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的政治

摘 要：重庆谈判是抗战结束以后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对战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影响。本文力图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结合一些历史材料，对国共双方进行谈判的目的及政治利益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共产党 博弈 利益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威胁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因素开始减少，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第一次需要得到伸张和保障，但是却因为美苏两国对中国的干预以及一党专治的野心而失去了和谈的真正意义。上演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剧。重庆谈判在某钟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虽然也有不少研究重庆谈判的论著，但是大多集中于重庆谈判的动机、结果、背景、美苏等国际大国对重庆谈判的影响等历史层面的研究。而对其政治利益层面的研究则较少。本文试图用博弈论的方法就国共谈判的政治目的、利益以及双方运用怎样的策略来进行博弈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政治学的博弈论视角

政治学是研究公共权力的形式及其运作规律的科学。政治产生的原因是利益的冲突。社会生活中充满了矛盾与妥协、冲突与合作。博弈论正是分析利益冲突的构架。“博弈”（GAME）一词是指某些个人或组织做出相互有影响的决策。博弈的结局，不仅取决与本人或本组织的行动，还取决于对方或其他方的相应行动。就像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冲突与合作，就要在全方位的了解各个参与者的策略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有利于解决矛盾的方案。因此，博弈论（GAME THERY）又叫对策论。在一场政治博弈中应具有如下要素：第一、局中人，就是你选择谁作为你的对手进行博弈。第二、资源，从政治博弈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有金钱、权威。从军事博弈的角度来讲，就是要有作战的武器装备等。第三、策略，要有经过周密计划的操作步骤和应变招数以及让你的对手预料不到的制胜手段。第四、规则，就是博弈要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第五、目标，即在这场博弈中，你想从中获取哪些利益。政治博弈实质上就是局中人运用他们的资源，在一定规则范围内制定对策以达到他们的目标。博弈的核心就是策略的运用。每一位局中人都要设计一套策略或行动计划以使赢得的机会最大化，损失的机会最小化。局中人制定策略时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目标和资源，还要考虑到他人会如何行动。政治博弈的策略运用也要根据博弈进行过程中的复杂变化进行调整。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不只是处于总体冲突状态，更多的是呈现冲突与合作的状态，当追求的目标单一的时候，局中人处于总体冲突之中，双方都会制定争取全面胜利的策略，这种博弈叫做零和博弈。即一方参加者的所得恰好为另一方的所失。如选举、战争。而通常的情况是双方追求的目标有几个，而且双方可能存在某些共同利益。所以，双方都会采取讨价还价的策略，希望在共同利益的目标上能进行合作。此时，一方参加者的所得不再恰好是另一方的所失。这种博弈叫非零和博弈。局中人在制定策略的时候要考虑对方或其他方的策略来指定自己的博弈方案，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通常情况下，局中人不能明确的了解到对方的策略，只能猜测对方有可能实施哪种策略，经过权衡利弊，制定最有利于自己或全局的最佳博弈方案。这就是博弈论的经典理论“囚徒困境”。政治学的博弈论视角实质上是以利益为着眼点，局中人都只分析制定怎样的策略才能谋求利益。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考虑应制定什么样的策略才能获取正当的利益。

二、重庆谈判的基本情况介绍

重庆谈判是共产党和的最高领袖于抗战胜利后，就国内局势以及和平、民主、建国等问题在重庆举行的重要谈判，也是国共两党历史上举行的首次最高层次的政治谈判。抗战胜利后，在加紧内战军事准备的同时，又玩弄“和平”的政治伎俩，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三次电邀赴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决定派、、王若飞赴重庆。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直接同就两党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谈。9月3日，中共代表首先提出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之基础，结束党治，确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等11条谈判方案，争取了谈判的主动。拟出《对中共谈判要点》，两方案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政权和抗日武装的承认与否。谈判过程中，方面始终没有提出任何积极具体的方案，而是顽固坚持所谓“中共不能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否则就是破坏政令统一”等苛刻条件，借以否认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给谈判设置障碍，进而使双方谈判限于停滞。为争取和平，粉碎企图将内战之责嫁祸于中共的阴谋，中共在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等利用各种渠道和机会，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友好，从道义上争取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在军事上，中共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坚决打退了对上党、平汉一线解放区的进犯。中共灵活的政治进攻和坚决的军事自卫，迫使再次回到谈判桌上。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经过国共两党多次谈判，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

三、博弈论视角分析重庆谈判

这虽然是一场为了争取和平而进行的谈判，但是两党都是为了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争取各自的党派利益而进行的博弈。而且由于美苏两国对重庆谈判的干涉，使博弈变得更为复杂。我们从政治博弈的要素来看，从方面来讲，选择的对手是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潜在的盟友是国际力量和国内民众。资源是在国际国内的威望以及他所拥有的军队和武器装备。目标是通过和平谈判来掩盖内战，同时争取时间调兵谴将，做好内战的准备和部署。策略是邀请共产党来重庆和平谈判，表面顺应国际大国和国内民众反对内战的愿望，但是秘密的完成全国范围内的军事部署，寻找对共产党军事力量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有利时机，以便最大限度的寻求自己的优势，最后孤立并削弱共产党。由于想借助美苏两国的援助来达到他的一党专治的目的。所以重庆谈判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共两党的之间利益的争夺，它还涉及美苏等国际大国的国家利益等多重利益的争夺。

（一）邀请重庆谈判的目的及博弈策略

和平谈判这个策略也是他在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共产党的心理和军事实力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形势分析：从国内形势看，经过八年的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举国上下要求民主和平的呼声此起彼伏，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派甚至内部均有人反对再次发生内战。从国际形势来看，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从国民政府来看，八年抗战已使正面战场的国民政府损兵折将，实力大耗，而且国民政府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的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从中共方面看，当时中共已统治了华北十大省大部分，内蒙古东部，绥远、山西、河北、山东及江淮的大部分地区也在中共的掌握之中，实力非同当日，政治势力不容小看。心理分析：他认为没有勇气来重庆，如果不来，就输了，证明缺和平的诚意，就可以借机把内战的责任宣泄到共产党身上，并且又能赢得人民的支持。避免了各方面舆论的压力。即使来到重庆，一方面可以用“和谈”来麻痹共产党，另一方面，中共有可能迫于国际方面的压力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如果通过谈判就能达成共识，自然很好，如果达不到的目的，此时打内战的准备也基本部署周全了。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在调兵谴将的同时，亦发动和平攻势。他认为只要设好这个博弈局就能达到目的。在这次博弈中，顽固的坚持内战、独裁为一体的政策。他认为这次博弈是零和博弈而且是一次性博弈。所以，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最佳策略。无论来不来，都会大获全胜。他分析和谈与内战的利弊是这样的：

1、邀请和谈，不同意，则不战而胜。

2、邀请和谈，同意，可以拖延时间，为内战做部署。

3、内战，同意，军事力量分散，没有把握胜利，不敢冒险。

4、内战，不同意，此时国内外都不同意内战，不顾民意，则会失败。

虽然和平谈判对来讲是一个最佳策略，但是实际上他却输了这场博弈。是因为最佳策略能否发挥最佳效用要取决于与他博弈的对手对他的策略所做出的回应。谈判并没有像所期望的那样进行，这种谈判的艰巨性使逐渐对谈判失去了信心，所以他坚持内战，不断增加军事行动，而没有对谈判策略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战略。所以最终以失败告终。

（二）赴重庆谈判的原因及博弈对策

针对先发制人，大搞“假和平、真内战”的博弈策略，对去谈判的利弊也做了深入的分析。有利方面：第一、有利于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近代以来，特别是国共相争以来，内战年年不断，中华民族饱受战争之苦，痛苦不堪，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国，中共是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和全中华民族利益的政党，只要有可能，中共就会尽可能的争取和平。第二，有利于揭露反动派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争取人民大众的支持。第三，有利于中共争取派，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第四，参加谈判，也并不影响中共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不利方面：他知道没有和平的诚意，谈判不会有结果，而且一贯心狠手辣，深入虎穴，安全没有保证。但是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该积极争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果不去则中了的计。所以决定“假戏真做，将计就计”去重庆争取政治上最大的主动权。而且，对反动派反革命的两手设计了革命的两套策略与博弈。一个是谈判策略，一个是战场策略。就谈判对策而言，知道“假和平、真内战”的险恶意图，但是先静观局势的变化，巧用模糊战略，让认为不会去，但是却在第一次邀请他谈判的两周内飞到重庆，弄得措手不及，拿不出和谈方案，使共产党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并乘势而进，先为谈判定下一个宏大的方针：“和平、民主、团结”，为共产党树立了和平和勇敢的美好形象，并把和平建国和承认的合法地位等列入《双十协定》中，虽然的真正目的是内战，但是他先提出的和谈。所以面对提出的一些和平的条款，必须假戏真做，答应和平条件，使中共在博弈中占据主动。就的战场策略而言，在谈判的同时，将实际处于被优势兵力包围的江南八个解放区的军队和干部合法的撤出，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同时，各个解放区军队积极巩固政权，努力恢复发展生产，加紧进行自卫战争的各项物质准备工作，并开展各项“练兵”运动，加强军队的整训工作，努力提高人民军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战斗力。由于谈判过程中态度的变化以及谈判后期的军事行动不断增加，把战场策略调整为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他知道在重庆与握手言和只是表面文章，只是一种手法，另一种手法，也是主要的手法，则是抓紧时机调兵谴将，抢占战略要地，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迫使中共在和谈桌上屈服或以武力打垮共产党，两种手法形式上虽有“台上”、“台下”之分，但是实际上却相辅相成，为的是达到同一种目的：即最终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自恃势力雄厚，趾高气扬，为了对中共代表施加压力迫使中共在谈判中让步，命令阎锡山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向上党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迫使在谈判中就范，深知，之所以不认真谈判，依仗就是他的军事优势，因此只有在军事上击退的进攻打掉的嚣张气焰，才能迫使他真正坐下来谈判。所以，针对在谈判过程中战略的变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支持我军在前线狠狠的与的军队对抗，我军在和邓小平的指挥下，给、阎锡山一个迎头痛击，阎锡山在上党战役中元气大伤，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上党战役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第一次正式交手，就给一闷棍，这一仗狠狠的打痛了，最终迫使他同意签订《双十协定》，对谈判桌上的斗争起了直接有力的配合作用。正是能透彻分析的战略，并且能够制定有利的对策给予回击，所以使赢了这场博弈。

（三）美苏反对中国内战的原因

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它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在世界的统治地位。为了控制中国，扶蒋，是战后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从它的全球战略出发，美国要以政府作为侵略控制中国的工具，蒋政权也要以美国的援助作为靠山。在这个基础上，美蒋进一步勾结起来。但是美国也不同意中国内战，首先，美国对能否取得内战的胜利并没有把握。其次，一旦中国爆发内战，将招致苏联的干涉，中国内战将为苏联扩大在华影响提供机会。再次，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军事力量虽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美国的手也伸到了全球各地，他所承担的“义务”与其力量之间显然是有差距的。而且日本派了几百万的军队，花了十几年的工夫也没有征服中国，美国自然也不敢贸然把军队投入中国的内战。因此，美国设想，让中共参加一个以为首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1945年春的雅尔塔会议前后，为了换取美国对苏联控制中国东北的支持，斯大林曾多次向罗斯福表示，苏联赞成美国的对华政策，赞成在的领导下实现战后中国的和平统一。在同年的7、8月间举行的中苏谈判中，政府的代表一再提出，苏联应当援助领导的国民政府，不应该支持中共。斯大林迫于中国在外蒙古独立等问题上让步，慨然答应了的要求，并同意将次允诺作为中苏条约的附件公诸于世。其实，苏联与美国一样，都是出于自身全球战略的考虑不希望国共过早的走向内战。

美苏出于它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干涉国共谈判，加之一党专治的野心，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美苏勾结，使重庆谈判彻底丧失了和谈的真正意义。

四、结论

重庆谈判不仅仅是国共双方为了解决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的关系而使用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是国共两党以及美苏两个国际大国为了争取各自的党派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进行的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对抗。我们要理解这场博弈，首先要知道，人性是自私的，他们都是在为了谋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而进行合作或对抗。虽然重庆谈判是一个政治事件，但是这场谈判是以利益为着眼点，并且是以获取各自的党派利益而不是全局利益为目的而展开的一场博弈。它用政治诠释了博弈的本质――利益和博弈的前提――人性是自私的。所以，虽然共产党获取了博弈的胜利，但是一个似乎是和解进程开端的重庆谈判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场空前规模内战的序幕。

作者简介：

郭蕊，女，籍贯：黑龙江。工作单位：贵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