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浪漫主义思潮下的书家张瑞图

作者简介：刘佳琦，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硕士研究生。

历史的行程远非直线，明代后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社会酝酿着重大变化，在个性解放的浪潮下，先是作为时代灵魂载体的哲学的进步，随即，其影响到开时代风气的文艺领域。那么，书法界在这股时代之流下的发展、变迁历程理应撷取张瑞图为代表去见证该时期的书风的嬗变。

一、时代背景及书坛概况

晚明是个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期，也被称为各种思潮十分活跃的时期。长期以来的封建正统孔孟儒学和二程、朱熹理学，在晚明这个阶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一种取而代之的新美学观开始突破封建传统长久以来的禁锢而蓬勃地发展起来。“泰州派”李贽，他作为王阳明哲学的出色继承人，自觉地、创造性地发展了王学。他并未被孔孟的大旗压倒，信誓旦旦地立起“童心”的牌坊，他提倡讲真心话，反对一切虚伪、矫饰;“公安派”的三袁兄弟的“性灵说”以及“竟陵派”谭元春、钟惺的“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等思想主张，都认为艺术的本质即任性而发、独抒性灵。李贽等人在文艺界掀起的以心灵觉醒为基础，真实提倡“本心”为主，摒斥一切外在权威教条的标准“个性自由”的解放思潮，反射到书坛上，是张扬个性的非“中和”审美观对传统的以“二王”书法为准绳的“中和”审美观的挑战。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明后期70年里，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书家，如徐渭、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等。书家们标新立异，各具特色，因此书坛呈现出不拘一格的多元化审美倾向，尽管书风迥异，但是笔下多元化的表现手法及从中流露出的颓废狂狠情绪，不就是那个标榜个性解放思潮和所处即将崩溃王朝的大背景环境氛围下，文人书士们复杂且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由于社会历史与文化艺术发展的各种因素错综作用期间，明代书法的高潮，只是在它动荡的谢幕尾声中，才肇出其端。

二、我书意造本无法――张瑞图及其书风

张瑞图所处的时代是明代中晚期，艺术领域理所当然地也受到这一时期个性自由解放思潮的洗礼。反对传统观念的束缚，求真求自然的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张瑞图的创作理念。直抒胸臆，追求自由的写意人生为张瑞图的书法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张瑞图的作品中就可以很清晰的体验其个性的张杨和过强的表现欲。书法的长河中，自从唐太宗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历代书家就开始了向二王审美标竿靠近的操练，长时间的学习实践中，审美疲劳随之袭来，然而，或许张瑞图垂听到书家们寻求审美刺激的呐喊，因此，这种创新意识就深深植根其中。从现存的张瑞图作品来看，在刘恒先生《张瑞图其人其书》一文中，其书法风格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天启元年（1621年）以前，这一时期张瑞图与其他书家一样，也有一个临摹学习和不断摸索个人风格的前期。这一时期，张瑞图的代表作《草书杜甫秋兴诗卷》和《草书杜甫诗卷》，该时期这两件作品的共同之处是，用笔较为圆转，结字朗舒，字形峻峭及章法字距紧密，行距开阔的特征。不难看出，张瑞图早年受祝允明、陈道复一路草书风格的影响很深，这两件作品同时也暴露了张长公草书的所学的源头。由此可见，张氏纵牵横撑的艺术取向并没有展露。尽管其书风尚未形成，但是这往往是一个成功书家的必经之路，摸着石头过河，未尝不科学。

第二阶段是天启元年到崇祯元年（1628年），这是张瑞图个人书风进入成熟且逐渐强化，创作大丰收的阶段。在其仕途一路扶摇直上，官职升迁，其政治巅峰的迎来，书名鹊起，进而其在艺术界也达到辉煌时期。在反复书写锤炼和其做足的前期文学修养积淀下，其书写技巧已经上升到一个高度，破蛹成蝶的时刻随即降临。如《辰州道中诗卷》，张瑞图将二王书法中的所有圆体特征都予以删减，变其圆转为转折;用笔上，夸张了羲、献书法的露锋习惯;章法上，强调横势，紧缩字距，巧妙地利用密不透风的横画排列舒朗的行距，来达到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由于创作时期的不同，其《草书杜甫陂行诗卷》相同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到张氏书写风格的变换。

第三阶段是崇祯二年（1629年）以后。二年，入“逆案”坐徒，赎罪为民。归故里后，学禅定以求安心之道，寄情诗文、翰墨，悠游余生。此时的诗作蒙上了禅意的面纱，书法风格也藉着瑞图心态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晚年的张氏书法中的锋芒棱角已经没有了影踪，点画无意工拙，体势不求正欹，尽显平直简略态势。

三、张瑞图书风转变的原因思考

上文对张瑞图每一阶段的书风进行了详细说明，不难发现，其风格有了阶段性的改变。第一阶段学习摸索时期不须做太多探讨，针对第二、三阶段的风格转变，笔者通过搜集大量资料，进行几点总结：

第一，抑郁质人格特质对瑞图书法创作的巨大作用。张氏本人在浪漫主义书法艺术思潮中翻腾，其个人性情和心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现代心理学认为，欣赏者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水准主要取决于欣赏者原有的审美素养和经验积累，这在心理学上称作早期经验或心里期待。这也同样适用于创作者，创作者本人的丰富经历和心态变化很大程度上引起创作者性情变化，继而引发书风的转变。瑞图生活的时代，党派林立，其生活的两个部分：一是在京做官，二是在福建晋江老家修养。极其巧合的是，他每次在老家修养之时也是两党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千躲万藏的避嫌，却仍旧逃脱不掉依附宦官魏忠贤而名列阉党的“实状”。在这样动荡的年代，这些苦闷与无奈又该向何人倾诉，因此，寄情于书法线条之上，用横撑挣折的线条加上宽博而又略显拘谨的结体，将他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和人生的大起大落中的默默忍受，苦命挣扎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他用笔一意横撑，有折无转，圆处皆作方势;少含蓄静穆之意，字里行间似有无数痛苦;点画起伏，奋力挣扎，发出令人心动的悲怆和哀号。”1631年回乡后，他便“学禅定而求安心之道，寄兴诗文书画度过余生。”恰好是在抑郁质人格展现的时候，张氏开始他对书法的创新和发展，将佛教精神中宽容、博大、庄严的境界化入其书法，真正做到艺术与人格的完美结合。

第二，当时书法的社会市场需求和生活压力迫使其风格渐变。张氏号二水，当时人们就牵强地认为瑞图乃水星转世，并荒谬地认为其书法作品可避水火之灾。经这一追捧，慕名来求字买字的人济济一堂。并且，用张氏自己的话说“百口仰儒冠”，得养活上百口人，而瑞图又不吝惜挥毫，以至于后来随着书法应酬的增多，另张氏一直伏案书写至四豉才罢休。这样的状况导致张瑞图书写速度加快，大量书法应酬使得这种书写成为习惯，如露锋起笔、方笔翻折，这样都可提高书写速度，所以张氏书法风格的形成与书法应酬所带压力密不可分。

第三，自身的不满，构成其内在动力，促成张氏不断变法。在瑞图《果亭翰墨》卷一，小楷《书评诗评》中讲：“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却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或少有颇公有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可学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以不学处求之耳。”从中可以看出张氏对其书法学习没有满足，如果老天再借给他几年，他便不再直接学习书法，而是从道德、修养，从书法的本质方面着手，不断领悟学习。显然，这是张氏书写之余对自己书法风格的思考。

张瑞图这一书家积极的涌向标举个性与自由的浪漫主义思潮当中，其作为最具创造性的晚明书家之一，其在艺术领域挥汗如雨地绽放了自己独具风骨的书法面貌。张瑞图在那样动荡年代，把自己标新立异、一反书坛传统的个性凭借书法这一介质演绎地栩栩如生，这些都值得我们后辈习书者专研，从中汲取营养。（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