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分析:以汶川地震为例

摘要:随着新闻媒体的影响的扩大,新闻话语分析已经成为语言学中较具影响的领域之一。本文对新闻话语分析进行了简要介绍,再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来对其进行总体性的话语分析。

关键词:话语分析;新闻话语;批评性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7-0097-02

一、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形成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一门涉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历来对话语分析的定义可谓是见仁见智,总体来说,认为话语分析不仅要了解话语的表达层,还要深入到意义的动作层,考察语言的功能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编码和译码过程,注意社会文化语境和认知的作用。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许多学科都对话语进行研究,而各自学科的不同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侧重无疑会扩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新闻话语分析这种对媒介的新闻报道的研究,已成为语言学最具影响的领域之一。

二、新闻话语

话语绝对不是中立的,新闻话语尤为如此。在对媒介话语进行分析的时候,人们关注新闻话语是如何借助于某种话语类型的特殊表达而得到建构的,又是如何借助于这些特殊的话语类型传播其话语和形成相应的话语权力的。在具体分析媒介话语时,除了要理解不同的媒介技术带来的不同媒介不同的话语要求外,还应理解不同的媒介话语类型给人们提供什么样的认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由于新闻客观性的要求,从而形成了新闻写作的特定模式:只有对事实的陈述,而不许有表现传者价值判断的词句。正是这些具体的要求,使得新闻话语具有了特殊的力量,使人们笃信它是真实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被报道出来的事件正像它被描述的一样。但事实上,新闻是依托于一定框架的话语,而这种框架是被人为建构的,不同的框架足以建构出对同一事件不同的评价与态度。新闻写作的原型框架则来自它们的社会话语,记者在写作时会有意无意地用他们所熟知的话语为事件编码,运用他们所习以为常的框架,将事件‘框’入其中,成为这种事件的报道惯例,记者利用这种惯例来生产报道,这种惯例也是读者所接受并能与之产生共鸣的。“新闻并不是反映真实,而是框限真实。在某类框架的引导下新闻从业人员经意不经意地选择和组织真实片段,经排列而成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新闻报道。”

三、批评性话语分析

新闻是主观和客观的一种结合。作者可能在以大量事实进行客观的同时,也将他的主观意识形态以多种隐蔽方式渗透到话语之中,从而达到控制读者的目的。当今话语分析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荷兰学者梵・迪克认为,意识形态弥漫在文本的各个层次,从宏观结构到微观结构,无处不体现着文本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意识形态通过新闻话语表现出来,新闻话语同时也有助于建构现存的意识形态。新闻话语分析新闻话语分析可从内容分析、批评语篇分析、结构分析,以及传统的体裁分析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批评性话语分析就是主要通过分析大众语篇,揭示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对语篇的影响和语篇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是批评语言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批评语言学就是“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通常的做法是:首先,分析语篇的结构特征并将其与某些生成技巧或过程相联系,然后,分析者可以论证,这些技巧或过程在具体语境中或许表达了某种意识形态意义。”

四、以汶川地震为例分析新闻话语

在汶川地震中,我国政府和人民同心同德、万众一心抗震救灾,中国人民被空前的团结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不屈不挠、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中国各种媒体每天公布官方统计的灾情信息最大的满足了公众的知,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以及相应的报道策略都对整个事件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从总体上来分析这次地震。批评性话语分析是研究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意识形态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中心话题。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中性概念,指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生活的方式。话语是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它为权力和意识形态所建构。新闻话语既是记者的意识形态,也是当权者、机构和社会为记者建构的意识形态,反映出不同社会实体为维护自身权力和宣扬其意识形态而对记者角色做出的定义和期待。建国后,党的新闻业控制了中国新闻传媒,记者被赋予的身份是,因此就有了相应的权力,他们应当是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宣传员,应当忠于党性。80年代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新闻业的变革,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市场的介入和国家财政控制的日渐减弱。媒体和当权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而复杂的变化,权力从媒体场域开始了某种程度上的撤离,中国的新闻话语在悄悄改变。受众对灾难性事件享有知情权,现在的媒体也深刻理解到这一点,尤其是在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指导下,媒体对汶川地震所采用的新闻话语,并不是我国历来对待灾难的态度,电视、广播、报纸以及网络都对其进行了及时、公开的。这使得国际上对中国媒体的进行重新审视,也使得那些外国媒体想从中挖出一些不利与中国的都不可能了。这与3.14事件所采取的态度截然相反,所以也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事件中,主流媒体的对外“失语”是谣言、传言一度盛行的重要原因,致使一些境外媒体失实炒作所引发的传言和谣言在国际间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这也就是说我们说话的内容和方式都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有关,话语依赖于世界但反过来又创造了作为现象的、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世界。尽管如此,从我国对这次地震的新闻话语中仍然可以看出,媒介还是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话语不一定要说出来,话语是背景,沉默也是背景,换一种说法、方式、场景会产生不同的效果。随着科技的发展,传播途径越来越多元化,即使媒体保持沉默,受众也可以从中读出写东西。《作为话语的新闻》的作者梵・迪克,他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给我们揭示了新闻的构成。其一,报纸给我们建构了我们的认知世界。其二,新闻话语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背后隐藏着各种意思形态。“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当然,大众媒体对灾难性事件的也同样具有议题建构的效果。灾难事件会对大众关于某一项社会议题的想法产生急剧的再框架作用,平常被认为是边缘化或不重要的立场与价值观可能在一夕之间变成核心价值。地震发生之后,各种媒体及时、准确、全方位的、大量的使该事件成为了全国人民最关注的事件,使具有共同价值体系的不同立场的人或团体形成一个集体,凸显了合作机制。灾 情时,新闻话语有有意的将受众导向到政府是如何积极救助、官兵救援的英勇事迹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而不去过多的渲染地震的惨烈,以免给受众造成二次伤害,使被地震影响的所有人都感到“天灾无情人有情”。我国媒体的这种报道方式也是与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有很大关联的。这次灾难事件的新闻话语的使用者也并不局限于传统媒体,“因特网使每一个带有怨恨的人都变成专家;使每一个有上网能力的人都变成记者。”个人或小团体利用网络发贴、上传视频、更新博客,传播着最新的抗震救灾信息,成为大众媒体新闻话语的有力补充。网络时代话语媒介有增添了电子文本这种形式,灵活性和互动性较印刷文本就更强了。话语和话语使用者相互作用,扮演某种角色是要通过具体的话语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话人都要有一个立足点,而立足点的转变通常是由语言手段来标识的。从这个方面来说,媒体和网民们的角色不同,在对待灾难报道时,所采用的新闻话语也会有所差别。媒体的新闻话语虽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但立足点是报道必须有利于国家和政府;个人或小团体则会更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来组织新闻话语。例如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大众媒体在及时、公开、全面、真实的报道信息的同时,新闻话语的切入点还是更加强调国家救助、政府指挥和人民团结一心等等。也可以说话语行为就是在很复杂的个人因素基础上进行选择的结果。所有的话语都具有目的性,所有说话者的意图会影响到话语结果。说话者要实现自己的意图就必须依靠语言手段。

五、结语

新闻报道是将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本身置于一定的框架中,很难逃脱文化和话语的影响,我国在对待灾难性报道时则更是如此。新闻媒介是传递信息、舆论形成、舆论监督的中心,对受众有强大的影响力。新闻报道话语和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媒介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不能生产自己的社会话语。由此看来,新闻的客观是建立在各种权力话语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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