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与沉默

1644年，英国作家约翰・弥尔顿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论出版自由》一书后，出版自由为人民反抗封建压制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被列宁誉为“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然而，300多年来，当人们了专制，建立了民主自由的制度之后，金钱的力量使人们的言论自由部分走向反面，甚至出现了“言论沉寂化”现象。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言论自由的“双刃剑”现象：

一、出版自由：个人表达思想的权利

1643年，英国国会宣布恢复特许制，规定国会有管制出版的最高权力，并且实行出版检查的措施。1644年，英国作家约翰・弥尔顿因为出版书籍引起纠纷，被传唤到国会答复质询。弥尔顿在回答质询的时候，长篇大论地表达了自己关于出版自由的思想。弥尔顿的答词被印刷成小册子，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出版自由请愿书》，后来被译为几十种文字在全世界流传，中文版译名为《论出版自由》。

首先，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指出：“我们所希望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们的共和国从此怨声绝迹，世界上没有人期望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深入地思考和迅速地变革，以便达到先哲们所希求的最大限度的人权自由。”所以，弥尔顿所渴求的言论自由首先必须建立在国家民主的基础上，只有在民主的国家政权中才能“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人民才能享有言论的自由。他认为，出版检查制度以其专制主义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无疑是对思想的谋杀：“杀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造像；而禁止一本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人们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在这里，弥尔顿根据《圣经》中所说的人是仿照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说法，故而用所谓的“上帝的造像”来指称人的“理性”。而出版检查制度的建立，就是通过对出版自由的扼杀而对自由思想进行的大屠杀。因此，弥尔顿认为获得自由的途径是“深入地思考和迅速地变革”，人民要自由，必须斗争，通过斗争来变革社会，废除特许制及一系列钳制人民思想的制度，才能“达到先哲们所希求的最大限度的人权自由”。

说到底，出版自由就是一种个人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没有表达思想的自由，也就没有自由的思想。所以，出版自由的边际，就是个人思想自由，这是一种以“良心”为边际的自律性边际。或许，用“良心”来作为出版自由的边际，的确带有某种唯心主义的色彩，所谓“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关于恶的认识和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如果我们想探索罪恶与虚伪的领域，又有什么办法比读各种文章、听取各种理论更安全呢”？这就将出版自由的重要性与自由思想的批判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出版自由成为表达自由思想的个人权利保障。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以个人良知为出版自由的边际，也就具有了合理性。

从弥尔顿对于自由的反复探讨中，可以看到的是，坚持出版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个人权利。这一权利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又决定于专制检查制度的消亡，出版自由不仅表现出个人自由的真正实现，而且保障了自由思想的最终产生，出版自由以体现“人类美德”的“良心”来进行自律，从而出版自由得到属于自己的自由边际。

二、表达：人民斗争的利器

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弥尔顿首先举起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大旗，对专制主义的书报检查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到了18世纪，弥尔顿这种建立于“天赋人权”基础上的“出版自由”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得到卢梭、米尔等思想家的进一步丰富与解释，而且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制定并通过了《人权宣言》，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把新闻与出版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固定下来：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作和出版自由。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或出版之自由。

从新闻自由口号的提出到产生法律成果，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一切，尽管是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然而其在历史上所具有的进步意义是不可否定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列宁曾经给予“出版自由”口号如此高的评价：“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

三、沉默：弱者不能说话

当人民用言论自由作为武器，了专制，取得了民主的进步之后，以法律形式将言论自由规定下来后，言论自由却部分地走向反面，甚至出现了“言论沉寂化”现象。

在美国，第一修正案要保护的就是个人的自我表达，同时这种保护的另一面也构成了对于政府的严格限制。这一点通过第一修正案的字面就看得出来，“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当政府给予公众、给予媒体充分的自由，并且以国家宪法这一最高形式保护言论自由之后，市场却成为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公众自由权利的表达。在这只手的操纵之下，公众听到了一些声音，同时却听不到另外的声音，而这些听不到的声音大多来自穷人、女性等弱势群体。弱者言论自由的表达权被无情地剥夺了，出现了“言论沉寂化”现象。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因为美国是一个商业利益为上的社会，其新闻所有制为私有制。媒体直接受法律制约，政府无权直接干涉新闻。一个私营的新闻媒体是不受政府经济控制的，这当然是好的一面，但它仍然会受到滋生其中的经济结构的抑制。新闻媒体的产权所有者都在寻求最小成本和最大收益。简而言之，他们都渴望盈利，而且他们对报道什么、如何报道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这一盈利的期望。

于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围绕受众疯狂地抢夺市场。很多情况下，媒体会采用人情味和煽情手法去描写有关性、丑闻或犯罪，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不可否认，这种为抢夺市场的激烈竞争往往导致了市场对于出版自由的较大影响和限制。因为人们这时通过媒体所听到的声音已经经过了“商业利益”的过滤。那些不符合“赚钱”标准的“声音”被无情地过滤掉了。而在这些被过滤掉了的声音中，大多数来自穷人、有色人种、妇女等弱势群体。毕竟，这些弱势群体既不能给媒体带来好的收益，也不能成为消费高档商品的潜在客户，于是他们说话的权利慢慢被剥夺。

四、行动：国家介入，保护弱者不再沉寂

在美国，无限制的自由并不能带来每一个人自由说话的权利，反而强化了强弱的分化，将弱者置于言论竞技场的弱势地位，而且产生“沉寂化”弱者的后果。例如，富人在传媒中如此具有支配性，以至于公众实际上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其结果是，穷人的声音可能被完全淹没。

因此，美国著名学者欧文・Ｍ・费斯说：“在这种情况下，威胁言论自由的行为者并非国家本身，也无须国家卷入。一味地放任每一个人自由地表达自己，并不能带来社会中各种成员获得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机会。通过对于美国仇恨言论、出版物以及竞!捐款等领域现状的分析，我认为自由主义派的言论自由反而带来某些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穷人等)没有能力或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形成了言论‘沉寂化’效应。”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１651年，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就出版了《利维坦》一书，他在承认人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提出只有在平等的国家里个人才能享受最充分的自由。

那么，在一个民主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在国家对出版自由的干预不是为了压制人民的声音，而是为了保护人民，特别是处于弱势群体的人们的声音时，国家干预已经不同于弥尔顿时期的封建压制，而是具有了提供平等机会的意义。因此，许多自由派人士呼吁国家的干预。要求干预的理论是：培育全面、公开的辩论是一个对国家而言可允许的目标，这种辩论确保公众听到所有应该听到的声音。国家为了推进一个有价值的公共目标来行使它的政策权力，从而保护弱者的声音，要求强势者的言论不会淹没或者损害弱势者的言论。此时国家权力的行使恰恰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确定目标――平等。国家应当使用相当的权力来促进民主社会的核心目标――平等，从而促进出版自由本身。

有种观点认为，国家是自由的天然敌人，正是国家企图压制个人的声音，因此国家必须受到制约。这个观点相当有洞见，但是只说出了真相的一半。的确，国家可以是压制者，但也可以是自由的来源。

在某些情形下，国家机器会试图压制自由和公开的言论，此时，第一修正案的确是制止或防范这种国家权力滥用的可靠机制。但是，当国家以外的权力正压制着言论，例如美国社会中的金钱，那么国家必须采取行动，来增强公共舆论的活力，从而拓宽公共讨论的条件，以此使得普通公民能够明白他们面对的问题，知晓各方所持的观点，从而自由而充分地追求他们的目标。

因此，作者认为，有些人把国家视为自由的天敌的观点显然是以偏概全。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完全可以成为自由的朋友，因为它可以通过分配公共资源――例如对公共基金的适当分配――改变沉寂化效应。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国家可以发放扬声器给一些弱势群体，从而让他们的声音能够广为人知。政府必须出台一些政策来保护弱者的言论自由权利，从而增进全社会的言论自由，绝对不能放任自流，公然地让金钱成为禁锢言论自由的枷锁。

约翰・弥尔顿提出的“出版自由”的口号是全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市场化的浪潮，媒体垄断使出版自由受到金钱的控制，充斥了富人等强势群体的声音，弱势群体的声音趋于“沉寂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充分干预，保护弱者，创造一个平等的发言环境，使每一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