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张岱 3期

张岱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大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世人对其小品散文的喜爱。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京派”与“海派”通力合作下，《琅文集》点校本得以出版，张岱以“性灵派大师”的身份热闹了一阵。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中认为力捧张岱为性灵派大师的行为实在是“只看一面，不及其於”地“肢解古人”。不过，鲁迅主要是借《琅文集》中的点校错误来表达自己“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的看法。究其本质而言，未免不是在抓林语堂等人的小辫子。当然，无论这段三十年代的公案打得如何，都不能阻止张岱以“绝代散文家”（黄裳语）的身份为大众接受。毕竟对习惯于白话文的今人而言，赏析精致洒脱的小品散文，比阅读张岱其余史学著作的语言隔膜更小些。而张岱的人格魅力在经历了历史的裁汰后，也并没有分毫失色。周作人在《陶庵梦忆》的序言中说：“明人即使别无所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所谓明人之狂，在甲申之前的张岱，确实担得起此类考语。

张岱出身簪缨世族，始祖本为四川绵竹人。故而他在著述时常以蜀人自居。他的狂傲散漫与其说是来源于钟鸣鼎食的优越生活，倒不如说来源于绵延数代不坠的士族门风。从张氏家谱来看，张家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开元宰相张九龄。及至明代中叶，耕读传家的张氏族人依然门第显赫。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提及曾祖张元忭时说：“遗风馀烈，与山水俱长。”张元忭生活在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以学问和人品著称于世。其弟子曾凤仪在《阳和先生论学书后序》中言：“先生孝友在乡党，端节在乡间，直声在朝廷，令闻在天下，无不可为后学法程。”所谓“直声在朝廷”是指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因弹劾权相严嵩“五奸十罪”被弃市后，十九岁的张元忭为杨继盛公开设灵位于署，撰文而哭。万历年间，张元忭因罔顾座师张居正的数次暗示而被落职。还归乡里后，更救助了囹圄之中倍受病患折磨的徐渭。

如果说张元忭对张岱的影响仅仅是遗风犹烈的话，那么，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就算是言传身教了。张岱在《四书遇》中回忆说：“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于胸中。”所谓“朱注”，是指宋学家朱熹对经书典籍所做的注解。明代科举对经义理解的考察，也往往来源于朱熹的批注。学书而不读“朱注”，就相当于放弃了当时官方考试中的标准答案。张汝霖不仅这样指导幼年的张岱，也同样如此指导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张子文秕》中记载，张耀芳“惟读古书，不看时艺”。所谓“时艺”，就是当时士人针对科举而专门撰写的指导书籍，其中不但会列举科考中可能遇到的各类试题，更包含了优秀的八股文范本。放弃时文，就相当于放弃备考的教辅参考，故而张耀芳在科举一途中，屡试屡败，终而牢骚满腹，抑郁不得志。直到他五十三岁那年，不得不“以副榜贡谒选”成为山东鲁肃王右长史。

从祖、父辈就开始身体力行不与流俗合污的作法，及至张岱很难不做出一些离经叛道、极具个性的事情。故而其在《自为墓志铭》一文中，便留下了别具一格的“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白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樗蒲，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是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

这“七不可解”基本囊括了张岱的人生选择、处世态度以及张氏家族的命运。明王朝覆战乱连年，张家四散分离，没有了固定的生活来源，张岱只能带着妻小流离失所，由贵及贱。崇祯皇帝死后，明朝诸侯王室于江南一带建立南明政权，企图恢复祖业，驱逐清军。张岱因其父张耀芳曾与鲁肃王交好，故而亦在南明朝廷任职。“书生践戎马之场”说得便是这一段经历。南明覆灭后，张岱基于士大夫的忠贞之念又不允许自己出仕清朝，故而只能隐居山林，清贫度日。

“弱则唾面而肯白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是张岱一生的处世准则。他在《祁止祥癖》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早年优越的士族生活让张岱不屑经营仕宦，唯以真情论处，淡泊名利。故而论交不分贵贱。积年累月，待到国破人亡后，固然失去了经济基础，在物质上已不能满足原先的考究与奢华，但在精神上张岱并没有成为流俗的奴隶。

倘若没有甲申之变，张岱终其一生或许只是一个独抒性情的文人罢了。但是他终究感受到了由明至清的际遇落差。这种如同梦幻泡影一般的命运，得到了20世纪初，那些经历了风云诡辩与山河剧变的京派与海派文人们的共鸣，他们很容易在张岱的命运里看见自己的缩影，在张岱的人生抉择中找到自我依存。故而，张岱自20世纪30年代被推至文化舞台的中心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