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团的女孩子们

上海有条虹桥路，不仅集中了许多高尚住宅区，而且还藏着著名的上海歌舞团。庭院深深，杨柳堆烟，几幢独立的小洋楼，给人很多的遐想。一阵银铃般的说笑声掠过，正巧有一群舞蹈团的女孩们走出大门。在平常人的印象里，歌舞团的女孩子们个个都穿戴得光鲜靓丽，珠光宝气的；她们开着宝马，或者有各种名车来接送……而事实上，她们绝少开车，甚至很少坐出租，更多的时候就是在单位门口的公交车站候车。至于夜幕下的灯红酒绿，简直与她们无关，因为她们要么是在舞台上演出，要么是在排练厅排练。

歌舞团的女孩子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们和其他同龄女孩有什么不同，她们离我们理所当然的想象到底有多远？

经济：8000元学费，1000元工资

没有人会相信她们的收入只有一二千块，和那些一夜成名的演艺明星相比，舞蹈演员是最清苦的。即便是在上海歌舞团这样的大团、事业单位，她们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一千多元。工资之外的收入就是演出费，大型演出每场三四百元，小型演出每场二三百元，因为是事业单位，她们还必须接受很多进学校下社区的露天演出任务，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每场一律一百元。有人说她们不是可以走穴吗？其实真是冤枉她们了，几乎每个晚上她们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排练。

收入虽然少，但是演出多了，照理说名气应该会很大。她们是大型原创舞剧《野斑马》的演员，前不久她们还参加了世界各地的巡演，获得了一致的好评。陈飞华，上海歌舞团、东方青春舞蹈团团长，是《野斑马》演出团的带队队长。在他看来，这样的演出，在艺术水平上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很奇怪，虽然这七十多人的团队创造了很高的荣誉，但很少有人记得她们的名字。就算是主演,万金晶、王思佳，也没什么人知道她们的名字。陈飞华说，其实这样的待遇对这些女孩子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俗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些女孩子都是真刀真枪练出来的，她们的付出比那些一剧成名的演员多得多。”

上海歌舞团训练房的走廊里，一张张宛如油画般的剧照定格住了那些年轻舞蹈演员的辉煌瞬间。维特根斯坦说过，“人的身体是灵魂的图画”，她们就是这样一群年轻的画家，为了舞台上辉煌的瞬间，舞蹈团的女孩们把自己当作画笔，挥写着青春无悔。平均十五六年的舞龄，意味着当她们还是不懂事的孩童，就必须开始接受正规的舞蹈训练。

上海姑娘黄爱萍在排练间隙和同事说笑时，还做着八字开，拉伸自己双腿的韧带。这是她从少年宫舞蹈班开始养成的习惯。从9岁开始，黄爱萍就在那里学习舞蹈。两年后小学毕业，家里就让她报考了上海舞蹈学校。这所学校不但是国内的老牌名校之一，也是当年上海唯一一所正规的舞蹈学校，全国各地报考者数千人，最终录取的不过三十余人，“公费生”更是凤毛麟角，黄爱萍就是其中之一。赵亭婷是黄爱萍的同学，从11岁开始，她们就住在一个寝室里。赵亭婷的妈妈一直怀着一个成为舞蹈家的梦想，用亭婷的话说，“要不是当初外婆觉着跳舞的女孩子没一个正经的，拼命拦着，妈妈应该是个舞蹈家了。”

亭婷小的时候对舞蹈非常感兴趣，从5岁开始，小女孩一听到音乐就能合着节奏扭得像模像样。父母意识到这是天赋，便把她送到省里的少年宫学习舞蹈，这在当地绝对是个稀罕事。等孩子大了些，赵妈妈觉得学艺术还得去上海学，便萌生了把亭婷送到上海考舞蹈学校的想法。赵亭婷还真考上了。

在上海舞蹈学校，每一天都是从清晨六点的铃声开始的，半个小时之后就是“早功”时间，是跑步、压软度还是跳绳，有老师指定，每天或者每周一换。空旷的练功房里，留下过她们被老师按着、被同伴踩着的叫声和哭声。从一字开到八字开，从前空翻到侧空翻，扭伤、摔伤是家常便饭，直到现在她们也想不通为什么那时候学校只有一个内科医生。

三年级的时候，黄爱萍曾经摔得脱臼，因为急着参加“桃李杯”的选拔比赛，没有接受完整的康复治疗，尽管后来捧回了个铜奖，却落下了后遗症，直到工作后第二年还不得不再次手术。因为经常受伤，她们自己也有了经验：如果是肌肉或者韧带痛的话，可能就是受伤了；如果是酸的话，则要讲究酸的部位，大腿外侧酸是不好的，那样会影响腿部肌肉的线条，如果是内侧，再酸也心甘情愿，因为这是“功力增长”的反映。

有人给算了笔经济帐，如今上海每年有上万儿童学习舞蹈，上一节课大致需要百元左右，而一旦考上舞蹈学校，如今的舞蹈学校已经没有公费生了，学费得家长掏腰包，每学期四千元，一学年就是八千元，几乎相当于大学本科某些热门专业的学费。本科只要念四年，她们却要苦练六年到七年，而在毕业的时候，她们又只能拿到相当于中专的文凭。

职业：30岁后去哪里

30岁，对一个女孩来说，应该是正当年华，事业家庭有成的时候，但是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说，是一个不上不下，尴尬彷徨的年龄。

一分钟之前，舞台上的黄爱萍光艳照人，穿着直径两米的荷花裙，是舞台上跳跃的音符、舞动的雕塑、观众视线聚集的焦点。此刻她只是静静地坐在后台，带着彩妆，穿着早已被汗水浸透的演出服，光着脚，喘着气，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这是一部大型歌舞剧首演七场的最后一场，也是她作为女主角跳的最后一个一小时又十分钟，其实早在第五场的时候她就不想跳了，仅有的一套演出服反复被汗水浸泡后的味道已经让她很难忍受，为了演出只能自我安慰“反正是自己的汗”，然后硬着头皮套上去……

和想象中演出成功结束后后台一片欢腾恰恰相反，黄爱萍在谢幕完毕走下舞台的那一刻起几乎都是沉默的。几十秒钟之后，等到心跳恢复平和，她才开始换上自己的便装，擦汗、卸妆，然后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住处，洗澡、睡觉。作为舞蹈演员，她们从来没有常人以为理所当然的七天长假，要是有一个完整的两天周末就谢天谢地了，“从天黑睡到天黑”是她们最想要的礼物。第二天，算是犒劳自己，她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头散心，看中一双鞋，一千块，咬咬牙买下了，虽然它八公分高的鞋跟让她以后很难有机会穿它――不穿舞鞋的时候，她穿的大多是球鞋。

从开始学习舞蹈那天起，歌舞团的女孩子们就没有悠长的假期，没有大把的逛街时间，她们最常穿的是平底鞋，她们要比别人在健身房里流更多的汗。为了保持身材，据说也有嫌食堂难吃的因素，歌舞团的女孩子们经常不吃饭。黄爱萍有时候就靠一只苹果维持一整天，实在饿得头晕了，就吃点牛肉干。她说那时候最好玩的场景就是她打开水回来走在路上，“那画面，就像两根竹竿下面吊着两只热水瓶”。即便是现在，歌舞团的女孩们一个个也都是“骨感美女”，“每天跳八小时，不瘦才怪”。早在考入舞蹈学校之前，她们就知道这是一门艰苦的艺术，而且这种艰苦不仅仅是在学校，还将伴随她们整个的舞台生涯，因为“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面对“苦不苦”的问题，她们似乎有一个标准答案――如果不是因为真的喜欢，谁也不会坚持到现在。

舞蹈看起来很唯美，练起来却很残酷。问歌舞团的女孩们，“你们能跳到什么时候？”她们回答，“跳到跳不动为止。”其实她们自己比谁都清楚，那一天究竟是远是近。舞蹈演员是一项名副其实“吃青春饭”的职业，就连乌兰诺娃那样的“芭蕾女神”，舞台生命也不过三十年。

黄爱萍从小的偶像是杨丽萍，那只在鲜花和掌声簇拥下，于舞台中央傲然独立的孔雀，曾经是她梦想要达到的目标。多年以后，已是舞蹈演员的黄爱萍在一次演出时，偶然撞见了自己的偶像，那时候她几乎愣住了，因为眼前这个青春不再的中年女子和她记忆里、想象中和画面上看到过的杨丽萍完全对不上号。出来之后，她想了很多，因为她自己就是舞蹈演员，比任何人更能想象，在这个领域里每上升一步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等自己到了杨丽萍的年纪，或许早已跳不动了，那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

爱情：和所有的女孩子都一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舞蹈曾是她们的全部，她们心无旁骛，坚信天道酬勤，只要每一天都毫无保留地付出全部的努力，迟早会抵达梦想中的顶点。然而歌舞团也不是世外桃源，随着渐渐长大，与外界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多，在舞蹈之外，她们也看清了这个社会的残酷。于是，歌舞团的女孩们也开始关心今天能挣多少钱，也开始思虑自己的明天。而爱情，也成为了她们换取明天的途径。

赵亭婷就很坦率地说，嫁个好人家为自己谋个未来，在歌舞团的女孩子看来虽说不是最好，但确实是最实际的归宿。歌舞团的女孩子大多有着娇好的容貌，嫁个有钱人，在如今的社会看来也算不上什么罪过。说实话，离开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很大一部分都嫁得很实惠。

赵亭婷的恋爱轰轰烈烈。那是2004年的10月，她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偶然认识了一位上海籍的著名国手。一大帮子人在卡拉OK里唱歌，她和那位国手一起合唱了一曲《明明白白我的心》。透过话筒，赵亭婷感觉到了对方歌声中隐含的那份情感。果然不出所料，聚会后，朋友悄悄地对亭婷说，他看上你了。和所有恋爱的序曲一样，先是互相通通电话发发短消息，接着便一起逛街、吃饭。赵亭婷感觉幸福忽然从天而降。

恋爱中最难忘的事情是去看他的比赛。每次亭婷在看台上为他加油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他远处投来的目光。这样的眉目传情，时常让她感到既兴奋，又紧张。国手的生活以集训为主，亭婷只能利用周末的时间在上海北京两地间跑来跑去，虽然有些累，但是能和自己心爱的人见上一面，还是很值得的。

一年后的一天，国手悄悄地对亭婷说，去见见我的父母吧，家里人都很想看看你。他开着车带着赵亭婷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紧张，赵亭婷觉着自己初次上台都没有这样紧张过，拎着水果和保健品的手不停地哆嗦，莫名其妙的问题也一个接着一个冒出来，见到他的爸爸妈妈应该称呼什么啊？是叫爸爸妈妈？这样会不会显得太亲热了？要么叫叔叔阿姨？这样会不会显得太生疏了？他笑了笑，安慰亭婷，就像去自己家一样。好大一家子人，他们拉着亭婷的手亲热地招呼着。他的爸爸妈妈真是把亭婷当成了准儿媳妇不仅反复关照亭婷要多来玩，而且还当着众多长辈的面嘱咐儿子要好好对待人家小姑娘。

但是，一切都变的那样突然，一段已经走到谈婚论嫁的爱情一刹那间戛然而止了。去年的一个夏天，也是他的生日，爱情在这天走到了尽头。那天他在萧山打比赛，赵亭婷坐了车特意从上海去看他。因为第二天没有比赛，亭婷本想和他一起回上海，没有料到他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他要抓紧训练备战奥运会。晚上亭婷回到了舞蹈团，同寝室的姐妹狐疑地问她，为什么男朋友在上海，还不抓紧时间卿卿我我。原来，同事偶然撞见他和一个知名的演艺圈明星在上海一家饭店吃晚饭。热恋中的女人是很敏感的，晚上赵亭婷试探性地给他发了条短信，“你是不是在骗我？你是不是在和别人谈恋爱？”他回了一条短短的消息：“是的”，便关了机。晴天霹雳，那天晚上赵亭婷打了他一夜的手机，等来的却是永远的无法接通。对着无情的空号音，亭婷哭了一夜，眼睛都哭肿了。朋友劝她，不要伤心了，有谁能抵挡住明星的诱惑呢？

一周后，他提出了分手，没有原因，就像当初他们走到一起时，赵亭婷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喜欢自己，他回答，难道喜欢还需要原因吗？

如今赵亭婷也会时不时地关心有关于他的消息。点开网络，亭婷看到了不少关于他和那位知名女星的花边消息。他幸福吗？我能得到幸福吗？赵亭婷不停地问自己。

当同龄人还在父母的庇护下，不慌不忙地念着初中、高中的时候，她们已经过上了自力更生的寄宿生活；当同龄人还在体育课上艰难地练着仰卧起坐的时候，她们练的是“八字开”、前空翻；当同龄人还会为偶尔蹭破块皮流泪的时候，她们却会在说笑间数着自己身上的旧伤……其实，坚强的外表下面，是一颗颗容易受伤的脆弱的心灵。

她们渴望纯真爱情，可又顾虑重重。有女孩子爱上了同样学习跳舞的师兄，但是因为对方家庭条件不好，在家长同事“客观冷静”的分析下，忍痛和对方分手，原因很简单，如果你们都离开了歌舞团怎么办？在一个个怎么办下，爱情终究被带上了功利的指向。

其实，在台上，舞蹈团的女孩子们是美的化身，是忘我的舞者；在台下，她们就像普通的邻家女孩，一样的爱漂亮、爱吃零食、爱养宠物，也终究幻想着能有一份浪漫幸福的爱情。

其实歌舞团的女孩子们和社会接触的并不多，业余生活一般是看书、上网和朋友通通电话发发短信。她们大多正在寻找爱情，她们相信第一感觉，相信缘分。希望在生活中猛然发现一个有才气、有智慧，又心底善良、稳重的男人，当然，这个男人一定要会疼这些歌舞团的女孩子。

据统计，上海舞蹈学校每年招生四十多个学生，但是前来报考的人有四千多个，这其中的录取比例只有百分之一。问她们来报考的原因，只有一个：喜欢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