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蔡禾中产是个艰辛的阶层

“小资”是包含在“中产”范畴之内的。中国的中产与欧美中产，在压力组成，相对收人、职业等方面，是同构的。中产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就是中产者的职业对中国社会的作用。

《新周刊》：中国中产阶层的概念似乎非常模糊。你如何定义中产?

蔡禾：在全世界范围内，中产的概念都比其他阶层更不纯粹，中产的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改变，而争议也相当之多。赖特・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把中产阶层概念划分为“新老”两个部分，“老中产”指的是小农场主与小业主，这些人已经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逐渐破产，正在慢慢退出社会舞台。目前学术界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新中产可以是无产者，即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在此基础上，又有不同的观点从收入和职业的角度对中产分别进行了界定。从收入上来说中产阶层就是指，在“纺锤”型的社会收入结构中，处于中间部分的人群。而从职业上来说，那些承担着国家或者资本管理的延伸职能的人，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都属于中产阶层。《新周刊》：你认为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

蔡禾：按照刚才的定义，中产在中国近代各个历史阶段都是存在的，无论是以小业主的形式，还是以中间收入者的形式。只是人数规模和社会影响的问题。

《新周刊》：为何很多号称中产者，实际生活状态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惬意?这些人能否称为“伪中产”?

蔡禾：我并没在学术界听说过“伪中产”这一概念。至于民间对于“伪中产”的假设，依旧是基于某个单一的标准，比方说有些人的年收入并不高，有些人的职业给人的感觉没有格调。事实上，哪怕在环境相对较好的欧美发达国家，中产也是个艰辛的阶级。首先，他们的收入相对于低收入人群好一些，但他们的梦想却不会只比低收入人群多一点而已，强烈的“向上爬”的欲望给他们带来了低收入人群无法想象的压力。其次，中产的组织化程度是所有阶层中最为糟糕的，这就极大地弱化了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声音和发挥自身力量的能力。比方说在西方社会，白领是被拒绝加入工会组织的，而公务人员也不能参加任何政党。中产本身的复杂性也导致了这点。

《新周刊》：从“小资”到“中产”这样社会流行称号的变更，对于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蔡禾：“小资”实际上是包含在“中产”的范畴之内的。而当人们提起“小资”的时候，更多的是强调一种情调、品位、消费习惯与交往的倾向。中产的浮出代表人们对财富与地位更为清晰的追求，任何社会里的人都有这种欲望。

《新周刊》：中国的中产阶层与欧美有什么差距?

蔡禾：在绝对收入和生活环境上，的确与欧美有差距，但在不同的社会进程中进行这样的比较是不公平的。一方面，中国的整体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另一方面，与欧美已经成型的“纺锤”型收入结构不同，中国的收入结构还处于“金字塔”型，甚至“钉子”型――低收入者占多数，而其他收入阶层的人数都不多。站在穷国的位置遥望与富国中产的距离没有意义。但中国的中产与欧美中产，在压力组成、相对收入、职业等方面，是同构的。

《新周刊》：那么中国中产与欧美的有什么不同呢?

蔡禾：在欧美地区，中产阶层可以起到缓冲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冲突的作用，所以有一种说法“中产是稳定社会的中坚力量”。原因有三：首先，欧美的中产阶层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宪法、伦理、意识形态非常认同，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认为中产是资本主义“坚定的价值理念拥护者”，所以他们在政治取向上趋于保守；其次，如果社会发生动荡，无产者可能有“破罐破摔”的倾向，资产阶级则有较好抗风险能力，但中产的利益一定会受损，所以它能缓冲二者的冲突；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欧美中产阶层的规模在整个社会中最为庞大，如果它确有缓解冲突制衡两方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的确能发挥效用。但在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满足了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中较低层次的“安全”、“温饱”之后，在人权、社会地位、财产持有等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多，且由于中国的中产集中在“高文化”阶层，他们的政治参与冲动要比西方强烈得多。而且，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人数规模、组织化程度上都不及欧美，可以说中国中产的发育很不充分，我对于他们能有效表达意愿与参与政治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新周刊》：中国中产阶层的“中国特色”也在此吗?

蔡禾：可以这样说。此外由于每个社会在社会资源上不同，不同社会中的中产也会表现出对不同资源的向往。比方说，美国是个市场化的社会，它的中产会趋向于追求事业；欧洲是个福利化社会，它的中产会追求安逸的生活。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产会同时追求优质生活、社会地位和政治表达。

《新周刊》：那么中产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在哪里?

蔡禾：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多承担着国家或者资本管理的延伸职能，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力资本上，中产呈现出“信息管理”的特征。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进一步扩大，他们会撑起与之相关的整个行业的发展。中产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就是中产者的职业对中国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