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站”漂到哪里?

20多年来，人们对“打工文学”如何界定一直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但使打工文学“漂移地图”真正“漂”进广大外来工心坎里的“主角”却没有争议，那就是佛山和江门。

佛山和江门，并没有好像深圳、东莞那样产生过有影响力的打工作家，也没有好像广州那样，为打工文学走向全国作了文化和理论上的铺垫，这两座城市之所以在打工文学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全在于两本刊物——《佛山文艺》和《江门文艺》。

1992年后，珠三角迎来了打工族涌入大潮，《佛山文艺》捏准时代脉搏，率先推出以打工族为主要阅读群体的打工文学作品，找准文学对接现实的窗口，获得巨大成功，最高发行量曾经达到50万册。1994年《佛山文艺》再次引领全国文学期刊，改为半月刊，上下半月发行量总和超过了100 万份，当时几乎是全国所有文学期刊发行量的总和！

这本刊物，是连接文学与市场、主流与民间、普通读者与打工作者关系的载体。

2001年5月，《打工诗人》在惠州（今在广州增城）创刊。创刊者之一徐非说：“我们选择‘打工诗人’这个名字，源于《佛山文艺》有个叫‘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的诗歌栏目，1995年至2000年间，我与罗德远、任明友、柳冬妩等很多打工诗友都在该栏目发过不少诗歌，对这一个称呼颇为认同，大家觉得‘打工诗人’这个名字能直接表明我们的身份。”《打工诗人》创刊以来，发表过广东乃至于全国各地近千名打工作者的诗歌作品，其中数十名作者经《打工诗人》推介后，其作品被主流诗歌刊物选载，并因此成名，其中包括郑小琼。“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就首发于《打工诗人》，然后被多家主流文学刊物选载或转载。可以说，如果没有《打工诗人》，郑小琼就走不出去。”

《江门文艺》的影响力仅次于《佛山文艺》，曾达到30万册发行量，并由月刊变成半月刊。江门这个以侨乡文化为标榜的珠三角边缘城市，一直以来并非打工者求职的首选之地，但他们却争相购阅《江门文艺》。

20世纪90年代，随便走进珠三角各市的任何一间出租屋、企业的工人宿舍，肯定会有《佛山文艺》或者《江门文艺》，每一本杂志都会给工友们广泛传阅、热烈讨论。每逢春节假期，外来工们甚至把杂志带回内地老家，令南方的打工文化、流行文化成为内地尤其是农村地区青少年构筑珠三角城市生活的想象之源。

20多年前，波澜壮阔的打工潮进入我们的视野，广东打工作家凭地域特色而独秀于文坛，但如今，以“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珠三角经济正在快速转型，随着广州、深圳、东莞的产业升级、城市功能往高端化快速嬗变，打工文学的“漂移地图”飘忽得更快了，已飘出广、深、莞、佛，不知漂往何方。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文化生态发生了重要裂变，打工文学刊物构成的民间话语表达空间和文化认同空间走向衰落，《佛山文艺》和《江门文艺》开始走向转型与分化。

张伟明在小说《下一站》中写道：失业的“我”，看着眼前的车辆依然那样多，阳光依然灿烂，行人依然匆匆忙忙，而“我”站在路边，拿着旅行袋，不知该往何处去……公共汽车停下来，“我”走上去，服务小姐问“我”到哪个站时，“我”照例说下一站。

那么，打工文学会“漂”到哪个“下一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