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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十二月，一代史学大家洪业仙逝于美国麻州剑桥。次年五月十二日，哈佛大学东亚历史与文化系著名学者杨联陞在其日记中撰写古体诗《纪念洪煨莲先生》，对其一生志业给予高度评价。诗曰：“康桥岁暮诗重咏，夫子容貌尚俨然。东布春风西化雨，量如巨海德长川。子玄子美功臣并，八十八岁福寿全。文史洪门多健者，先生含笑住钧天。”
近读陈毓贤女史重刊之《洪业传》，洪业先生教育家的真诚和学问家的热情跃然纸上，令人动容，使人难忘。陈毓贤虽非学术圈中人，但她早年曾游学菲律宾、中国台湾和美国，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再加上她的先生是曾经选译钱锺书《管锥编》的美国汉学家艾朗诺，这使她对美国汉学界耳熟能详，以“业余精神”写出了这部形神兼备、相当专业的口述传记。她以质朴无华的文笔刻画了洪业先生“东布春风西化雨”的学术人生。此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前曾在香港《明报月刊》刊发部分章节，当时即受到学人的瞩目和好评。
作为教育家的洪业，名字早已镌刻在燕京大学的辉煌校史中。一九二二年，应老友刘廷芳和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之请，洪业在美国的学业尚未完成，即决定就任燕大历史系助理教授。一九二三年升任燕大教务长。为了摆脱当时燕大寂寂无名的落后状况，洪业曾设法延请名师。晚年，当他回忆起早岁曾在燕大短暂任教的史学家常乃因不拘小节、形象邋遢而被自己轻慢，第二年因此辞职的事情，仍懊悔不已地引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在延请名师提升学术水平的同时，他还在入学、成绩考核等多个环节制定严格规定，提高燕大学生的学业素养。当时在申请燕大入学的诸环节中，教务长洪业的口试最让申请者战战兢兢，而入学后，如果学业不合格，又会被教务长勒令退学——“第一年，四百多学生中有九十三人被迫退学”。为此，他甚至冒犯了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有一位名叫傅泾波的学生，因伶俐圆滑，善于结交各界社会名流，深得司徒雷登倚重，但其学业不佳，被洪业开除。数十年后，司徒雷登对此还耿耿于怀，在其所著《在华五十年》中，仅在一处提及洪业，而在有关傅泾波的相当大的叙述篇幅中，还不具名地提及傅泾波曾引起燕大同事的“疑心”，恐怕说的还是洪业。倒是作为史学同行的胡适，在为此书作序时，特意提到：“在此，我要向那些协助创立燕京大学的中国学者致敬，尤其是洪煨莲（洪业）博士。”然而，洪业对于那些学有潜质、一心向学的学生又是不遗余力地给予帮助。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叫作李崇惠的，学业甚佳，因贫病修学在家。洪业不仅亲自上门，而且向美国朋友募集资金为其养病，后来又送其赴芝加哥大学深造。洪业早年就读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因成绩优异，美国人克劳福德先生资助其赴美留学。自己受了别人的恩惠，便想方设法再施惠于人。著名元史专家翁独健亦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洪业推荐到哈佛燕京学社就读，终成一代学术名家。晚年在剑桥的哈佛，即使没有教授名分，他亦曾以发掘优秀学术人才、为其提供指导为乐。
佛法有“大乘”、“小乘”之别。大乘强调以己之作为，普度众生；小乘则专注于自身的解脱。如以此作不甚恰当的比照，则学问亦可有“大乘学问”与“小乘学问”之分，前者不仅是自己做研究，而且是为学术共同体作贡献；后者读书治学则主要是为了自身之研究。洪业先生的学术研究显然属于前者。陈毓贤说，艾朗诺有关《左传》的博士论文受惠于洪业早年之《春秋经传引得序》甚多，杨联陞教授更是在一九五五年《呈洪先生》的诗作中说“引得惠人功莫大，探研捉贼乐无穷”。胡适说得更清楚：“在他（洪业）的主持之下，燕京大学建造了一流的中文图书馆，而且，他也编纂和出版了精彩的《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和一套非常实用的丛书《哈佛-燕京汉学引得丛书》。”图书馆的建成及图书的扩充，洪业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他不仅为此多次向远在美国的同学朋友募集资金，还亲自采购了大量极其难得的珍贵文献，使燕京图书馆成为当时收书最好的图书馆之一。而《哈佛-燕京汉学引得丛书》则利用有限的经费对六十四种经典文献作了索引，并重新作了标注。这一项目不仅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通过这项工作培养了聂崇岐、王锺翰等一批学有专长的知名学人。杨联陞教授诗“细写长编注史通”、“子玄子美功臣并”，亦是盛赞其晚年移居美国后，在精心撰写《杜甫》（杜甫，字子美）专著的同时，依然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刘知几（字子玄）《史通》的英文译注中，为欧美汉学家研究这部中国史学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浮躁功利的环境中，执著于一己之学问的扎实研究固然值得鼓励，但是在“个人主义”甚于一切的时代，贡献于学术共同体的基础性学术奠基工作更值得赞美和称道。洪先生逝世后，在北京，在哈佛大学，在匹兹堡大学，先后召开了追悼会，数百位中外汉学家济济一堂，纪念这位声闻中外的史学大家，我想，除了自身成就之外，甘为学界奠基石，应该是洪业先生广受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洪业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与学术，前半生大部分时光在中国度过，半生精力献给了燕京大学和中国史学研究，五十三岁后赴美定居，栖身麻州剑桥的哈佛大学，以讲师身份退休。曾负笈哈佛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童元方曾著文为洪先生晚年境遇鸣不平：“他在哈佛贡献心力多少年，却仅以资深讲师兼研究员终其身。他的博士学生们后来在哈佛讲书……洪先生总是为他们解惑释疑，可说是教师之导师，却成了教师之助手。实在说来，哈佛是对洪先生不起的。”其实哈佛对不起的何止洪先生一人，曾经在中国问学多年的方志彤，亦在哈佛任教数十年，他通数国文字，门下学生如名学者柯立夫等皆早早获评教授，而他同样以讲师身份终其身。有人以为，洪先生赴美时，已年近花甲，对于升职不利。而事实上年龄恐非主要因素，哈佛另一位著名教授，丹尼尔·贝尔，他赴哈佛执教时，也年逾五旬。还有人说，当时国内局势不稳，赴美的中国人很多，职位难求，这是事实，但是后洪先生一年赴美的钱存训教授，不仅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个人也荣升教授，门生遍美国。也许还有人会说，洪先生早年未获博士学位，对于晚年赴美跻身哈佛是很不利的（他那一代人，青年留洋因国内大学发展之需不获学位即回国者，并非鲜例，著名者如陈寅恪、傅斯年等一样未获学位）。以上因素也许各有道理，其实，洪先生也好，方先生也罢，未能获得教授职，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与美国大学的学术评价体制有关，它们太看重“小乘学术”了，而轻视了“大乘学术”对学术共同体的潜在的巨大贡献！
当初甫一回国执教燕京大学时，洪业先生即被人认为“洋派”十足。一九三年从哈佛回燕大后，曾有摘下燕京国学研究院牌子的举动。童元方说：“我想他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不是很坚实，所以在外人面前，也多少显现出一种趑趄不前的神情。”其实洪业先生虽然青年时代留学美国，但其早岁曾随侍在举人出身的父亲左右，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并影响一生，不致“趑趄不前”。依陈毓贤的说法，当年洪业先生在燕京摘国学研究院的牌子是因其不满于“国学”研究的视角太狭窄，而他认为做学问应该打破学科藩篱。余英时先生的判断印证了这一说法，他在文章中提到，洪业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读报获知内地“批孔”情况时，情绪激愤，竟在图书馆门前跌跤摔破了头，“可见洪先生虽从小受西方教育，又信仰基督教，但内心深处始终是一位彻底为中国文化所融化了的读书人”。
这个“彻底为中国文化所融化了的读书人”，在遇到外国人损害中国文化的时候，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世人皆知，奥地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谋取了大量的敦煌文献。其实，二人之外，还有一个美国人华纳。华纳系哈佛福格博物馆的馆员，热爱东方艺术，一九二四年曾试验用甘油和纱布将敦煌壁画“搬”到美国。一九二五年，当华纳再次回到中国，准备大规模“搬运”敦煌壁画时，洪业从其学生王近仁（华纳在中国的翻译和助手）处得知消息后，立即亲赴教育部通报情况，最终使得华纳的计划未能得逞，愤愤然空手而归。
洪业先生晚年，夫人先他而去，最喜爱的女儿自杀身亡，过后数年，外孙女亦引火自焚，晚景相当凄凉，杨联陞教授说“八十八岁福寿全”，隐去了他晚年的痛楚。但他一生为教育，为学术，培养了郑德坤、齐思和、瞿同祖、周一良、杜洽、冯家升、聂崇岐、翁独健、王伊同、陈观胜、房兆楹、杜联、王锺翰、侯仁之等这么多熠熠生辉的知名学者，“文史洪门多健者，先生含笑住钧天”，确是再恰当不过了！
悲恸之地
王安忆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王安忆中篇小说系列由著名作家王安忆亲自编选。该系列按照故事内容和背景的不同共集结为八卷，分别为：《文工团》《“”轶事》《大刘庄》《岗上的世纪》《弟兄们》《悲恸之地》《香港的情与爱》《爱向虚空茫然中》，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完整收录王安忆创作至今的中篇小说近四十部，包括其经典名作“三恋”、《叔叔的故事》、《骄傲的皮匠》、《我爱比尔》、《小鲍庄》、《乌托邦诗篇》、《妹头》、《月色撩人》等，是迄今为止最全的王安忆中篇小说集。
《悲恸之地》一书多写生活在上海滩的市井小民，收入《阁楼》《逐鹿中街》《骄傲的皮匠》《悲恸之地》《好婆与李同志》五部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