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3 08:10:16
01 真正的商业银行很可能会在浙江产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资产评估委员会主任黄志凌博士曾建议我以《浙江的不良资产为何最少》为题写一篇文章。他传递给我的信息是，浙江的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全国最好的。那么民间金融的情况呢？我去年到过浙江台州的路桥区，全国声名显赫的两个民营金融机构――台州商业银行和泰隆信用社――都在那里，它们的坏账竟然都在1％以下。这说明，浙江的经济增长尽管不是全国最快的，但它的资产质量却是全国最好的，经济成长自然也是最健康的。
有人说，浙江金融业健康是因为浙江人讲信用。是的，信用是很节约金融市场费用的。但是，讲信用也是一种选择，浙江人为何比其他地方的人讲信用呢？经济理论可以给你一个方向性答案：浙江金融业坏账少是因为它们的信息费用比别的地方低得多。
学者卓勇良曾经跟我说起过浙江的企业密度。我把它作为约束条件，用来理解路桥和整个浙江金融业。前两年的全国普查，全国平均万人有40家企业，浙江是79家。去年我在路桥了解到的企业数是1008家，几乎是全国的27倍，而且大部分是私人企业。如此密集的私人企业，竞争当然充分，企业优劣信息当然也充分。这显然大大节约了金融企业的信息费用。再说，企业多，这家企业不理想就选那家，这笔贷款死了，其他几笔挣钱，大数定理也决定了在这种地方贷款风险低。
路桥私人企业的密度作为约束条件，也决定了民间金融企业首领的行为选择。政府对民间金融管制较严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民间金融企业首领卷款而去。事实上，民间金融出事的地方，大多企业密度小，正常生意难做，就容易选择卷款发财。路桥民间金融企业好，并不单单是他们人品好、讲信用，而是在企业密度大的约束下，正当贷款做生意就很挣钱，选择卷款逃逸来挣钱代价相对太大。
这样看来，浙江私人企业的密度，降低了那里高级市场的信息费用，于是金融企业无论公私都赚钱。我推论，中国真正的商业银行会在浙江产生。（摘自2005年8月5日―11日《新民周刊》高小勇/文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
02 高利贷不是剥削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接受采访时说，最近，业内关于民间金融问题的讨论中，扭曲错误的观点太多。其中一点是，在中国，放高利贷的人传统上被看作是剥削者。从现代金融学的层面上看，这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高利贷的高利息。
在苛刻对待民间借贷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手中有闲钱愿意放贷的人都不愿把钱借出去，因为借钱给别人不仅有投资风险，而且在讨债时还面临周围社会的负面评价和指责，在政治运动中更会成为打击对象。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很多资金被挤出了民间金融市场，而资金需求并没有改变，这种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民间借贷利息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也随之增大。
要解决高利贷利息过高的问题，必须采用“疏”而不是“堵”的办法。一方面，我们应该在社会文化上承认民间借贷对社会的贡献；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建设令放贷人的权益得到保护。这两个方面直接决定了有多少人愿意放贷和有多少钱用于放贷。
鼓励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市场，资金供应就会随之增多，供求趋于平衡，高利贷的利息也就可以降下来了。
回到“高利贷”为什么不是剥削这个问题上，陈志武说，实际上，从汉代以来，中国的民间借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是企业还是家庭，总会有很多不可控制的意外发生而急需用钱。比如家人得重病，不借钱治病就是等死，借钱就有可能治好，怎么办？当高利贷带来的好处比其高利率的害处大得多时，高利贷行为就不可避免了。（摘自2005年第8期《新财经》聂志玺/文）
03 要正确看待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
谈及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时，许多中国学者常常喜欢引用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认为“倒U假说理论”意在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后期逐渐缩小。似乎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动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研究员日前在一次研讨会的发言中指出：这纯粹是对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的一种幻觉。库兹涅茨在195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曾强调：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此稳定或缩小是与实际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的。他还讲过：“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加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王振中指出，在税法相当完整和相当严格的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都没有产生与实际收入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的缩小现象，难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税法不完善、执法不严格的国家，可以奢望产生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实际收入的显著增加相伴而生的缩小现象吗？（摘自2005年7月18日《中国改革报》）
04经济学决不能“数学化”
针对近年来国内外颇为流行的“经济学数学化”的论调，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尹世杰在2005年第7期《经济学动态》上撰文指出，“经济学决不能‘数学化’”。
尹世杰认为，经济学可以而且应该运用数学这个重要的工具来分析经济问题，但决不能也不应该“数学化”。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说，经济学要着重研究人，研究人的全面发展。但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社会、经济以及各种生活活动，受各方面的影响，错综复杂，都能用数学公式说明或测定吗？数学作为分析工具，很难揭示人本身的活动规律。经济学必须研究人，但如何体现人的本质，如何在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体现以人为本，能完全用数学公式来解决吗？
从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来说，经济学需要研究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关系，分析它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下，社会经济关系更是错综复杂，而且经常变化。这些经常变化的“精神活动”、“精神要素”，都能用数学方法来说明吗？经济学是内容极其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学科，特别是在当代，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领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经济学研究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都能用数学方法来解决吗？能“数学化”吗？
从经济学的应用来说，经济学应该研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科学的对策。既要研究“看不见的手”，又要研究“看得见的手”。而这两只手又是经常变化的，不仅要考虑不同时间、地点的情况，而且要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不仅要考虑国内的情况，而且要分析国外的情况。研究这些极其复杂的关系，都能用数学方法去解决，提出科学的对策吗？
还应该看到，经济文化一体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经济、社会的发展，牵涉到许多文化因素和文化问题。而文化问题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断发展、变化。比如，经济学要研究如何促进经济文化一体化；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文化含量，特别是提高精神文化的含量，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客体（物）、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都要提高精神文化的含量，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向我们放射出崇高的精神之光”、“……按美的规律来建造”，使人得到美的享受、精神的享受。这些文化因素，这些“美的规律”，这些“崇高的精神之光”，能用数学方法体现出来吗？
05 用市场换技术不容易
《环球时报》7月29日刊登陈凤英撰写的“财经时评”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引进了大量外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深化企业改革、推动科技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用“市场换技术”问题。原以为通过引进外资，能用我国的广阔市场换来西方先进的技术，但实践表明，用“市场换技术”很难。外资是来赚钱的，不是来传授先进技术的，特别是外资赖以赚钱的核心技术绝对不会传授给我们。不久前，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披露了一个相当惊人的事实：“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报告指出，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仅仅将商品产业最没有附加利润的组装环节放在了中国，看中的就是中国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
有资料显示，目前，跨国公司垄断了世界上70%的技术转让与80%的新技术、新工艺。为了不断强化自己的技术控制，维持其高进入壁垒，46%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在我国建立独立的研发中心，以便自主管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在我国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王春法带领课题组完成的《利用外资与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研究》报告认为，外资企业的产品，对国内现有技术生产的产品实际上是一种摧毁，“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要想跟他们(跨国公司)竞争就必须购买他们的技术……我们始终在技术创新上难以有所突破”。
不仅如此，指望“市场换技术”还助长了多年来存在的对国内企业技术能力的不信任情绪、过分依赖外资提升技术进步的情绪，从而延误了我国的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进入我国的一些大型跨国汽车企业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牢牢掌控着开发与制造汽车的核心技术，而仅将我国变成其加工组装中心。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汽车引进技术，并没有造就我国本土汽车技术的进步，相反，倒是20世纪90年代属于非公经济的民营企业，对我国自主汽车技术的进步贡献很多。
反思“市场换技术”并非否认这条道路，而是要使外资更好地为我所用。如果不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缺乏自己对核心技术的掌控权，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拿什么与别人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