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宋元绘画审美特征的变革

摘要:宋元两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两代绘画从写实到写意出现了重大转折,并分别创造了以写实为特征的宫廷绘画和以写意为特征的文人绘画的高峰,本文着重论述了宋元两代绘画审美特征的形成、发展和差异进行了分析,以对中国绘画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地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关键词:宋元绘画;审美特征;写实;写意;变革

中图分类号:J1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7-0053-03

宋元两代同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朝一代由于皇家的大力提倡和支持,创造了以写实为代表的中国宫廷绘画的巅峰,元代绘画则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风格面貌,文人画异军突起并形成主流,倾诉着对时政的愤怨、抒发着画家们的生活理想、强调作品的内在品位、玩赏着笔墨所蕴含的奥妙意趣、崇古倡新、追求逸格,对后来的中国画创作形成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的主流开始由写实转向写意。研究中国画的发展与流变,我们就必须对宋元两代的绘画的审美特征和有清晰地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一、繁荣兴盛的宋代宫廷绘画创造了中国古代“写实”艺术的巅峰

宋朝的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造成的分裂和动荡,使一段时期内社会安定,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科技和经济高度发达,为文化艺术高度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间宋代绘画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多位帝王的重视、支持和亲自组织下,以严谨精致,富丽辉煌和写实风格为代表的宫廷绘画成为宋代绘画的主流,构成了宋代绘画审美形态的重要特征。

在花鸟画方面,北宋宫廷画院继承了五代西蜀宫廷艺术的体制风范,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北宋前期,来自西蜀的黄荃父子创建的花鸟画派占据了宫廷绘画的主流地位,从黄荃的《写生珍禽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家父子的画艺在技法形式方面非常重视写生,其不仅注意物态的形似,更注意到了追求神态的刻画,使写实的艺术技巧推进了一大步,为整个宋代花鸟画的发展定下了一个基调。“黄派”花鸟画的体制格法统治了北宋早期的皇家画院几近一个世纪,直至北宋中叶的崔白、吴元瑜等人,使北宋宫廷花鸟画具有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和风貌,再进一步发展到北宋末年的赵佶的“宣和画院”时,达到了宋实的高潮,形成了一种所谓“宣和体”,延绵而至南宋的宫廷花鸟画而不衰,并成为中国绘画史上极具特色的艺术流派之一。崔白原为民间画工,熙宁初年得到宋神宗赏识而入画院,画史记载崔白“尤长于写生”,他的画风既继承了宋初黄派画的工细勾勒,忠实于对物象的工细缜密的刻画方式,同时又纠正了“黄体”花鸟画偏于富艳拘谨的格法,其作品状物工致,传神生动,为原有的宫廷绘画加入了一种新的、生动活泼的气象,其写实的精神和技巧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地,大大推进了写实的宫廷绘画的艺术水平。宋徽宗赵佶、高宗赵构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最为繁荣的时期。徽宗时建立了体制完备的画院制度,被后世称为“宣和画院”,形成了所谓的“宣和体”,它将五代宋初黄氏的富贵体貌,崔白等人的写生方法和浓重典雅的设色统一到一起,创作出的作品不仅刻画精工、用笔道美、设色艳丽、神态生动,充分体现了宋代宫廷绘画淋漓尽致地表达一种所谓“富贵”意蕴的艺术作品的典范面貌。南宋的花鸟画在继承宣和体的画风的基础上略有发展,涌现了一批李迪、李安忠、林椿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画家。

在山水画方面,北宋前期虽然山水画家人才辈出,风格多样,但并未受到皇室和宫廷的青睐,直到宋神宗时期,山水画才得到皇帝的眷爱,并在宫廷绘画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郭熙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宫廷山水画家,其画初学李成,又颇能自抒胸臆,而擅“出蓝”之美,深受神宗的喜爱,形成了北宋宫廷山水画的一个主要派别,影响波及后世。郭熙画艺以“写实”见长,在其著名的画论《林泉高致》指出:山水画家首先应对自然界的山水“饱游沃看”,才能“历历罗于胸中”,然后再表现出来,并总结出著名的“三远法”对不同的景色真实的描摹出来,郭熙的这些观点我们可以从他传世作品中领略到。由于神宗的爱好和扶持,郭熙的画风遂成为当时画院中的山水画的主流,他和同时期的崔白等人的花鸟画一样,共同构建了宋代山水画的写实精神。到徽宗时期,出现了天才少年王希孟,他所作的《千里江山图》卷,雄浑壮阔,气势磅礴又细腻精到,成为宣和画院中具有代表性的青绿山水画。北宋灭亡后至南宋的宫廷画院中的山水画再度兴起时,具有代表性的是以范宽传统为宗的所谓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及夏圭,上述种种,构成了两宋时期皇家宫廷画院中的山水画写实画风的总体风貌。

中国绘画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对“写实”的技巧和形式的孜孜追求,发展到宋代,“写实”形式的完美性在宫廷绘画中几已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两宋宫廷绘画都追求高度的“写实”,有的美术史家把两宋宫廷绘画称为“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

二、以写意为特征的文人画在宋代悄然兴起为

正当宋代宫廷画家们创造中国历史上“写实”绘画的盛世之时,宫廷之外的一些画家在传统的道路上改弦易辙,一种全新的以写意为特征的新画风悄然崛起,倡导者便是赫赫大名的苏轼、米芾、文同等人,文人画的出现和发展是以写实为代表的中国绘画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一场新的革命就此开始,为元代以写意为特征的中国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苏轼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题跋》下卷),他认为:士人画和画工画不同,前者注重意气,后者只取皮毛。因而,士人画不在于形似,而在于写其生气,传其神态,继而写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宫与清新”的诗句。苏轼认为,如果以形似论画,那就与儿童的见识一般了,士人画的要求是得之象外,抒发作者主观情思;境界上要清新、澹泊、萧散简远。同时,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的艺术理论和实践有力的推动了文人画潮流的发展,其“简古”“淡泊”的艺术主张成为元代中国绘画发展的方向。”

从北宋晚期到南宋初,米芾、米友仁父子把苏轼的“意气”表述的理论移用到山水画领域,大力倡导“意似”以反对“形似”,开创了所谓的“云山墨戏”,为沉滞已久的山水画坛注入了新的生机。米友仁的传世作品《潇湘奇观图》卷,纸本水墨画烟树云山,此图绘江上云山,一片烟雾迷蒙,淋漓变幻,纯以水墨,湿笔皴擦,就是具有典型代表的“米氏云山”,中国传统山水画发展的改弦易辙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除苏轼、文同,“二米”外,宋代还有善画梅兰水仙题材的扬 补之、赵孟坚,人物画家李公麟等,将传统的写实画风转向“写意”为代表的文人画风,因此,可以说两宋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是“写意”画风取代“写实”画风的历史大变革的开端,为元代文人画的大一统天下奠定了不拔之基础。

三、以写意为代表的元代文人画树立了中国绘画史的又一座高峰

元代绘画继承了宋代文人画的写意画风,改变了以写实为主的宫廷绘画占据画坛主流的局面,绘画注重诗书画的结合,舍形取神,简逸为上,重视情感的发挥,审美趣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体现了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继而使文人画一统天下,成为中国古代绘画从写实到写意的重要转折点,影响后世数百年,文人画从此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

首先是元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改变了绘画创作队伍的构成,为文人画的发展。元代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在政治上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诸如推行带有严重民族歧视意识的划民为四等;提倡佛道,贬低儒教;而科举制的废除,更使士人阶层沦至社会底层的卑贱处境。这种进取无门的处境,加上本来就有的对“夷狄”之族的歧视态度和亡国之后的悲抑心理,使士人阶层变得消沉了,士人阶层的心中大多都郁积着一种生不逢时,乱世求安的情绪,即都需要找到精神上的“世外桃源”,在这个营构过程中,绘画作为抒情明志的手段,使成为不少文人的选择,于是元代绘画创作的队伍构成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文人画家占据了大多数,文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人生际遇,知识结构,道德理想等都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各自的创作宗旨和审美追求,而元代特定的社会现实,更使他们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因此元代绘画出现了审美意识和形态的巨大变异,继承了宋代文人画的发展,给以后中国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地影响,文人画发展为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中国传统中老庄思想的影响和现实中深重压迫的苦难促成了文人学士内心精神的亢发,他们千方百计地想在自我超脱中满足心理安慰,于是以写意为主的绘画倾向树立起来并得以迅速地张扬和崇尚。

其次,成熟的绘画理论为元代文人画的发展指引了准确的方向,也文人画的崛起提供了理论支持。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元代大书画家赵孟\倡导的“古意论”和“书画同源论”。赵孟口提出“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在这里提倡“古意”,是有其特定审美内涵的,他正是针对南宋院体画的繁缛而提出简率,以此去除矫情而倡导古意。他主张跨过南宋,回复到北宋、五代、唐、晋,实际上就是要提倡“古意”或以复古为号召,改变近世的流行风气,达到以复古为革新的目的,为疏导元代画风起到了重要作用。赵孟\的另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书画同源论”,他力主书法人画,在《秀石疏林图》卷后题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还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为文人画强调用笔找到了理论根据元人真正地以书入画并以此作为文人士气评判的标准,笔墨情趣成为独特的审美范畴和价值趋尚。在其倡导和影响下,有元一代以书入画蔚然成风,画梅谓之写梅,画竹谓之写竹,以写代画,笔多简率。

另外,还有钱选的“士气说”和倪瓒的“逸气说”。“士气”说倡言作画须有“士气”,强调作者的独立人格,艺术不受他人和金钱所左右,使士人画家与专职画家分开,力主摆脱南宋画院中陈陈相因之习尚。倪瓒“逸气说”,由作为审美创造和艺术风格的“逸”向人生形态和精神境界的“逸”的转变和扩展过程,从而也确立了“逸”在中国绘画美学中的最高品位。表现出一种超脱尘世、归隐山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第三,元代文人画大家辈出,形成了以写意为特征的元代绘画时代风貌。

元初的一代宗师赵孟\不但在绘画理论方面卓有建树,而且也是绘画成就也很高,人物、山水、花鸟、鞍马全能,在风格技法上博取众家之长,其山水画继承了宋代文人画的画风,将董巨之浑厚淹润与李郭之刚健清拔融而为一,从而形成自己典雅蕴藉、秀润清丽的风貌,传世作品有《鹊华秋色图》、《水村图》、《重江叠嶂图》、《双松平原图》、《幼舆丘壑图》、《洞庭东山图》等,在花鸟题材上,赵孟\的墨笔竹石是其“书画同源”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尝试,为元代墨笔花鸟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传世作品有《兰竹石图》、《秀石疏林图》、《幽篁戴胜图》等,这些作品中充分发挥了用笔的抑扬顿挫、中侧逆转和墨色的浓淡干湿、声色枯润,笔行纸上、心手相应,气力相合做到了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足,它在突破“历历俱足、甚谨甚细”,外露巧妙而内乏俊发之气的旧有格局的同时,向着笔墨的性情化演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作为元代画坛的领袖人物,赵孟叛除了个人的创作外,还提携和栽培了众多的书画家。当时著名的画家如钱选、高克恭、等都与他交往密切,后辈很多画家都直接受过他的指导,作为一代宗师,赵孟\为元代以写意画风为代表的文人画的发展提醒了品格,指明了方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高克恭是元初与赵孟\相提并论的另一著名画家,其山水画师承二米兼学董、巨,他把“米家云山”的画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所作云山笔墨并重,使画面有骨有肉,丰满许多,形成了自己笔墨酣畅、气格宏伟、不假巧饰而元气淋漓的艺术风貌,与赵孟\共同开创了元初文人画的兴盛局面。

元代中后期,崛起的元四家一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均属典型的文人,都深切的感受到时代风雨和人生坎坷,在创作中抒发个人的真实感受,艺术风格上不同于前人,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反映出了元代绘画成熟后的典型面貌,集中体现了元代山水画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文人画走向成熟的标志。黄公望山水风貌多样,笔墨洒脱,境界高旷;吴镇山水喜用湿笔,笔力雄浑圆劲,自成一家;倪瓒创“折带皴”法,多用水墨枯笔干擦,章法简洁凝练,意境萧散秀逸;王蒙善用枯笔、细笔,创“牛毛皴”法,构图充实茂密,情境深邃幽远。“元四大家”以简练超脱的艺术手法,把中国山水画提练到了一个新高峰,代表了元代中后期山水画发展的主流。在绘画上,以“元四大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已进入成熟期,普遍追求简约平淡天真的格调,其简淡之风更助长了元代绘画风气孕育,推动着元代文人画逐渐走向成熟。“元四家”的作品对后来的明清山水画的确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辉煌灿烂的中国山水画史上崛立起一座不可逾越的煌煌高峰。

以上略述了宋元绘画审美特征的发展与变革,其大体可归纳为:从以严谨精致,富丽辉煌和写实风格为代表的宋代宫廷绘画发展为注重诗书画的结合,舍形取神,简逸为上,重视情感的以写意为特征的元代文人画,形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的重大转折,开启了文人画一统天下的局面。究其原因,既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时代大环境发展与变革的影响,又是绘画自身的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宋元两代绘画虽审美特征和审美趣味有所差异,但无不体现了中国画的民族精神,都创造了辉煌卓越的成就,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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