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的翻译,

摘要：《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它不仅在中国文艺理论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也引起广泛关注。最近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中把刘勰的《文心雕龙》翻译成英文。本文从宇文所安对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翻译入手，重读《文心雕龙·物色》。在重新梳理中西相关文论的基础上，探讨宇文所安的翻译体现的中西文论的差异。

关键词：《文心雕龙》；《物色篇》；宇文所安；《中国文论》；中西文论差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26-02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它不仅在中国文艺理论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也引起广泛关注。本论文选择《文心雕龙·物色》一篇，对照宇文所安的翻译和评论，进行研究，进而总结出东西方文论的差异。

一、物色词解

“物色”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中秋之月》：“是月也，乃命祝宰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大小，视长短皆中度者，备当上帝其飨。”《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至关，关令尹喜曰： ‘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刘宋裴骃《集解》云：“《列仙转》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果得老子。’”唐司马贞《索引》曰：“《列仙传》是刘向所记，‘物色而迹之’，谓视其气物有异色而寻迹之。”则“物色”又指人的气貌了。《后汉书·逸民列传》有“光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注云：“以其形象求之也。”至今“物色”又隐身为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客观物象和景色，“物色”的这一意义，在南北朝时比较通行。如刘宋颜延年《秋胡诗》有：“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荣。”齐谢朓《出下馆》云：“物色盈怀抱，方驾娱耳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巨马水》：“川石皓然，望问积雪，故以物色受名。”萧统《文选》赋列“物色类”，收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慧莲《雪赋》、谢庄《月赋》。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又说：“有物有文曰色，风虽无正色，然亦有声。”是见“物色”作为那个时期的文学术语，指自然万物或者外境的声色状貌。

关于《文心雕龙·物色》篇中“物色”一词的解释，近代我国很多论者都进行过研究。王元化认为《物色》篇中“物”的用法，除了少数外，都具有同一涵义，即“作为代表外境或自然景物的称谓”，因此，“论者把它解释为外境，或者解释为自然，或万物，都是可以说通的”。刘建国认为“物色”的“色”，是佛学之色，而非传统之“色”，传统的“色”涵盖面窄，而佛学的“色”涵盖面宽。另外比较重要的是，涂光社认为物色之“物”，指自然万物，“色”指色彩、声响、状貌、景象，此外物除了指描写对象外，还可以指作家身处的客观环境。这一解释被普遍接受。

二、主要文论概念及梳理

（一）心物关系

物色篇主要是写自然景物对作者创作的影响问题，也就是心物关系问题。

“刘勰之前的思想家论心物关系，有着‘物感’与‘心造’的区别。前者如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主张心感物而动，强调物对心的感召、触发作用，可以称之为‘物感派’；后者如老子所神往的大音、大象，庄子所醉心的梦中之蝶、北冥之崑，实乃心造之物，其思想实质是重‘心’而轻‘物’，强调‘我心’造物乃至化物的神奇功能，又可称之为‘心造派’。后来，玄学讲‘玄览’，佛学讲‘顿悟’，亦属‘心造’一派”。“大体上说，道、玄、佛家心目中的‘象’，并非是心感物而动的结果，而是心造之幻想。

刘勰之论‘心物’，对前论旧谈进行折中改造，扬弃其偏颇而申发其优长。刘勰并没有把心物关系图解成单向的、线型的因果之链，而是描绘成双边的、互动的赠答之从。《物色》篇指出：主体感物，将一己之情主动地赠与自然外物，所谓‘情往似赠’，从而使外物‘与心而徘徊’，使‘辞以情发’。与此同时，被主体所关照之物又回答情的馈赠而使心‘随物而宛转’，使‘情以物迁’。诗人在经历了这种心物间的双向赠答之后，最终创作出‘情貌无遗’的作品。原本各执一端的‘物感’与‘心造’，被刘勰改造成精致甚至完美的‘心物赠答论’。

刘勰的这一理论影响了后代的很多文学家。如王昌龄“特别强调物色与情感之结合，是对刘勰《物色》篇思想的引申发挥。《物色》篇赞语讲：‘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突出物色之中必须以主体情感为主导。王昌龄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及唐代文学发展之时代背景，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盛唐文学走向意境圆融作出了理论贡献。”

韩愈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文心雕龙》的影响。比如他的“《送权秀才序》中说：‘其文辞引物连类，穷情尽变。’亦系 《文心雕龙·物色》篇‘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

（二）情物辞关系

刘勰在《物色》篇中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以概括的语言阐述了刘勰对文学三要素关系的看法。

先秦以来，学者们就注意到艺术活动中主体、客体与艺术媒介之间的关系。《列子·汤问》说郑师文弃家从师襄学鼓琴，三年不成章，叹曰:“内不得于心，外不应于器，故不敢发手而动弦。”注曰：“心、手、器三者互应不相违失而后和音发矣。”《关尹子·三极》谓善鼓琴者：“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其后书法论也有类似之论。《南史·豫章文献王嶷传》载：“（梁武）帝尝论（萧子云）书曰：‘笔力骏劲，心手相应。’”王僧虔《书赋》亦云：“手以心麾，毫以手从。”钱钟书先生说：“手者，心物间之骑驿也；而器者，又手物间之骑驿而与物最气类亲密也。”对“手”与“器”在主客体往复联系中的作用给予形象的说明。所谓“手”，实际指音乐与书法艺术的演奏和运笔技巧；方至于文学，则为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文学“三要素”中，“辞”与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直接相关，它也发挥如“手”“器”那样的媒介作用。

早于刘勰论道文学三要素的是陆机，其《文赋》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其“意”、“物”、“文”与刘勰之“情”、“物”、“辞”大致相当。细加比较，“文”与“辞”可以等同，指文学语言和用文学语言表现的艺术形象。陆机所说的“物”，指描写对象，《物色》之“物”，则既指描写对象，也指作家身处的客观环境，这种外境能激发或者加深作者的某种情思，从而对创作构思产生影响，但不一定成为直接的描写对象。“意”作为作品内容的艺术构思，是主客体的结合物，与“辞以情发”的“情”略同。然而陆机所言，没有包括“情以物迁”所表明的构思过程。刘勰在陆机的观点之上又有所发展。

三、相关外国文论

《物色》篇主要讨论了自然景物与作者创作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不仅中国的古代文论家们做过深刻的思考，外国文论家们同样也予以关注。

关于这二者关系，柏拉图的观点可谓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用“床”来解释他的“摹仿说”。他认为有三种床，一是神造的“理念的床”，一是木匠所造的“具体的床”，一是画家所画的“幻象的床”。由此可见，柏拉图心目中有三种世界：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艺术世界依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依存于理念世界，理念世界则永恒不变超越时空。这就是说，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感性世界是第二性的，艺术世界就落与第三性了。

在柏拉图提出摹仿论之后，西方理论世界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脱离他的影响。直到浪漫主义的出现。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是浪漫主义理论的代表。

他主张选择日常生活的事件和情节和田园生活做题材，这样他一方面可“以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平民的高尚品格和质朴生活，与来自城市的喧嚣、现实的丑恶相对照，从而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他又寄情山水，把对自然美的歌颂与哀怨悲观的情调糅合为一体，企图从大自然中寻觅安慰。”

此外，在关于诗人和自然关系方面，华兹华斯还认为，诗人应具有六种能力，即：

1.观察与描绘的能力。他提出，诗人“要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准确地观察，而且忠实地描绘未被人心中的任何热情和情感所改变的事物的状态”。2.感受能力。3.沉思。4.想象和幻想。5.虚构。6.判断。

在华兹华斯之后，在二者关系上提出比较有影响的观点的是黑格尔。黑格尔与华兹华斯不同，他是唯心主义者。他认为“自然本来并不是以具有同等价值的身份，与心灵分疆对立；自然所处的地位是由心灵决定的，因此她是一种产品，对心灵没有界限和局限的能力。同时，绝对心灵是应该作为绝对活动来理解的，因此，也作为他的绝对的自我分化来理解的。心灵把自身分化为另一体，这另一体从一方面看来就是自然，心灵本着善意把他自己的全部本质付给它的这个另一体。”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自然是理念的产物。

另外，左拉的自然主义观点，也是西方非常有影响的关于客观事物与作家关系的观点。他说：“自然主义就是回到自然，就是当学者们一旦发觉应当从研究物体和现象出发，以实验为基础，以分析为手段的时候所创立的做法。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同样是回到任何自然，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揭破以及对世上所存在的事物的接受和描写。”从自然科学所要求的只承认客观既成事实的实证精神出发，左拉指出“想象不再有用武之地。“情节对小说家来说也无关紧要，他也不必操心故事的编排、前后的承接和结局。”“必须按照本来的面目去接受自然，既不对它作任何改变，也不对它作任何所见；对于以它本身来提供一个开端、一个中断和一个结尾来说，它已经是足够优美足够雄伟的了。”

四、从宇文所安的评论，看东西方文论的差异

宇文所安将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做了仔细的分析和解读。他将刘勰的以天人合一哲学观点为基础的体悟式心物关系，分成多个层次解读。他认为刘勰在这一章中写出了诗人和自然关系的多个立场：首先在文学作品产生来看，作品是受自然界激发的结果。此时人心被抛入到物质世界中，受到那个世界的激发和振动，因为人也是物质宇宙的一份子。其次，在创作过程中感受想描写事物的时候，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被动的。诗人似乎把自己交出的，此事他既随物而动，又写物。第三，为了写出好的作品，必须在纷纷扰扰的自然中保持平静。作家又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后，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把刘勰所谓的“江山之助”作为诗人和自然关系的第四个立场。

在《物色》中，刘勰是按照文学创作的过程来思考自然与诗人的关系的，他并为理性地条分缕析诗人与自然是谁主动谁被动的关系。而这一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截然相反。从本文第二部分引用的西方诸多文论中，可以发现，关于诗人和自然的关系，西方文论中的观点都是单向性的。而宇文所安作为一个西方学者，虽然具有丰富的汉语知识，但是依旧不能摆脱西方二元对立式的思维。虽然这样的条分缕析式的解读，未必能够完全正确地阐释刘勰《物色》想要表达的思想。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可供我们重新解读《文心雕龙》。它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涂光社.文心十论[M].春风文艺出版社.

[2]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