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则与经济权利

[摘 要]《京都议定书》既是一个“环境规则”公约，也是一个“经济权利”公约。它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价值追求、环境义务、经济权利、国家、利益分配等问题置于一种灵巧的制度安排之下，其视野远远超越了环境法律而触及到诸如产权关系、交易成本、效率最大化、市场均衡等经济学原理和内容，实现了法律规则与经济规律的对接，是法律与经济学优生优育的结果。

[关键词]京都议定书 环境规则 经济权利

〔中图分类号〕X196；X1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9-0095-0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法律协议，体现了国际社会通过多边磋商和共同行为来解决温室效应、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努力。尽管《京都议定书》以大气环境容量的法律控制为其外在形式，但它同时也力图通过多边经济合作来促进大气环境权的跨国配置和交易。因此，《京都议定书》既是一个“环境规则”履行公约，也是一个“经济权利”分配公约，蕴涵着非常深厚的法律经济学理念。

一、权利与义务的经济性

首先，《京都议定书》修改了传统的“定性”规则，将大气空间这一以往被视为“自由获得的环境资源”重新定义为“可分配的经济利益”，具有“稀缺性”特征，因此也是炙手可热的经济资源。

其次，《京都议定书》修改了传统的“定价”规则，即由原来各个国家对大气空间的免票入场或随意就座改为根据限额凭票入场或对号入座，例如对温室气体环境容量的计算和测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国与国之间的重新分配和有偿转让等。尽管对温室气体排放有多种多样的衡量标准，但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种可计量的经济利益。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考特所说的，“法律所创制的规则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事实是，《京都议定书》成功地实现了环境权利向经济权利的转换。

二、权利与义务的互换性

传统意义上，污染排放通常不被认为是一种“应有”或“正当”权利，相反，它属于经济发展导致的“负效应”或“环境成本”。“处理（环境污染）消极外在性最严厉的方法是把它视为非法。”但《京都议定书》却颠覆了这一简单的逻辑。

在《京都议定书》内容框架下，温室气体（污染）排放以一种法定的“应有权利”或“正当权利”形式出现，并允许在一个跨国界的范围进行分配，体现了义务与权利之间的理念转换，即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均享有发展和生存的权利，而这种发展和生存权具体体现为它们享有向大气空间排放污染的权利，并且需要适当的排放空间。正如一个完整的呼吸过程必然要涉及新鲜空气的吸入和浊气的呼出一样，禁“呼”实质上等于禁“吸”，照样会导致生命的窒息。从这一点上说，污染排放和污染防治属于权利与义务的彼此依附和相互统一，不存在截然的对立或排斥。

三、权利与义务的可追溯性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大气空间一直是一个“捷足者先登”的场所。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活动的先发优势，先入为主地造成了大气空间中大量的、并且仍在持续发生的温室效应。

从法律适用时效的角度看，《京都议定书》目前仅仅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这可以视为对发达国家历史“侵权”行为进行的现实责任追溯，事前“侵权”必须要进行事后“赔偿”。实际上，发达国家从19世纪工业革命就开始大量排放温室气体，而二氧化碳在大气空间中的存续时间旷日持久，贻害至今。不仅如此，占世界人口22%的发达国家消耗着世界上70%以上的能源，其排放总量占到50%以上。《京都议定书》不认可发达国家对其历史或现实责任享有时效性的义务豁免。法律要对当事国进行事后的或追溯性的“索赔”。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京都议定书》允许其在特定承诺期内享有一定的排放空间和期限满之后再履行减排责任，可以视为权利与义务、收益与成本在时间长度上的追溯性或不对称安排。

四、权利与义务的交易性

《京都议定书》的另一主要内容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市场交易。2005年2月16日该协定生效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一种商品可以在缔约国之间进行自由交易。从这一意义上，《京都议定书》实质上已经成了关于污染排放的一个国际贸易协定。

《京都议定书》中蕴涵的“环境权交易”理念与传统的法律调整方法大相径庭，使得环境保护这一被传统法学视为公权对私权之间的强制行为有可能被转换为私权与私权之间的交换行为，而其核心内容就是要促使温室气体排放或减排具有可交易性，并通过规则体系将其纳入国际贸易管制。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与旧福利经济学流派各自钟情的法律调整方法都可以被视为是建立在产权原则基础之上的，但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如科斯倾向在事前“立法保障”基础上，通过清晰界定产权和借助私权交易（如污染权利与不被污染权利之间的谈判和交易）来解决问题，而福利经济学流派的庇古则主张事后的“司法救济”，即通过侵权/赔偿式的公权强制方法（如征收排污费）来解决问题。人们在审视《京都议定书》的法律条款内容时，可以明显感到，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明显占据了上风。法律强制效果通过经济交易的途径得以体现，公权强制与私权交易实现了结合。这与传统的、单纯以公法约束或行政强制为主要手段的思想和方法有着质的不同。

五、权利与义务的差异性

《京都议定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属于一个非常新颖和重要的法律原则。它对传统的形式公平和程序公平优先理念进行了修正并通过权利义务的差异性和区别性得以体现。

就二氧化碳减排来说，发达国家目前属于“义务优先”。它们必须“率先”承担先减排、多减排义务，并应承担具体的减排数量。例如《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应比1990年减少5.2％。这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先发、财务实力、技术能力及其历史和现实的排放数量等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发达国家难以完成其减排义务或试图降低其减排成本，则首先必须通过向他国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购买“可核证的排放削减量(CER)”，并可用由此减下来的排放额冲抵自己的减排义务。

就二氧化碳排放来说，发展中国家目前属于“权利优先”，具体表现在，那些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暂时可以不履行减排或者限排义务。这意味着允许发展中国家在特定的时期享受合理的排放权利，它们的经济发展至少在一定时间里需要有一个受到法律认可和保护的适度排放空间，它们不应承诺和承担与其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质公平”的思想，较好地解决了“形式公平优先”传统逻辑下的某些困惑或难题。从共时的角度，发展中国家暂时不履行减排或限排义务和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履行减排或限排义务虽然造成了权利与义务之间在形式上的“不平等”，但从历时的角度，发达国家对大气空间的“捷足先登”和“既得利益”势必要通过补救措施加以实质性的矫正。而发展中国家在设定期限过后亦需要履行减排义务，则说明了大气环境属于人类社会的“共同财产”。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在形式上的“义务优先”或是发展中国家在形式上的“权利优先”，最终必须回归于全人类对大气环境的“共同责任”这一实质性索求。

六、权利与义务的效率性

在现有环境容量和温室气体排放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意味着会增加环境正面效应，而发展中国家行暂时不履行减排义务有可能继续增加环境负面效应。如果两者矛盾，正负抵消，达不到预期目的怎么办？

另一方面，温室气体减排实质上已经涉及到跨越国界的义务履行成本与权利行使收益之间的关系。鉴于减排意味着增加治理成本，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面临着一个如何使治理成本最小化的路径选择问题。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存在一个防止（排放）权利透支而导致承诺期过后其义务（治理）成本急剧上升的问题。归根到底，这涉及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之间的“成本平衡”。正如科斯在其脍炙人口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成本）。”

经过反复的利益摩擦和博弈，《京都议定书》中由“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构成的“灵活机制”应运而生了。“联合履行”允许承担减排义务的某发达国在成本较低的另一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投资并实施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项目，并将因此产生的减排额返还投资国并冲抵减排义务。“清洁发展机制”，允许把“联合履行”的限制性范围由发达国家之间进一步扩展到暂时没有减排义务，但减排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投资和实施减排项目并购买可以核查的实际减排数额来冲抵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排放贸易”允许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标准的国家向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直接出售其剩余的额度，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其作用类似联合履行机制，只是省略了繁琐的投资审查程序，表现为直接的贸易关系。

《京都议定书》中的“灵活机制”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全球合作机制。它较好地处理了在防止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的独立成本与合作成本、单向选择与多向选择、强制义务与灵活交易之间的矛盾。使得刚性环境目标可以通过柔性环境措施得以实现，包括寻找减排成本洼地、本国直接减排、他国异地减排或跨国交易等。

尽管《京都议定书》的某些条款特别是“灵活机制”招致了一些人的严厉指责，如“发达国家对其减排义务的变相规避”、“为发达国家留有回旋余地而设定的一种弹性方案”、“裸的金钱交易”以及由于美国拒绝执行而使该《议定书》内容和实施效果大打折扣等。但无论如何，在减排成本的最小化以及减排方式灵活化的基础上实现减排目标数量，以及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冲突与利益妥协等方面，《京都议定书》已经成为一个并非“最优”但确是“次优”的选择。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购买减排额度或异地资源投入既可以履行减排义务，又可以降低成本。而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使用外来技术和资金既可以帮助本国减少环境污染或能源消耗，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又可以用减排的额度换来更多的经济资源，有望形成互利和双赢的结果。因此，人们应当从社会总成本和环境总收益的多重角度理性和心平气和地审视和评价这一机制。

七、《京都议定书》的启示

（一）产权内涵的扩张

《京都议定书》体现了法律经济学对于产权内涵的丰富想象力。“意在透过自身发现包含在关于哪些权利应属于产权之列的理论中的哲理”。比如说，环境权被传统法学解释和定义为“不受污染的权利”，但在《京都议定书》中，这一价值标准得到了修正，环境权中还包括污染排放权，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本”或“必要成本”，体现了法律经济学思想在扩张产权内涵方面的努力。这种将污染排放扩展定义为“生存或发展权利”的做法，创造了产权的多种变形，非常类似于美国学者丹尼尔・史普博所说的，“在原来产权不明显的地方创造出可交换的产权”。

（二）公权强制与私权交易

环境保护通常是以公权强制作为实施基础的，私权主体只能服从而不能对此进行讨价还价。但在法律经济学家看来，在传统的公权强制之外，完全可以选择比严格极端主义的管制措施更好的办法。例如，《京都议定书》允许一个国家在无法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在本国减排成本过于高昂时，可以通过异地投资或贸易的方式来购买其他国家的配额，以此来冲抵本国减排义务，结果是，公权强制可以通过私权交易得以履行。

（三）刚性规则与柔性方法

传统法学强调法律的“刚性”特征，时常通过目标、手段、标准和方法的刚性，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指导下普遍适用。在《京都议定书》中，尽管环境目标是刚性的，但允许通过“联合履行”和“灵活机制”等多种可选择的途径实施减排操作，最终实现环境目标。这样一来，法学的刚性结构中融入了经济学的柔性结构。如同体操比赛中的“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加才能得到最终成绩一样，实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结合。

（四）产权交易和交易效率

《京都议定书》中洋溢着丰富的法律经济学思想，而这集中体现在对产权和产权交易的重新诠释和实践。传统法学理论一般注重对权利的“事中维护”和“事后救济”，重视产权和产权交易的合法性、平等性和公正性，并主张对侵权进行惩戒。但在是否能够交易、是否愿意交易或是否实现了交易价值最大化方面却显得相对消极，而“创造可交易产权、赋予可交易产权充分交易条件以及促使交易效率最大化”则属于经济学理念对传统法学理念的重大修正。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法学的权利维护、救济或惩戒范畴。

结论：《京都议定书》已经成为国际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创新。它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价值追求、环境义务、经济权利、国家、利益分配等敏感问题置于一种灵巧的制度安排之下，其视野已经远远超越了环境法律本身而触及到诸如产权关系、交易成本、效率最大化、市场均衡等经济学原理和核心内容，实现了法律规则与经济规律的对接，是法律与经济学优生优育的结果。尽管《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理念、体制、模式和相关机制还将经受实践的严峻检验，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人们对国际政治、法律和经济关系的理解和基本态度，促使我们从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总成本的多重角度来审视、设计和修正不同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行为。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考特. 法与经济学[M]. 张军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美]丹尼尔・史普博. 管制与市场[M]. 余晖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美]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M]. 姚开建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4][美]罗纳德・科斯. 社会成本问题[M]. 盛洪、陈郁译校.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5][美]理查德・波斯纳. 法律的经济分析[M]. 蒋兆康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6][美]布罗姆利. 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 中译本.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7][美]罗宾・保罗・马洛伊. 法律和市场经济――法律经济学价值的重新诠释[M]. 钱弘道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