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图”该如何重定坐标?

任何有影响的文学景观，都会形成独特的“文化版图”，打工文学概莫能外。

广东打工文学，部分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版图”。打工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特殊文本，具有区域性和身份性特征，在自身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阐释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评论家认为，深圳、东莞作为国内打工文学的重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中国打工文学区域性发展的一个标本，具有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文化进程同步发展的当下性、时代性、典型性和文学对话性。通过对打工文学的文化审视，可以挖掘打工文学许多有价值的特征，揭示当代文学发展与中国当代文化进程的互动关系。在凸显打工文学自身色彩的同时，也彰显着对当代文学的标本意义和当代文化的全息意义。

2000年以来，广东打工文学的创作相对显得平淡了很多。有评论家认为，打工文学以京九、京广线为经向，以长江、黄河为纬向，扩充着自己的版图，壮大着自己的队伍，正在“城市包围农村”。打工文学的版图覆盖了深圳、佛山、东莞、武汉、北京，四川、广西、湖南、福建、上海、山东等省市，以这些省市的有代表性的打工媒介和打工文学作者为图例和标识。可以说，哪里有打工者，哪里就有打工文学生长的沃土。

第一代打工文学，因为其作品大多鞭笞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控诉打工生活的苦难而被称为“攻打文学”；中国第一代打工作家被称为“攻打文学”的“火”。早期的打工者还经常用笔墨和泪水记录和表述他们对故乡的思念，对打工城市的抗拒，对自身身份的自卑，对谋生不易的痛楚和失败的无奈，对久经艰辛偶遇成功的惊乍和感恩。

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中，成就最高的五人被研究者称为“五个火”，分别是安子、周崇贤、张伟明、林坚、黎志扬。第二代打工文学作家或者叫新一代打工作家，因为多数获得过2005年1月颁发的首届“鲲鹏文学奖”而被归为“鲲鹏”派。

如果说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是“火”，写的多半是“攻打文学”，那么第二代打工文学作家（又叫新生代打工文学作家）则是鲲化而成的“大鹏鸟”。他们的目标和意境更加高远。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已渐渐适应了当地的职场和生活，明白了“对于游子，你去过的地方就是你的故乡”的内在含义，乡愁和好奇被日趋平稳的生活磨平，笔触开始涉及打工生活的任意片段，文字也开始展露应有的沉稳和多样性。“鲲鹏”派作家的代表包括广东的王十月、何真宗，武汉的赵美萍，上海的朱学仕，北京的李樱子。

打工文学的价值在于，它始终关怀弱势群体。“我们如何对待打工妹，打工妹就如何对待世界；我们如何关心打工妹，打工妹就如何关心中国未来。”2006年1月，打工者作为一个群体，以从未有过的鲜明、饱满的形象进入了小说领地——中国作协主管的《小说选刊》杂志，把一张民工坐在路边吃馒头的照片放在封面，同时重点推荐罗伟章的打工小说《我们的路》。不管打工文学“版图”怎样漂移，打工文学始终应是亿万打工者争取权利和文化表达的畅通渠道之一，从罗伟章《我们的路》，到白连春《静脉血管》、荆永鸣《北京候鸟》、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也被称为“农民工问题文学”的打工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三农问题、城乡差别。

另外，我们也不应把打工文学局限在草根阶层的范畴之内。事实上，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出国热的兴起，曹桂林的长篇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就已热销并通过改编成电视剧在全国得到传播，这是处于主流文学地位的文学作品第一次正面书写“打工”这一时代题材，并获得很大成功。其后，曹桂林的《王起明回北京》、《纽约人在北京》，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或直接书写异域打工生活，或充满了鲜明的打工色彩。此后，一些主流作家也写出了优秀打工文学作品，如入选2005年“21世纪文学之星”的青年作家徐则臣（中短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获奖）“锐利地切入‘京漂者的生活’，同时一样锐利地提炼出激烈的思想和心理冲突”（入选评语）。

这些事例说明，如果我们放眼全国，其实打工文学从一开始就在两条线上发展：一方是打工作家的通俗打工文学作品（非主流文学色彩），二是非打工文学作家的打工题材作品和具有明显打工文学色彩的“主流”文学作品。

可见，对打工文学的鄙视以及一些打工作家成名后对打工文学的回避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2011年6月，人民网发表的《“打工文学”：中国社会转型特有现象，将应运消亡》一文，作者称，既然世世代代都有打工者，今后的打工者也不会绝迹，那么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打工者是写底层劳动者、写普通人的文学，那叫平民文学不也可以吗，又何必称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凡是写打工者的都叫打工文学，那么，打工者既可包括白领，也可包括蓝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相对意义上是打工者，那么天底下还有不是打工文学的文学吗？如此推理下去，打工文学的存在还有何意义？

所以，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谈打工文学。“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及文学现象。就像“知青文学”也是一个特定现象一样。打工文学与中国社会近代特别是当前加速的现代转型，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大国，因相当多的农业流动人群遭遇城市化的激变而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断裂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不太赞成把打工文学的外延无限制地扩大化。没有限制，就没有质的规定性，任何事物包括打工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比如，郑小琼的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流水线》、《清晨失眠者》等等就是非常典型的打工文学。对打工文学来说，提高文化品位很重要，应该更多地描写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转型下灵魂的嬗变与痛楚，表现人的自尊，觉醒，让打工者成为健全的自我主体。就创作者的姿态而言，不能停留在自言、代言或启蒙上，也不能停留在吐苦水上，应该更多地把笔触放到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上去，主要是自我意识和人性意识的觉醒，人的尊严感和自尊感的追寻，新道德的继承与重建，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等等。

如此发展下去，作者认为将会出现打工文学与专业作者的“底层叙述”交汇，直到失去界线，两者海天一色，融为一体，打工文学遂逐渐消失在文学整体之中。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一步成熟，随着作为社会问题的打工者生存问题的逐渐合理解决，随着几代打工文学作者的茁壮成长，作为一个专用名词的打工文学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消亡。继消亡而起的，将是文学界新生品类和新生力量的壮大。

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大可姑妄听之，然而打工文学事实上的衰落迫使打工文学作家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当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即将基本完成，当外来工被“新市民”取代时，打工文学该何去何从？打工文学的“漂移地图”又该如何重新定位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