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的梦想

一

虽然我每天都在好莱坞大片里看到许多黑人明星，并以他们为偶像，当我外出归来发现自己家对门住着一对黑人夫妇时，我还是大吃一惊，许久也回不过神来。

我租住的是一个小高层的住宅楼，楼有些旧了，房租相对低些。这种小高层是两户一个电梯，楼与楼之间间距很宽，采光通风很好。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时不时地需要去外地散散心。这天早上，当我从外地回来，找出钥匙开门时，对面人家的门开了。我回头看了看，半天合不拢嘴――竟然是一个黑人。

就在我惊疑未定时，那黑人对着我展露了他晶莹的白牙：“Ｈｉ!”他主动招呼我，我下意识地也对他点了一下头：“Ｈｉ!”他并没有打算要下楼或者关门的意思，而我则推门而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说中文，惊疑之下，我也不记得一句半句英文，所以就那么僵持着。

就在我尴尬地对他再次露齿一笑，准备将门关上时，他才又说了一句我根本听不懂的话。我微张着嘴，他又说了一次，我突然想起他刚刚说的那三个字有点像汉语的“对不起”。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说的真的是“对不起”三个字，但他全念成了第二声，而我又心神不定，自然没听懂他的话。

我对他鼓励地笑了笑：“有事吗?”他又用他那全是第二声的汉语，边比画边一字一顿地说：“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到煤气公司叫一罐煤气吗?”我长舒了一口气，拿起电话给他帮了这个忙。他连连对我说：“谢谢，谢谢!”他说的汉语里，这两个字最好懂。

二

我看过许多留学国外的人的文章，都是说黑人怎么穷，怎么无赖，怎么样在美国欺负亚洲人的。所以，下意识地，我对对面这个黑人有一点提防之心，但我也并没有太多虑，因为按照以往的邻居规则，我与对面邻居的交往，都限在楼梯间。关上门，我们便是完全不相干的人。而与这个黑人，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则，尽量连楼梯间的交往也免了。

这天我在楼下一进电梯，发现只有那个黑人在里面，我犹豫了一下，但他友好的目光让我无法再退出去。我硬着头皮找了一个离他最远的距离，仰望着楼层指示灯，希望快快到十六楼。

然而黑人并不打算让电梯里的相对成为默然，他首先开了口：“你好，我叫毛姆。请问你叫什么?”我牙痛似的咧咧嘴：“我叫郑济!”他重复一遍：“成绩?很好的一个名字!”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他，成绩就成绩吧，何苦跟一个老外较真呢。

我们一起出了电梯门，他往左走，我往右走。当我们以同样的速度打开门时，我听见了他那边屋里发出一阵轮子转动的声音对着门口而来，我不由自主地回头一看，门开处，一张轮椅赫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而轮椅上，是一个女黑人。这一回头，我的视线便被那个女黑人牢牢地吸引住了。因为她看起来是那样奇特，身形奇小，她的脸大概不够我一只手掌宽。就算这会儿她不在轮椅上，给人的第一感觉也会是，这个人太不健康了。

女黑人好像已经习惯了惊异的目光，她对着我的目光里充满了微笑。毛姆吻了她一下后，为我介绍：“这是我太太，珍妮。”

珍妮的汉语比毛姆好多了，她邀请我：“有时间请来屋里坐坐，喝杯咖啡。”我一边点头，一边从打开的防盗门里看见了他们家一尘不染的地板，我不由得赶快闪进去，并关上了门，我担心他们看见我家里一片狼藉。

三

毛姆在离我们小区很近的两所学校做英文老师，而珍妮则待在家里。每天早上，天刚亮，一定能听见轮椅从对面屋子里滚到电梯的声音，有一次我起身到阳台上清醒一下头脑，正好看见毛姆推着珍妮慢慢地在小区花园里散步。还有晚饭后，我如果去散步的话，总是能遇到他们两个。看见毛姆高大的身子，弯着腰推着轮椅，还时不时地凑到珍妮的耳朵边说着话，直到引得珍妮发笑的情形，我总是会想：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走在一起?又是什么让他们不离不弃?

不久后的一天，我去管理处办事的时候，听到了住在毛姆楼下的住户在投诉：“每天楼上都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搅得我们日夜不安。”管理处的主任便对我说：“小郑，正好你去跟他们说一下，我就不上去了，我听不懂他们的话。”

对于这个意外的任务，我竟忐忑不安起来：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去告诉她不要每天在屋子里弄出响声，这是不是太苛刻了呢?

珍妮看见我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欢呼：“太好了，郑，我一直盼着你来呢。”语言也许可以言不由衷，但是眼神却不可以，她的眼神里写满真诚。

我跟着她转来转去的轮椅，帮她煮好咖啡。端起咖啡的那一刻，珍妮说：“每天一个人在家里，我太寂寞了，你能来我家，我真高兴。”我只好干干地笑，如果不是今天有任务在身，我大概自始至终都不会跨进这里。

珍妮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个十几岁的未曾发育的孩子。她笑笑说：“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会坐在轮椅上?”我被她看透了心思，不好意思地笑了。她大大方方地说：“我得的是一种家族遗传病，病名很古怪，病名的汉语我不知怎么说。但是，这种病引起我的肌肉萎缩，首先便是下肢，然后才是上肢。所以，我已经坐在轮椅上许多年了。”我眨眨眼，小心翼翼地开口：“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不远万里地来中国呢?一路上多不方便啊。”珍妮笑了：“来中国是我最大的梦想，从我十四岁时就开始做这个梦。”“十四岁?”我看了看他，不知道十四岁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她继续解释：“十四岁那年我的病开始发作，我每天都只能待在屋子里，那一年，我学会了看书，从书中，我知道了在地球的东方有一个国家叫中国。书里描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美食、刺绣、陶瓷，还有许多神奇的传说。就在那一年，我对自己说，我这一生一定要去一趟中国。”

我呆住了，遥想着在美国的某个地方，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因病躺在床上，她无视自己一天天萎缩的腿部肌肉，立下决心说自己一定要去一趟中国。这种疯狂的想像，我不是没有，但那还是处在分不清现实还是梦想的幼儿期，就好比说自己要去做超人，自己要去少林寺学成天下第一的武功一样，只能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而已。而我面前这位肤色黝黑的美国姑娘，竟然在若干年后拖着她的轮椅，真的漂洋过海来到了这块土地上。

一定是我太过惊愕的表情让珍妮觉得十分兴奋，又或者是她已经很久没有找到人聊天了，她兴致勃勃地问我：“你一生中最执著的梦想是什么?”我端着咖啡，那一刻舌头竟然僵住：现在的我，还有梦想吗?好像没有了，我只是在疲于应付生活，偶尔停下来喘息一下，喝一杯咖啡提提神而已。珍妮不解地问：“怎么，你的梦想都实现了吗?”我努力寻找自己思想中的亮光，然后勉强地说：“现在，我想找一个人结婚，爱我的人。”说完这些，我不禁黯然，这不过是我随手抓来的一个想法而已。

然而珍妮并不以为荒诞，她连连点头：“这是所有女人的梦想吧。那时候刚认识毛姆，我就有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梦想：与毛姆结婚。”这一次，我不再表现出意外的神情了。我觉得，在珍妮的世界里，有许多东西是我所无法猜想得到的。

接着，珍妮絮絮叨叨地说起她与毛姆的故事。珍妮二十五岁的时候认识了毛姆，当时，她已经大学毕业，在一家语言学校学汉语。毛姆的姐姐就在那家语言学校做清洁工，而毛姆中学毕业后便在开货柜车。当两个人相爱的消息传出后，遭到了珍妮家人的强烈反对。在美国，门第观念一样是有的，珍妮的家族是当地一家有名望的富有人家，而毛姆却是个与姐姐相依为命的孤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珍妮的家人认为，毛姆之所以要与珍妮结婚，一定是看中了她名下的财产。

那是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在困苦交加时，珍妮一丝一毫也不曾动摇过，她想：我一定要嫁给毛姆，成为他的新娘。

结果，这场婚姻的前提条件是：珍妮放弃名下的财产。珍妮一开始不肯这样，但毛姆说：你是我的妻子，我有责任也一定能养活你。毛姆还说：我要帮你完成你的梦想，我要带你去中国……

珍妮笑盈盈地：“你看，我的两个梦想一齐实现了。”

这时候，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敲开她家门的真正目的。我对珍妮由开始的好奇与可怜已经变成了由衷的敬佩。我不由得问了一句：“那么，你还有什么梦想?”珍妮神秘地笑着，说：“我想学刺绣，到时回美国去为一些专门的商店提供刺绣制品。”

我看了看她正明显地呈现着萎缩状态的手臂，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沉默了一会儿，我柔声说：“你可以去试一试，我会帮你留心，看看有没有刺绣的师傅收徒弟。”珍妮幸福地笑起来：“我知道广东这里会刺绣的人很少，但是湖南与苏州那一带会很多。明年我们会去那边生活，我一定能找到师傅的。”

我明白地点点头。珍妮神往地说：“如果学会了刺绣，那一生中的三个愿望也都实现了。就算是三十岁去世，也能无憾而去了。”我急忙按照习俗“呸呸”了两声：“好好地，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珍妮不解地问：“什么话?”“三十岁去世这样的话。”珍妮笑着，有些无奈：“家族里，每一代都有一两个人与我遭遇同样的命运，他们最长的也只活了三十五岁。”然后惆怅地道，“我今年二十八岁了。”

这一次，我真的不知该说什么。明知自己活不过三十五岁，却不肯向生命妥协，依然从容不迫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再树立，再完成，再树立，让短暂的生命绚丽如花。面对着这样旺盛的生命，难道我们不该汗颜吗?

那天，我到底还是忘记了敲门的初衷。

第二天清晨，当我在阳台上看见他们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小区里时，才忽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听见轮椅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原来他们已经在轮椅的轮子外套了一层厚厚的橡皮，这样，滚动起来声音就小多了。

几个月后，珍妮联络到了苏州的一名刺绣师傅。半年后，也就是学校刚放暑假，毛姆便携着珍妮去了苏州。算起来，现在的珍妮，应该已经在美国的佐治亚州――她的故乡，开始了她的刺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