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周佩瑶论“学衡派”后面

这部著作是佩瑶六年前的博士论文，经过五年的推敲和磨砺，终于成书问世，我为她高兴，也为鲁迅研究加入年轻的学者庆幸。六年前我有幸参与这篇论文的匿名评审，随后又忝为评委，不仅得以先睹为快，尤其得以听到诸位评委的评论和她的导师王富仁教授的总结。我认为，这是一篇堪称优秀的博士论文。

当正式出版之际，佩瑶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欣欣然之外，很是踌躇。考虑再三，先和富仁兄商量，再和作者沟通，决定请她的导师写一篇大序，我写篇读后感，夸大一点说，就是“后序”。富仁兄知我谅我，慷慨俯允；佩瑶也开怀大笑，不亦乐乎。我于是请佩瑶把书稿的电子版发给我，我好把字放大，再拜读一遍。子曰：“温故而知新”，不“温故”是无从着笔的。

花了近一个月，当年的好感复活并更加浓烈起来了。

如今的博士论文，是有一套规范的。评审也有一套规范。“评议”规范印在《专家评议书》上，形同填空题。比如：

一，论文选题及研究成果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论文的结论是否正确，研究成果有无创造性；

二，申请人对本研究领域文献资料的掌握程度，论文的写作水平及表现出的学风；

三，质询申请人的问题，请务必写明是否同意该学位论文进行答辩。

而其中的“应用价值”，在文学论文，尽管是博士的论文，实在难以证实吧？鲁迅青年时期就认为：“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绝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到中年，回忆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可见这种功用，是“转移性情”之属：“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那么，文学，文学研究，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软实力”。有如《诗经》所吟唱：“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可想而不可即也。何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仅时程长，而且效应复杂。今天距鲁迅最早写的论文，已经超过百年，固然有信奉的人，多多少少、深深浅浅实践的人，但诟病与攻击的又何尝少呢？要衡量鲁迅著作的“应用价值”，怎么定论呢？鲁迅尚且如此，遑论当今的一介博士？

至于“结论是否正确”，更是天方夜谭。鲁迅有言：“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最鲜明的例证是关于《红楼梦》的命意。鲁迅指出：“《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罣有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像我这样的后死者更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家看见阶级斗争！哪一个正确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吧。但我们中国的特色，是任何一个问题，都讲究唯一的正确的“标准答案”，从小学开始就给予“标准答案”的教化，而大凡出现一个“我说了算”的人物，“标准答案”是变动不居的：哪一个“正确”呢？“不争论”吗？其实就是一种无言有行的“争论”。还是让博士们畅所欲言，不顾忌“正确”与否好吧？

先师王瑶先生教我写论文，说：写论文与写专著不同。论文是独立成篇的。有三种情形。人云亦云的不能写，也不要写；要有新意，要能够自圆其说；力求得到公认，这非常之难，是最高的追求。 《学衡》杂志第13期

佩瑶的论文，当年不仅做到了“自圆其说”，而且获得了匿名评审专家的一致肯定和评委们的认同。我想，这是她下了真工夫，认真通读了《学衡》的全部作品，编辑了主要撰稿者的作品目录；考订了它的主要发起人的简要生平，以及《学衡》出世与终结的全过程。自然，并且梳理了当时它对于新文学的批评以及新文学倡导者对它的反驳与不屑。资料充分而翔实，经得起人们复核。资料是论文及著作的基石。地基深厚而坚固，大厦也就成功一半了。

我看重并喜欢的是佩瑶回答了应该回答的问题：即：是什么或有什么？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要论“学衡派”，首先是“谁是学衡派”？这自然离不开《学衡》这刊物。但在《学衡》上发表文章的就是“学衡派”吗？即使一个同仁刊物，“同仁”未必完全“同心”。诚如论文所说：“同一社团之内的人，其思想倾向和文化主张并非必定一致”。当流派研究风行的时候，一个流派的领军作家有一个精妙的比喻，说文学流派不是豆荚，粒粒都是同样的豆子。其次是它的宗旨，它的主张。再次，它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宗旨”，这样的“主张”？

这是一个“元问题”，起始的问题。即如鲁迅，对鲁迅研究来说就是一个元问题。谁是鲁迅？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或作家或思想家或革命家）？鲁迅为什么是这样的？又如鲁迅思想，也是一个元问题。什么是鲁迅思想？鲁迅有什么思想？鲁迅思想是怎样的思想？鲁迅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读到的不少博士论文，往往忽略了元问题。因为元问题往往给人“耳熟能详”、“不言而喻”的印象，似乎约定俗成了，似乎无须探究，无须论说，无须界定。实际不然。大量元问题被“不言而喻”遮蔽掉了。习惯成自然，人云亦云，想当然耳。佩瑶把这些思维逻辑所要求的问题一一研究清楚了，论述清楚了，在她自己的思想中。 “学衡派”代表人物吴宓（左）、胡先骕（中）、梅光迪（右）

佩瑶论“学衡派”，完全不囿于新文学倡导者的批评。她根据事实梳理了双方的“异”与“同”。证明“学衡派”希望建设自己的“新”文化。指出它有“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印证，并反过来自觉以中国文化来阐释西方文化的做法，则是‘学衡派’的鲜明特点”，不增恶，不虚美，肯定他们对“新”文化作出的贡献。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研究与结论。看来他们的根本分歧，似乎可以概括为 “人文主义者—圣人”与“人道主义者—文学革命者”的分歧。前者止于“个人”的“道德自我完 善”；后者追求每个人的个性解放，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压迫、歧视、侮辱。前者尊崇传统文化，后者否定传统中的主流的“正统”文化，要建设新文化。前者尊崇“圣人之道”；后者否定古旧的道德，要建设新道德。幸呢，还是不幸呢？由历史所昭示：文化是变动不居的。正如鲁迅所说：“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即如语言的变化，汉字字体的变迁，凡是读书人都看到的，都知道的。谁也没有伟力能够做一个现代的秦始皇实行“书同文”而回到甲骨文；哪怕秦始皇，他的“书同文”，也不过把六国不同的篆书“同”于秦篆而已矣！“圣人”们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也是人间“无事的悲剧”吧？

现在佩瑶将她认真修订的论文出版，我可以放心说一点她这一著作留下的缺失。她未能进一步追问：“学衡派”尊崇的“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西大哲圣贤的‘圣道’，即‘圣人之道’”是什么道？是怎样的道？它的根本特质是什么？它的根本价值观及价值取向是怎样的？古希腊大哲圣贤姑不论，只说孔子。孔子和他的追随者的“圣道”，即“儒道”的根本价值观及其取向是什么呢？《论语》记录的，“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志在从政，志在复兴“东周”，恐怕是不刊的事实吧？那么，他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恐怕是一个纲领，一个宣言吧。那么，孔子的“德政”是什么呢？还是《论语》记录的，“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何等生动！何等贴心！何等会意的一次君王和他的政治老师的对话啊！鲁迅论曰：“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当今明明暗暗为孔子鸣冤的学者，对于夫子的这一设计，又有什么心得呢？倘若学一个孟夫子的“王顾左右而言他”，恐怕不过“圣之时也”之徒而已矣。

再加上《论语》记录的孔子说到的和没说而实做的，对于“女子”的看法，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男女是不平等的，女子是从属于男子的，也不能喊冤吧？那么，孔子弟子，写入儒家经典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恐怕是儒家的根本特质吧？不信？忘记了？那么，请读儒家《十三经》中的一经《礼记》中的一段经，是这样的：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大传第十六》，见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下册第二百七十八页。）

我想：“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就是孔子—孔子的“圣人之道”的纲领，根本特质，基本原则，根本价值观。只有问一个什么是“圣人之道”，才能看清楚“学衡派”的“自我完善”的“道德”的内涵，根本特质，才能明白“学衡派”与“文学革命者”的不能相容的根源。但是“道德”和“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不能看出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看到的是他们之间的“同”，而非“异”。盖凡一个真知识者而不是“伪士”（鲁迅语），都会重视道德，认真“自我完善”的。不幸，道德是极其多元、极其复杂的。时代不同，道德不同；性别不同，道德不同；群体，尤其是民族不同，道德也不尽相同。

最后，想说一句废话。一个人，更别说一个派，思想是多种多样的，是复杂的，乃至可以说是丰富的，如果不从根本特质着眼，不聚焦于根本价值观及价值取向，举其一端，大加渲染，孔子无疑也可以是今天的圣人：《论语》的第一章第一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说得多好啊！ 二一三年一月十三日星期日 天空的囚徒 [西班牙] 卡洛斯·鲁依斯·萨丰著 李 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一九五七年的圣诞节，巴塞罗那阴云满天。达涅尔与费尔明刚解开《风之影》的谜题，准备回归平静的家庭生活，森贝雷父子书店此刻却又遭遇史上最大的危机：书店生意惨淡，连电费都快付不出；达涅尔发现妻子贝亚与前男友巴布罗仍有联系；与此同时，一个神秘人物造访书店，给费尔明留下一条神秘的信息：“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拥有开启未来的钥匙。”达涅尔是否能够信任妻子的忠贞？费尔明如何能恢复失去的身份？“天空的囚徒”大卫·马丁究竟是什么人，与伊莎贝拉又到底是何种关系？多年前的财宝最终失落在何处？而神秘的“遗忘书之墓”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在《天空的囚徒》中，《风之影》与《天使游戏》中的人物命运交汇融合，一切未解之谜在此终于得到解答，而故事，还仅仅只是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