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3 07:37:53
1974年，亚运会、是中国体育展示自我价值和综合实力的唯一舞台，中国进入亚运会的艰难，毫不逊色于进入奥运会的艰难。
北京奥运会射击比赛开始之前，中国射击队举行队委会――
“明天就要比赛了，大哥，你先给大伙儿说说?”
说这话的人是王义夫，中国射击队总教练。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要不就叫‘苏领队’、要不就叫‘老苏’，别称兄道弟的!这是一个严肃的会，别弄得跟梁山泊好汉似的!”
说这话的人是高志丹，射击运动中心主任。
――王义夫所说的“大哥”叫苏之渤，自从王义夫进入国家队以后，他一直对苏之渤以“大哥”相称，即使已经是射击中心副主任和国家队总教练，“大哥”的称谓也始终没改。
谁都知道王义夫和许海峰是两位赫赫有名如雷贯耳的射击名将，其实在“想当初”，和他俩齐名的还有一个人：苏之渤。
许海峰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苏之渤则实现了中国在亚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王义夫和许海峰都当过中国射击队的总教练，苏之渤则与他俩分别共事，担任过中国射击队三任领队。
在今天的媒体、公众、甚至运动员教练员自己的心目中，亚运会越来越像是“鸡肋”了，连着好几届，中国的亚运会金牌数量都超过了韩国和日本的总和。然而在“想当初”的1974年，亚运会、是中国体育展示自我价值和综合实力的唯一舞台，中国进^亚运会的艰难，毫不逊色于进入奥运会的艰难。
就是在那届亚运会上，苏之渤在男子手枪慢射的比赛中，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第一块金牌――那次中国射击一共只获得了四块金牌，还不如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数多，其中、苏之渤一个人就获得了三块。1978年亚运会，苏之渤又获得了两块金牌，他无疑是当时中国男子手枪的第一射手。
1979年，一个叫王义夫的辽阳小伙儿赢得了全运会的慢射金牌，他将和“大哥”苏之渤一起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可惜，因为中国跟着美国抵制了那届奥运会，他俩都失去了“零的突破”的机会。他们唯一留下的纪念品是一张鲜红的证书，证明他们“曾经是”中国奥运代表团中的一员，而他们满心喜悦领到的那套鲜红的领奖服，则在穿破以后的若干年被撕开做了孩子的尿布――
“纯棉的，质地柔软，手感特别好，当尿布正合适……”
这是苏之渤和王义夫共同的回忆。
终于又等了四年，这时候，苏之渤和王义夫身边多出了一个叫许海峰的青年人。奥运会队内选拔，王义夫实力最强轻松人选，苏之渤和许海峰之间多次PK之后，许海峰脱颖而出――许海峰因为“零的突破”而名垂青史，苏之渤因为差之毫厘而鲜为人知……
那以后苏之渤先是随在日本攻读博士的妻子“留学”，然后又回到了中国射击队，悉尼、雅典、北京三届奥运会，他都是中国射击队的领队。2008年，他作为北京射击场最老的员工，见证了那里半个世纪的沧桑变迁，并且作为中国射击队年龄最大的成员，见证了一系列辉煌成绩的诞生。
几天前，鲜为人知的苏之渤在烟台参加了一项鲜为人知的比赛：中日韩蒙四国老将射击比赛，他再次战胜了三十年前战胜过的对手们。
“合同”证据对广厦更有利
新闻背景
前CBA外援迪克森上赛季签约浙江广厦俱乐部，中途被解约，他要求补上被解约后的工资，但广厦不肯。迪克森便把广厦告到了国际篮联。国际篮联警告广厦，若不服判决将罚款10万欧元。随后，广厦表示接受国际篮联的判决结果，全额赔款给迪克森，同时把他的美国经纪人拉里福克斯告上了中国篮协和国际篮联，理由是拉里福克斯刻意隐瞒了迪克森的非自由球员身份。
点评
本案被媒体称为CBA第一起国际官司，但这“第一官司”的被告却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竟然错过了国际篮联规定的“申诉期”。国际篮联的仲裁结果于7月28日送达广厦俱乐部，并明确告知申诉期为21天。所以广厦放弃申诉的行为相当于放弃了本案在国际篮联的“胜诉权”。案件的结果也给大家敲了一个警钟，那就是千万不要“重实体，轻程序”。
有媒体报道称，广厦俱乐部为免遭罚款，决定接受国际篮联的判决结果，全额赔款给迪克森，但“接下来还是要反击的。第一步就是把迪克森的美方经纪人告上中国篮协和国际篮联”。
本案欲在国际篮联申请仲裁，要以国际篮联的受理为前提。如果在国际篮联的仲裁规别中有相关规定可以受理，那么通过在国际篮联申请的方式是行得通的。但想把迪克森的美方经纪人告上中国篮协并要求其赔偿损失的方式，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恐怕是很难办到的。一是因为该经纪人并非篮联会员，中国篮协即使对其下了裁决(裁定)，其约束力也很难界定；二是因为篮联尚无相关的实体性规定，即对此类事件何以处罚、如何处罚；三是因为目前国内的体育仲裁还没有完整的程序性规定。
除了向中国篮协和国际篮联申诉，本案当事人广厦俱乐部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也可以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在我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据报道，在广厦俱乐部当初与迪克森签订第一份合同(即《全赛季保障合同》，下称“保障合同”)的时候，迪克森的经纪人隐瞒了迪克森并非自由球员的事实，保障合同是受迪克森欺诈所签，迪克森签约时不具备签约的主体资格，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而根据双方后来签订的《CBA标准外援合同》(下称“CBA合同”)。广厦俱乐部是有权在赛季中期和迪克森解除合约的。在广厦俱乐部看来，保障合同是CBA合同的附件，那么，当保障合同与CBA合同不一致时，当然应以主合同，即CBA合同为准。
那么这份保障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这要从两方面来讲：首先从法定上讲。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的规定，因一方欺诈订立但来损害国家利益的，属于可撤销的合同的范围，而非无效合同，因此不能仅以欺诈认定合同无效；其次从约定上来讲，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如果合同双方在合同中条款明确约定了合同效力发生或终止的条件，并且这些条款不违反国家强制性法规的规定，那么在这些条件成就时该合同的法律效力即发生或终止，法律上称这种合同为“附条件的合同”。就本案而言，如果保障合同中明确约定“迪克森非‘自由球员’则合同无效”，则可能因迪克森的身份导致合同无效。当然，如果通过诉讼程序，当事人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是否与其他球队存在关系须由原告提供证据，并经法庭认定。
最后简单阐述一下这前后两份合同的关系，广厦俱乐部方面认为“保障合同是CBA合同的附件”，也就是法律中的主合同与从合同的关系，本律师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从合同”，顾名思又是有从属性质的合同。即从合同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以主合同的有效成立为成立和生效的前提；主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从合同也失去效力；主合同终止，从合同也随之终止。显然广厦俱乐部与迪克森签订的两份合同是相对独立的，不具备主合同与从合同的特征。那么两份独立的合同如果内容上发生冲突，应该以哪一份为准呢?本律师认为，合同不一致之处应视为于双方当事人在后签订合同中变更了原合同的内容，因此应该以后签订的合同为准。故本案中应以双方签订的CBA标准外援合同为准。当然这对广厦俱乐部是很有利的。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是整个民事立法的价值追求，希望每个人都能将其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