。社区居民自治要在法治前提下，借鉴多方自我管理方式，发展社区文化。

参考文献：

[1]

雷弯山.畲民风情[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6

[2]钟伯清.中华民族全书中国畲族.宁夏人民出版社

[3]林校生.畲族文化新探福建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侯纯佳（1994.1-），女，汉族，浙江省湖州人，本科，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研究方向：浙江畲族内部矛盾协调机制；

陈文贤（1991.1-），女，汉族，四川省南充人，本科，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研究方向：浙江畲族内部矛盾协调机制；

罗颖（1993.11-），女，汉族，云南省大理人，本科，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研究方向：浙江畲族内部矛盾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