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国内公共考古学研究述评

[摘要]公共考古学是近十年来我国考古学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本文对这十余年的公共考古学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认为现阶段公共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大体集中在概念定义讨论、理论构建与引进、大众与公共考古学以及公共考古学与传媒的关系上，尽管取得一定发展成果，但仍存在很多的问题。

[关键词]公共考古学；考古学大众化；考古与传媒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4-0030-04

公共考古学，又称为公众考古学，美国考古学家、遗址保护专家查尔斯·麦克基姆先生在《Public Archaeology》一书首次提出这一概念。2002年，杭州召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其主题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公众考古学的问题。近几年来，“考古学要走向大众”的呼声越来越高，遗址公园的建设、考古工地的开放、博物馆展示方法的改变、考古科普书籍的出现、媒体上各类考古类节目的出现，公众考古学在国内可谓盛行一时。本文拟对我国近10年来公共考古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公共考古学概念的讨论

公共考古学，源于查尔斯·麦克基姆的《Public Archaeology》，国内对于这一概念的没有统一的称谓，或称之为公众考古学，或称之为大众考古学。范佳翎通过对比英美国家考古学家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认为理解的偏重点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Public Archaeology》出现背景和所面对具体问题方面的差异。①大多数学者根据《Public Archaeology》认为，公共考古学是一个西方的名词和理念，但是高蒙河则认为考古学大众化的理念中国从来就有，并通过分析苏秉琦先生不同时期的公众考古思想的演进而认为苏先生是中国公共考古学的领军人。②公众考古学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郭立新、魏敏认为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再思考，这种思考，上升到理论高度，即是所谓的“公众考古学”。③姚伟钧、张国超认为公共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学的大众化。④钱耀鹏认为公共考古就是考古学的社会化。⑤陈淳认为公众考古学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如何由一个形形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阐释过去。⑥当然对于公众考古这一概念提出是否合理学术界仍有争议，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考古学的提法不仅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而且在实际操作时还潜存着一些难以避免的危险。⑦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学科建设，钱耀鹏认为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严格意义上来讲，公众考古学似乎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分支。⑧梁太鹤认为由于公众考古学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论述称它将是国内考古学中“呼之欲出”的一个分支。就所需研究的范围和问题说，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向，分支说自有成立的理由。但是否即建立为新的分支学科，却值得细加估量。⑨孙波也认为公众考古学因为缺乏理论而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⑩

二、关于公众考古学的理论研究

公共考古作为一个新的提法，或者一种新的理念，一经提出，便立即在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不少的学者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但其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与学者们的观望态度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公众考古学主要以《中国文物报》和《南方文物》为两大宣传阵营，《中国文物报》主要刊登公共考古学大众性、普及型文章，实时性、思考性较强，《南方文物》则主要刊登学科理论类文章，其中介绍西方公共考古学的文章占有一定比例。郭妍丽通过对考古学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分析，认为考古科学化与大众化的结合点在文物保护，并且通过四种方法可以实现考古学大众化与科学化的结合。11郑媛则从中国目前经济建设对文物的威胁、公众对考古知识的盲区以及考古工作者的行业尴尬等现状出发，认为公众考古学的建立是公众需要、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考古行业需要。12魏峭巍通过对国外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认为国外公众考古学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我国应加强公众考古学理论建设，找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公众考古学道路。13李琴、陈淳通过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概念、理念和方法的简要介绍，认为中国的公共考古学应该在多方的合作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大众为中心”。14郭立新、魏敏对西方公共考古学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梳理，提出考古工作中的矛盾与冲突，认为研究要结合中国现状谨慎处理各种关系，考古学家应在公共考古发展的形式下做好考古知识普及工作，搭建好公共考古的现实平台。15

在中国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上，姚伟钧、张国超认为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的途径大致有四种：考古现场的参观、摸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其中参观考古现场是目前我国公众考古最要形式之一。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选用了现场参观、科普书籍、动态讲座、考古专题影视等四种方式进行公众考古学的引导和推广。17上述的几种方法基本涵盖了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学的运行模式。在公众考古学基本理论方面，魏峭巍从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不同的视角观察，认为三者之间的分歧必须在共有元素考古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博弈，从而实现纳什均衡，完成遗产保护。18崔玉范从美国公共考古学教育的视角，对美国公共考古的机构和运行模式进行了详实的归纳，认为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由考古学家发起，教育学家们积极参与并合并了社会各个团体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考古学知识和文化资源保护的公众化。19曹兵武认为考古资料具有公共属性，考古资料不仅仅是考古学家的资料，也应该受到其他领域甚至大众的关注。考古学家长期以来只关注考古资料的一个方面，而考古资料和考古知识的分享传播并非文本所能代替，要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支持下不断探索其考古资料的载体和传播的途径，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遗产发展的需要。20麻赛萍、高蒙河根据考古教育与考古资源的密切程度，将考古教育按照三个不同的场所，考古现场、博物馆和课堂加以划分，剖析在三个场所开展的考古教育内容、手段和效果，为以后的公共考古活动提供参考。21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源于西方，因此，有大量关于西方公共考古学介绍性文章和译著。《公共考古学》的序言《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详细论述了公共考古学的定义，并提出了“民智不足”和“多角度”两种模式，在此基础上如何与公众进行沟通与交流。22而《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一文在分析博物馆强大的媒体功能和为考古服务性质的基础上，认为其单一的陈设脱离了公众的需求。自1960年以来，博物馆的功能转向公众，树立公共服务的意识，实现数码通道、幕后参观、外界文物盒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公众考古资源的保护、鉴赏意识，从而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23希尔松·兰贝利通过对巴西水下文化遗产的种种复杂问题的讨论，打破水下遗产由于观点差异造成的僵局，而水下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中心则在水下遗产的管理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4这些译著和文章为我们了解国外的公众考古学研究状况、思考我国公众考古学开展的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借鉴。

三、公众与考古学大众化

公共考古学中的“公共”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公众，即一种国家行为，这种政府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前提；二是公共，由个人所组成的群体，是一个多样化的集合体。所谓的“公共”就是要处理国家、公众、考古学三者之间的关系。25国内这几年来探讨较多的是大众与考古学的关系。1996年，陈星灿撰文《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从考古学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论述考古学与公众存在一定的距离。26陈洪波认为目前国内由于多种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学的专业性质，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大众还是很远。27因此，考古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学者也大声疾呼，要求考古学走出象牙塔，建立公众考古学体系。曹兵武认为考古的大众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不仅是人民文化的需求，也是考古学家有益的学科尝试，并进一步指出考古学家已经意识到应该再添加一个“转换普及”的新程序，在与社会和公众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反馈，认识和确立自身的定位和社会形象。28公众考古学兴起十年来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考古工作者一直都在不懈的努力，从各个角度实现考古的大众化，大部分考古工地的开放和具有科普意义书籍大量的出现。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以通俗话语总结了其毕生研究所得，其自称“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吴汝康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被收入“名家讲演录”科普系列书系，向公众介绍人类起源与进化方面的知识。李伯谦、徐天进主编的《考古探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由一批著名考古学家执笔，其中不乏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见。高蒙河的《考古好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深入浅出的笔法讲述了真正的考古生活。许宏的《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图文并茂，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早期中国的形成。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采用了“发掘者说”理论，用报告惯例之外的通俗语言和视角，随文配上相关照片图像，对相关内容进行概略讲述，以浅显的语言，辅之以考古学常识。它是考古学报告编写的一次新尝试，这种尝试与编者力图推进公共考古学发展的理念是分不开的，表明考古学者正在以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对考古学的大众化进行有益的尝试。李春华认为博物馆在促进考古学的大众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博物馆的大众考古要克服陈设简单，与大众缺乏沟通的现状，实现公众考古学的建立和博物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9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诉求与考古学的科学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一差异的源于考古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考古工作者可以给公众只是尽可能多的过去历史的“碎片”。这些碎片由公众在考古学者的正确引导下完成“历史拼图”。30范佳翎以最成功的“公众化”实验考古项目——英国Buster古代农场（Buster Ancient Farm）为例，认为“实验考古学”具有很大的考古科普优势，应该在公众参与实验考古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31而且考古影像信息更能客观地记录现场，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容易被公众所接受，保证收集影像的真实性、全面性、科学性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32在公共考古学实施与推广中，程艳妮从阳陵公众考古的实践出发，认为公众考古活动中的年龄限制、经费缺少、模拟考古教练的缺失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正在日益束缚着考古大众化的发展。33麻赛萍根据上海市政府“三区联动”的城市战略，积极寻找考古普及化在这一战略下社区化，认为考古社区可以降低消费成本、扩大范围、并且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落实考古学的普及。34上述研究成果具有科普性，也具备常识性，同时也体现实践性，说明学者们正从不同的角度在尝试普及考古知识和推进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四、公共考古与大众传媒

公众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参与，加强与传媒机构的合作，借助新闻媒体、网络媒体等信息平台逐渐成为考古发掘成果的另一个展示渠道。随着媒体越来越多的参与，考古学家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的交流，公众活动日益深刻地影响考古活动。但是媒体是把双刃剑，可以扩大考古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会由于媒体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而出现非客观的考古报道。关于公共考古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也不乏学人关注。曹兵武认为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闻点、兴趣点甚至经济增长点，但不可否认，客观的结果是普及了大众的考古学知识。如果适当地加以引导与规范，甚至可以对考古学的进步、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35孙波认为随着信息和网络等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考古行业可以通过媒体传播考古知识，但是由于考古学或者文博行业状况，以前的一些做法正在被质疑，文物部门正在从危机事件中的被同情者转化为被问责者。正是这样，在危机关头更需要建立公众考古进行应对。36张士坤、王志华从考古学共享现状及问题出发，剖析了考古学与媒体接触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存在呈现不均衡，呈现模式和语言有悖考古学的严谨，进而提出考古学工作者在与传媒的接触中应该主动些、积极些。这样有利实现考古知识的共享。37郭云菁以考古传播人才培养为切入口，认为公众考古传播应将各类媒体作为主要研究和合作对象，探讨考古与媒体的最佳合作模式。要完善和增进考古学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两个领域之间信息和人员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一是立足于培养一批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二是着重培养具备基本的考古学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38

当然，仍有一部分学者对于媒体持保守态度，他们认为媒体的炒作严重违反了考古学的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媒体的任意推导、大胆结论甚至是无中生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干扰了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些不是考古学传播，无疑对考古学这门严肃的学问是一种伤害。39陈洪波在谈及公众考古学与传媒的关系时认为，传媒与大众的关注立场是一致的，传媒关注的是考古学以外的东西，而不是考古学本身，传媒和大众的功利心理显然与考古学家的思想观念是难以合拍。40

五、公共考古学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通过简单回顾近十年来国内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公共考古学整体性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目前还尚未有一部关于公共考古学整体性研究的专著。国内大多学者关于公共考古学的认识还依然不够清晰，尽管公共考古学从发展阶段上看已经跨越了宣传与呐喊的阶段，但是对此并不是很热衷，甚至冷眼旁观。至于在公共考古学的理论和模式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在公共考古领域，依然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错误的认识等充斥在公共考古学领域，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一方面，公共考古学概念呈现缩小化趋势。目前，一提起公共考古，人们就会认为是考古知识的普及，而且这种认识还普遍存在文物工作者和管理者的意识里。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发源于西方，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明了的概念，但是“公众考古学是服务于公众兴趣的职业考古学研究方向，协助立法保护古代遗址与发现、管理博物馆收藏、并向公众展示古代历史、与开发商协商尽可能的减少建设项目对古代遗迹的影响。大部分考古工作还是旨在创建与出版专业的学术知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发展出一系列超出其学术规范的专业领域，公众考古就是用来界定这一发展与多样性。博物馆不再是一个文化机构，而是藏品与档案的收藏、解释与展示的专业实践场所。公众考古学还包括了公众对古代遗存的普遍兴趣。公众考古学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跨域了许多学科。”41这段话不是给公众考古学下定义，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公共考古学涉及的领域远远已经超出了考古学本身。诚然，正如曹兵武所言：“公众考古学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考古学家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方面的作为。”但是公共考古学并不是考古科普化，考古科普化只是公共考古学大众化过程中一个方面，属于考古知识的宣传，而不能涵盖公共考古学。

另一方面，公共考古学展现方式日益模式化。近些年来，以国家、地区考古学机构为主体的生力军正在以自己特有考古学普及和展示手法推广公共考古学理念的实施。但是事实上现在各个地区使用公共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已经近乎模式化，科普读物、工地参观、模拟考古、博物馆教育等中国式的公共考古学运行模式，实际上更多是注意考古知识普及，换言之就是公共考古学内涵缩小化之后的行为反应。

随着公共考古学概念的提出，考古学知识在国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使大众广泛参与到考古学知识的了解和认知当中去。这一举措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民文化意识、增强国家文化的保护力度均有非常明显作用。但是公共考古学是一大值得探索的研究课题，中国公共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探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

[注 释]

①范佳翎：《如何理解“Public Archaeology”》，《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16日第7版。

②高蒙河、麻塞萍：《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③1525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④16姚伟钧、张国超：《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略论》，《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⑤⑧钱耀鹏：《价值实现与公共考古学》，《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⑥陈淳：《考古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30施劲松、王齐：《“历史图景”、“公众考古学”及其他——参观〈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⑨梁太鹤：《2008年公众考古案例盘点及思考》，《中国文物报》，2009年6月26日第7版。

⑩36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31日第5版。

11郭妍丽：《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大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2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

13魏峭巍：《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14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

17刘国祥：《公共考古的开展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25日。

18魏峭巍：《分歧与整合：公共考古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19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20曹兵武：《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21麻赛萍、高蒙河：《考古现场·博物馆·课堂：考古教育的三个阶段》，《博物馆研究》，2011年第3期。

22美·尼克·麦瑞曼著，周晖译，方辉校：《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23美·尼克·梅里曼著，黄洋、高洋译，陈淳校：《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24希尔松·兰贝利：《保卫巴西水下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与公众考古学》，《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08年第8期。

26陈星灿：《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读书》，1996年第12期。

2740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关于公众考古学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2835曹兵武：《考古学与大众》，《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

29李春华：《博物馆与公众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31范佳翎：《“公众化”实验考古》，《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7日第7版。

32范佳翎：《公众考古中的影像信息采集》，《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10日。

33程艳妮：《从文化圣殿到民众乐园——汉阳陵公众考古活动的思考》，《文博》，2012年第12期。

34麻赛萍：《文物知识普及与社区化》，《上海文博》，2009年第1期。

37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

38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第7版。

39熊焰：《解析考古新闻“秀”》，《新闻前哨》，2002年第4期。

41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迈克尔·尚克斯著，陈胜前译：《公众考古学/博物馆学/保护/文化遗产》，《考古学：关键概念》，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