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心在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

林一心是福建永春人｡1927年夏天,林一心在永春桃源小学毕业｡家庭虽然贫苦,但父母仍然竭尽全力,要继续供他上中学｡刚好有个同乡宗亲叫林珠光,当时正就读省立莆田师范,他对林一心说:“你干脆来莆田上中学吧!这样咱们几个同乡可以做阵(闽南话“做伴”之意),平时也有个照应｡”再加上在莆田师范上学的表弟热情相邀,少年林一心便毫不迟疑地来到了莆田｡

投身革命活动

林一心一进莆田中学(现莆田一中前身),就感到校园里洋溢着一种令人激奋､令人向往的革命气氛｡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却并不能扼杀革命;相反,革命火种越烧越旺｡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口号,在江西､福建等地开辟革命根据地,领导工农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这一切都很快波及到校园,鼓舞了广大进步师生｡中共地下组织在莆田十分活跃,特别是在学校里积极组织“中国反帝大同盟”,开展各种爱国活动｡林一心在地下党员的启发､引导下,毅然加入了“中国反帝大同盟”,并成为其中一名骨干｡在盟里,他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聆听到不少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日益提高｡在他的思想中,变革现实再不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也不仅仅是关乎自身前途的个体行为｡他认识到:变革现实是全社会的事情,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改变现实,使天下深陷水火的劳苦大众,过上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而此时,在林一心的家乡永春,革命的火焰也在燃烧｡1929年8月,率领3000红军进入永春,极大地震撼了反动政权,鼓舞了劳苦大众;林一心的小学同学､本家兄弟林多奉在任教期间,于1929年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永春特区书记,在永春､安溪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打霸､锄奸､减租等各种斗争｡这些令人振奋的消息,都给放假返乡探亲的林一心以极大的震动,激起他对革命的无限向往｡

1930年夏天,林一心从莆田中学毕业｡地下党一位负责人问他:“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林一心回答:“我愿意跟你们干!”“坐牢､杀头也不怕吗?”“不怕!”就这样,林一心满怀革命激情离开莆田,来到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口岸城市厦门｡

那时候,中共福建省委刚好驻在厦门｡林一心通过关系找到省委,要求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去工作｡省委一位同志对他说:“去闽西的地下交通被破坏了,一时去不成了｡”刚好省委有一位同志有任务要去上海,就对林一心说:“上海那边很需要人,你干脆跟我们到上海去吧!”当时,林一心只有一个信念:革命事业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于是二话没说,就跟省委的同志离开厦门奔赴上海｡

进入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

当时,上海是全国革命领导的中枢,中共中央局就秘密设在上海｡到了上海以后,福建省委的同志把林一心介绍给中共中央出版部负责人､同志的大弟弟毛泽民｡毛泽民同志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用商量的口气征求林一心的意见,说:“中央决定办一个印刷厂,你也参加进来,怎么样?”林一心回答说:“好!”一个“好”字,表达了他全部的态度和决心｡他深知这件事背后隐藏的巨大危险,但他毫不犹豫和畏缩｡

毛泽民还介绍林一心跟一个年轻姑娘认识:“她叫任培星,是从湖南来的,今后你们就在一块工作啦｡”在接触中,林一心知道她是湖南省湘阴县(今属汨罗市)塾塘乡人,出身书香门第,是我党高级领导干部任弼时的第二个妹妹,她在哥哥的影响下,毅然离开家乡投身革命｡林一心还有个同事叫毛远耀,比他大一岁,是本家侄子,比较早加入共产党｡还有一个同事是的本家侄子,比林一心小一岁｡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毛泽民同志的领导下,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于1931年初,在沪东杨树浦路(今江浦路)元兴里146―147号,以住家形式建立起来了｡《布尔什维克》《红旗》等党内刊物在这里印刷､发行,再通过各种秘密渠道流向全国各地,指导全国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革命者视为指路明灯,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将《布尔什维克》(当时化名《新时代国语教授书》)列为“反动刊物”,严令各地邮检所严密查扣｡

成了任弼时的妹夫

1931年11月7日,在印刷厂负责人毛远耀等的介绍下,19岁的林一心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跟他一起入党的,还有毛远耀的妻子胡觉民和林一心的同事任培星｡当他们在党旗面前举手宣誓时,清醒而明确地意识到:从今后,自己的一生就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了｡林一心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一旦迈出这一步,就不能再走回头路了｡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永不退缩,永不叛党!”

在中央印刷厂的工作中,林一心和任培星配合默契,心心相印,二人之间的感情很快由友情升华为爱情｡任培星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没有丝毫的任性或娇气｡她聪明能干,事业心强,不仅有端庄的外表,而且有优秀的素质｡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林一心｡而在任培星眼中,林一心这个闽南小伙子,不仅心胸开阔,富有才华,而且坚强刚毅,沉着稳健,确实是个可以终生托付的男子汉｡就这样,他们自由恋爱了,组织上也很赞成｡经批准,他们于1932年春天结婚,由同事和战友,发展成为一对生死与共的革命夫妻｡林一心从此成为中共高干任弼时的妹夫｡

那时候跟中国共产党的高干结亲,如果说有什么“光”可“沾”的话,那就是更危险的工作任务和更严格的纪律约束｡婚后的林一心时刻告诫自己:“我只有一个选择:干得更好一些!不要给亲戚丢脸,不要给党的形象抹黑!”

巧妙与敌特周旋

潜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时刻都与危险相伴｡特别是党的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之后,中央印刷厂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先后搬迁了几个地方,人员也有所变化｡1933年夏天,印刷厂搬到大连湾路大连坊26号,人员除了原来的毛远耀､胡觉民､林一心､任培星､李伟基､杜延庆等以外,又增加了曹雨清､赵锡群､朱文彪等｡印刷厂除了印刷党内刊物以外,还陆续印刷了《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红军步兵野战条例》《捷报》等学习宣传材料｡这些印刷品通过各种秘密渠道,送往各个根据地和敌占区,有力地指导了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反动派对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恨之入骨,费尽心机企图一网打尽,但阴谋一直未能得逞｡1935年底,中央印刷厂迁到上海扬州路三民坊(今爱民坊),而林一心一家就住在排字印刷车间隔壁｡由于中央印刷厂的总负责人于益之被逮捕,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一天,一伙便衣特务突然从三民坊后门冲进来,直奔林一心和任培星的住房,翻箱倒柜,大肆搜查｡

面对凶残和狡猾的敌人,林一心夫妇镇静自若,巧妙应对｡他们平时警惕性极高,对如何对付军警特务早有充分准备,连应对敌人盘问的口供也早已编好｡特务们折腾了半天,竟没有发现任何破绽｡有个特务还用脚踢了几下排字印刷车间的大门(外面伪装得很好),没有觉得异常,以为是没人住的空房,便放弃了搜查｡

当特务们从后门撤走以后,林一心两口子紧张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下来｡

当晚,林一心夫妇不敢在原地住宿,找了一家小旅馆暂住下来｡他俩彻夜无眠,商量如何把印刷厂里的文件和材料转移出来｡第二天,他们来到印刷厂附近一家饭馆,掏钱买了两碗阳春面,叫饭馆伙计送到印刷厂去,他们则隐蔽观察｡饭馆伙计端着面送到指定地点,敲了半天门,没人出来搭理,只好把面又端了回去｡林一心夫妇由此判断里面没有敌人埋伏,于是大胆进了印刷厂,把党的机密文件材料清理干净,一一打包,转移到安全地方｡至于那些笨重的机器设备,搬运困难又容易暴露,只好放弃了｡

痛失爱妻幼子

对于林一心和他所在的党组织来说,1935年春夏之交,是个多事和危难的时节｡设在三民坊的中央秘密印刷厂被迫放弃,中共中央出版工作一时陷于停顿｡时刻面临被捕､坐牢､杀头危险的林一心夫妇,在衣食无着的困境中,又不幸染上了肺痨(肺结核)｡那时候生活环境极端恶劣,既缺乏营养,又没有特效药,饱受病魔摧残却又束手无策｡林一心侥幸挺了过来,妻子任培星却不幸撒手人寰!眼睁睁看着妻子在痛苦中挣扎,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林一心心如刀绞,悲痛欲绝!

林一心和任培星共生育了四个小孩｡老大是个儿子,由任培星送回福建永春交给公公婆婆抚养｡当时刚好有个在上海从事桂圆生意的同乡要回福建,林一心便委托他一路上照应任培星母子｡这是任培星第一次到福建永春,办完事情便返回上海,投入印刷厂工作｡大儿子一直在永春老家长大,父亲给他起了个“继星”的名字,希望他继承母亲的革命遗志,永远做党的好儿女｡还有一个女孩也是送回福建老家抚养,可惜长到七八岁时,在一次山洪暴发中,不幸被洪水冲走｡另外两个孩子经夫妻商量,在懂事之前,抱送给上海育婴堂喂养｡这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夫妻们的无奈之举,孩子在懂事前如果不处理掉,一旦被捕,极易泄密,后果不堪设想!这两个还在襁褓中的可怜小生命,就这样永远离开父母,不知所踪｡

诸多的磨难,使林一心一次次遭受打击,但最终击不垮这条闽南汉｡因为在他的心中,仍然有一团火焰在燃烧,在温暖着他､抚慰着他,在激励着他战胜挫折奋勇前行｡这团火焰,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汇集到“山海工学团”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毛远耀､林一心等人汇集到位于宝山区大场镇的“山海工学团”,开辟了新的阵地和战场｡“山海工学团”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32年10月创办的特殊教育机构,是一个有广大民众参与的进步爱国的学习型组织｡它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新理念,奉行“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的招生原则,大量吸收上海郊区贫苦农民前来接受教育｡

一贯热爱祖国､心系大众的陶行知,对于毛远耀､林一心一行人的身份和处境,自然是心知肚明,对于他们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他说:“你们到了我这里,就是回到了家｡你们尽管放心去做吧!”陶行知先生推行的平民教育,与我党一贯坚持的群众工作,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处｡毛远耀､林一心等在“山海工学团”如鱼得水｡在陶行知先生的掩护下,在同广大民众的密切接触中,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发展了一批“中国反帝大同盟”盟员,迅速建立了党团组织,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了新的力量,使革命的火种在的黑暗统治下,在更大范围内燃烧､蔓延｡后来有人评论说:“自从毛远耀这些人到来以后,‘山海工学团’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和联络的据点｡”

自1930年底至1938年夏,长期潜伏在反动派眼皮底下的林一心,在上海度过了两千多个紧张而又难忘的日日夜夜｡在这里,他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壮志满怀地确立了终生奋斗的目标;在这里,他遇到了亲爱的革命战友和人生伴侣任培星,同心携手走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这里,他和战友们经历了各种严酷的考验,积累了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造就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1938年,中国已由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整编成新四军,开赴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浙江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为适应斗争的需要,经中共中央东南局批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于1938年5月7日宣告成立｡在这种形势下,林一心奉命转移到浙江省工作,先后担任金华､衢州､严州的中共特委书记｡他的革命生涯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责编 兴 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