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共产国际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评析

［摘要］共产国际为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由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了解到比较了解的过程，因此共产国际所制定的中国土地政策出现了曲折和反复，即从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到比较符合实际，后来又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而机械套用俄国土地政策模式，致使大革命后期土地革命无法开展。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农民问题土地政策

为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共产国际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也有过重大的失误。其正确的政策，给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土地革命路线以重要影响；失误之处，又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无所适从，在一定程度上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本文拟就1921―――1927年共产国际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作简要评述。

一

1921年至1923年5月，是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土地政策的第一阶段，提出了“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①的土地国有化政策。但这个政策是共产国际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机械地搬用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和苏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政策的结果，表现出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

共产国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是有所区别的。1920年8月，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指出：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革命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毫无例外地并且毫无补偿地没收一切属于大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以及一切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通过出租土地，系统地剥削雇佣劳动力和附近小农（也时常剥削中农），而自己并不参加劳动的人的土地”，“并按照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这种企业”。而“在那些大规模农业只占相对极小的比重而大量小农又希望得到土地的国家和地区内，将大业主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乃是争取农民拥护革命的最可靠的办法”②。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要尽快没收一切属于大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以及不参加劳动的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按照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是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但遗憾的是，这个政策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没有得到具体的运用。1920年11月，维经斯基在《中国劳动者与俄国劳农议会》一文中，号召中国劳工农民应“和其他各国的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一起作俄国劳工农民所作的事”，因为，俄国劳工农民“创造了解放劳工农民受苦的实行制度，立下了拯救贫人法则”③。这个法则，笔者理解，其中也包括了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因为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党纲中明确规定，“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④。1922年1月，萨发洛夫在《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的演说中强调，在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⑤。即使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时，共产国际也仍主张应“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国有。正是由于共产国际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没有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土地政策，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

一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村社会情况和农民生活状况缺乏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估计。1922年7月，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分析说，“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没有像俄国农民和印度农民那样的阶级斗争；也不像印度和朝鲜农民那样必须缴纳重税”⑥。他认为，中国农民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丝毫没有反响，“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致直到如今也无法为他们制订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⑦。马林的报告是共产国际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最初依据。既然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独特，无法制定具体可行的土地政策，那就只好照搬照抄俄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政策。所以说在1923年5月以前，共产国际既没有认识到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没有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政策。

二是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是共产国际制定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的理论依据。为解决俄国的农民问题，列宁在1906年就对俄国的土地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他提出：“必须实现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⑧他认为，只有以土地国有化为号召，才能发动农民，为夺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根据列宁的策略思想，共产国际制定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由于没有认真区分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土地问题的差别，所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只是笼统地提出了要“把农村的大庄园收归国有，改为公营的农业企业”⑨。这是共产国际为解决各国农民土地问题首次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正处于创建时期，因此，我们不能强求这个政策对各国农民的土地问题都适合。

二

1923年5月至1926年10月，是共产国际制定土地政策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和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土地政策。

随着与中国往来的频繁，共产国际对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共产国际认为，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是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只有把农民吸引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在中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为此，1923年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发来指示，要求中共在革命过程中，“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10}。共产国际提出的这个土地革命政策，较之以前的土地国有化思想，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首次提出了在中国实行“耕地农有”的政策。

“耕地农有”政策，是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不具备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经济政治条件认识的结果。一方面，中国是家长式的小农国家，“一部分小农受到极其沉重的租赁形式的奴役，一部分小农受到少地的摧残”；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土地占有制，在某些地方甚至有大地主”。农民追求的目标是要得到土地，而“由于农民在国内占大多数，所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旨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土地纲领的基本精神便是“没收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将土地无偿交给少地和无地的农民”{11}。

共产国际从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方面论述了实行“耕地农有”土地政策的条件和理由。从经济上来看，中国土地占有情况虽然集中，但土地使用异常分散，没有俄国那样的村社。从政治和群众基础上来看，农民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成分，若不唤醒这班群众，民族解放无望。农民因为渴望得到土地而对军阀政权十分关心，如果实行“土地国有化”政策，与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观念相抵触，不利于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所以，实行“耕地农有”是惟一可选之策。

1923年11月，针对对解决土地问题的错误认识，共产国际又作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在中国，如果将民生主义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反响。但土地问题上，不能把民生主义也解释为实行土地国有化，而是“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12}。但由于这两个文件，中共直到“三大”结束后才收到，因而有关“耕地农有”的土地革命政策未能及时贯彻执行。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24年1月，在鲍罗廷起草的“一大”宣言中规定：“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13}这是共产国际1923年5月指示精神在中国的首次体现，但这个规定是共产国际与相互妥协的结果。它只是提出由国家向缺乏田地的农民提供土地，却未谈到土地由何而来，其个中原因是“孙反对剥夺地主”，只想“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14}。虽然如此，共产国际也对孙中山的态度提出了批评意见。如加拉罕在给鲍罗廷的信中说：“惟一令人不满意的是孙逸仙对自己党内的‘地主’派所做的让步。我认为，对于这一点还是应该像以前那样给以谴责，以便使孙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15}“无需谈论什么土地国有化或社会化”，否则，“关于使用土地平等的说法当然只是一句空话”{16}。由于共产国际的坚持，孙中山的态度有所转变。1924年8月，孙中山在与中央委员会农民部顾问弗兰克谈到农民问题时保证：“我在农民问题上的政治路线是：我决心将所有现在掌握在地主（出租土地的人）手里的土地转交给农民掌握和所有。”{17}

这样，“耕地农有”的土地政策，为所接受，也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才得以在中国确立。

此后，共产国际在多种场合强调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1925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党应该对农民工作给予专门注意。在中国，农民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一旦把他们正确组织和武装起来，他们定使中国革命所向无敌。”{18}1926年，共产国际又提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主革命趋向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四亿中国农民群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中国工人一道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决定性的革命斗争。”而“千千万万农民没有土地，一贫如洗，所以，“要吸引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斗争，提出的斗争口号必须能把农民所理解的切身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同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一般政治任务结合起来”{19}。为此，布哈林还在大会上强调指出：“共产党的任务是：支持民族革命战线，同时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吸引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暴力者的坚决斗争。”{20}

总之，共产国际这个阶段所推行的“耕地农有”的土地政策，是符合中国农民问题实际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的中心问题又是土地问题。所以，实行“耕地农有”的政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正因为这个政策的贯彻，在1924―1926年间，中国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才十分高涨，农民运动才迅猛发展起来。

三

共产国际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制定土地政策的第三阶段大致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在此阶段，共产国际一方面就右翼势力对农民运动“过火”的指责，作无原则的让步；另一方面又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抛弃“耕地农有”政策，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土地革命时无所适从。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得右翼势力十分仇视，他们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要求镇压农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为使统一战线不致破裂，决定对农民运动采取限制措施。1926年10月，斯大林和布哈林就打电报给中国共产党，要求“约束农民运动，以便不触怒军官”{21}。于是，鲍罗廷和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便开始对农民运动由支持转而限制，但这并没有达到阻止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缓和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目的。

针对这种情况，1926年10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的演说中就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再次强调了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政策。他说，“我认为不论中国共产党或（也就是广东政权）都应立即从言论转到行动，提出立刻满足农民最切身要求的问题”，“我以为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誓死拒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我们“必须把农民问题向前推进，使它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我认为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化”{22}。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承认了1926年10月电报的错误，并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如果无产阶级提不出根本性的土地纲领”，“就会失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因此“中国共产党应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提为无产阶级土地纲领的基本要求”，“把属于反动军阀、属于同国民政府进行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同时，“革命政府应进行连续性的彻底改革，以实现土地国有化”{23}。这是共产国际在限制农民运动之后又提出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策。但这个政策更加激起了右翼势力和反动军官对农民运动的仇视，从而使大革命进入紧急时期。

为此，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八次全会期间，斯大林又要求在土地政策上对作出让步。他说，“战斗意味着失败”，因为“土地革命使军官害怕，仅仅是由于它直接损害了员和军官们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送发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员和军军官的土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群众接受我们的决定”{24}。可是，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反复强调指出：“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是中国革命新阶段基本的、内在的社会经济内容。”{25}直到共产国际“六大”时，还明确规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特殊的任务”之一是“没收地主土地以及教会和寺院的土地。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26}。

可见，这一阶段共产国际有关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策，既脱离中国的实际，又自相矛盾。一方面，共产国际为了维持行将破裂的革命统一战线，要求限制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另一方面，幻想通过自上而下地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土地国有”，并要求共产党领导这个运动。

为什么这一阶段共产国际要提出“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迎合孙中山“民生主义”政策，并以此缓和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需要。我们知道，孙中山所主张的“耕地农有”，是在反对剥夺地主，保持古老的土地关系的基础上，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现象，建立土地储备，然后再分给农民耕种。而是信奉三民主义的，如果按照三民主义来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也许能够缓和统一战线内部的尖锐矛盾。正是这样，鲍罗廷才认为，“取得胜利后成立的政府，为给无地农民和佃农分配土地，将建立土地储备”，这些土地将由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以及那些不干农活，部分经商，部分担任国家公职，并向农民收取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的有产者的土地构成{27}。

由于共产国际主张的土地国有化，如季诺维也夫1927年4月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谈到的那样：土地国有化，在孙中山的第一个纲领中也有这个要求，但对这一要求必须真正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解释{28}。其本质与孙中山主张的土地国有化相去甚远。事实上，到大革命后期，无论是实行“耕地农有”，还是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土地政策，都无济于事了。如时任中央农民部顾问弗兰克所警告的那样：“进行任何反对地主的宣传都是策略性的错误，因为那样做会使地主在农民之前先组织起来。”{29}

第二、是执行教条主义，机械地搬用俄国革命经验的结果。斯大林指出：列宁在1906年就提出了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口号。他说：“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土地私有制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而对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就不能这样说了，在这些国家中，土地私有制的原则在农民的头脑中还不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俄国，农民有一个时候甚至说土地不是任何人的，土地是上帝的。”{30}

显然，斯大林把在俄国实行的“土地国有化”的口号照搬到中国，是脱离中国国情的，他们对中国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深切愿望估计不足，引起了中国农民的误解，由此也影响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正确的土地政策应该是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而不是什么“土地国有化”。

同时，共产国际还令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土地革命时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它要求中共站在运动的前头，领导农民“从下面以‘平民’革命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又强调“共产党还应当在政府内部实行一种能由政府本身发动土地革命的政策”。显然，这是相互矛盾的。

综上所述，1921―――1927年共产国际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土地政策是教条主义的产物，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共产国际政策指导上的失误是这一时期中国农民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其经验深刻地告诉我们，要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必须从中国农民的实际出发，通过不断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农民问题。

注释：

①{13}《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296页。

②③⑤⑥⑦⑨{1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95、283、226、240、61、741―742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3）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⑧《列宁选集》第1卷，第771页。

{10}{12}{19}{20}{22}{23}{25}《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82―83、139、157、270―273、276―284、325页。

{11}{14}{15}{16}{17}{27}{2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0―1925）第1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257、424、418、424、515―516、451、516页。

{21}《处于反对地位的》（1927―1935），引自《黄淮学刊》1990年第2期第73页。

{2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第5辑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59页。

{25}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53页。

{2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第5辑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30}《斯大林全集》，第11卷，1955年7月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