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正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作为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大卫・休谟认为，利己心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惟一起源，并指出正义是人为之德，其主要作用是用来划分和维护个人的财产权利。本文在对休谟的正义观进行阐述和简要评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其正义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同时指出了其正义观对发展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以法治国方略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大卫・休谟；正义观；实用性；人为之德；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0－098－04

作者：郑永廷，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董伟武，中山大学社科系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编辑，《思想教育探索》编辑；广东，广州，510275

大卫・休谟是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在伦理学方面，他继承了霍布斯、洛克等社会契约论者的思想以及沙夫茨伯利、哈齐森等情感主义者的思想，试图通过自然科学的实验推理方法，从人性的角度探讨道德的本性及其规律。然而，对待这样一位伟大的理论巨匠，我国学术界对他的正义思想所展开的研究显得明显不足。本文试图通过对大卫・休谟的正义观的初步探讨，以期能引起学术界对他研究的重视，同时也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正义问题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利己心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

“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在休谟看来如果大自然把所有外在的便利条件如此慷慨丰足地赠予了人类，以致没有任何不确定的事件，也不需我们的任何关怀和勤奋，每一单个人都发现不论他最贪婪的嗜欲能够要求什么或最奢豪的想像力能够希望或欲求什么都会得到充分的满足。不用任何劳心费力的工作，不需耕耘，不需航海。音乐、诗歌和静观构成他惟一的事业，谈话、欢笑和友谊构成他惟一的消遣。看来不言而喻，在这样一种幸福的状态中，每一种其他社会性的德性都会兴旺发达并获得十倍增长，而正义这一警戒性和防备性的德性则决不曾被梦想到。因为当人人都富足有余时划分财物有何意义呢?在决不可能有任何伤害的地方为什么产生所有权呢?在别人占有这个对象，我只需一伸手就可拥有价值相同的另一个时为什么称这个对象为我的呢?在那种情况下，正义就是完全无用的，它会成为一种虚设的礼仪，而决不可能出现在德性的目录中。相反，在自然资源匮乏到使生命受到威胁，使社会趋向毁灭时，正义原则也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此时，人们将不再拘泥于对正义规则的尊重而放弃任何自我保存的手段和机会，遵守正义法则将让位于必需和自我保存这类更强烈的动机。

从人性方面来说，休谟认为，无论是在诗人所构想的人性完美的黄金时代，还是在哲人所虚构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正义都不存在。因为，在前一种状态，正义的作用将被人类广博的仁爱所终止，所有权和责任的划分与界线显然不会存在；而在后一种状态中，力量是正当与否的唯一标准，任何人都不会接受正义原则，正义因毫无用处而失去其存在的必要。

休谟认为，社会的通常的境况是居于所有这些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为了生存，人类必须组成社会，通过合作增强抵御意外伤害的能力，但社会的存在和稳定仍然受到人类生活条件和精神状况两方面的威胁。一是由于各种物资不够丰富，人们就把一部分物品据为己有，如果这种财产的占有关系不稳定，必然会引起暴力和掠夺，社会就会遭到破坏；其二是人类具有同情与仁爱之心的同时，还有自私自利之心的存在，这也会影响人类社会的牢固和稳定。对人类社会存在的这两个威胁因素，如何来制约呢?休谟认为这就必须诉诸正义，正义便因此具有稳定财产占有和约束人类私心、从而维护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作用。因此，休谟说：“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在此等主客观条件下，“正义就获得其对公众的有用性，并单单由此而产生出其价值和道义责任。”

二、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惟一起源

“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惟一起源”(在休谟看来，“正义是对社会有用的，因而至少其价值的这个部分必定起源于这种考虑，要证明这一命题将是一件多余的事情。”正义这一德性的用途和趋向是通过维护社会的秩序而达致幸福和安全。公道或正义的规则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状态和状况，它们的起源和实存归因于对它们的严格规范的遵守给公共所带来的那种效用。在任何值得考虑的环境下，倒换一下人们的状况如：生产或者极端丰足或者极端必需，植根于人类胸怀中的或者是完全的温良和人道，或者是完全的贪婪和恶毒，即通过使正义变成完全无用的，则你们由此就完全摧毁它的本质，中止它所加予人类的责任。休谟认为，如果各个人在此被假定为只爱自己、只依赖于自己和自身的能动性来谋求安全和幸福，因此他将在每一个场合都竭尽全力争取获得优先于每一个其他存在物的权利，在任何一个这些存在物面前，他都既不受自然的纽带、亦不受利益的纽带所束缚。

但是假定两性之间的结合在自然中确立起来，家庭就立即产生；如果某些特定的规则被发现是家庭的存续所不可缺少的，这些规则就立即被接受；尽管这些规则并没有把其余的人类综括入它们进行规定的范围。假定几个家庭一起结合成一个彻底脱离所有其他家庭的社会，那些维护和平和秩序的规则就扩展到这个社会的范围的极限；但是当这些规则向前更进一步时，由于它们那时变成完全无用的，就失去它们的力量。但是再假定，几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为了相互的便利和好处而保持一种交往，则正义的界线就与人们视野的开阔和他们相互联系的力量成正比例而不断扩大。历史、经验和理性充分地教给我们以人类情感的这一自然进程，教给我们以我们对正义的尊重是如何随着我们对这一德性的效用的广泛程度的了解而相应地不断增加着。

因此，总体上，我们似乎已经认识到这里所坚持的这条原则的力量，能够确定对公共利益和效用的反思可以产生什么程度的敬重或道德赞许。正义对于维持社会的必需性是正义这一德性的惟一基础。既然没有什么道德优点是受更高敬重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一般而言，有用性这个因素具有最强大的效能，最完全地控制着我们的情感。从而，它必定是相当大一部分可归于人道、仁爱、友谊、公共精神以及其他这类社会性的德性的价值的源泉，正如它是给予忠实、正义、诚实、正直以及其他那些可敬的和有用的品质和原则的道德赞许的惟一源泉一样。同时，休谟认为，正义的目的在于以外在事物的境况来弥补由于人类精神的某些品质而产生的种种不便，当人们对相对匮乏的资源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时，就需要公正来调解彼此的争端。因此，休谟在很大程度上把正义限定为关于私人财产权 利问题的道德规则。

三、正义是一种人为之德

正义是一种人为之德。在休谟看来，“我们对于每一种德的感觉并不都是自然的；有些德之所以引起快乐和赞许，乃是由于应付人类的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或设计。我肯定正义就属于这一种”。“我们并没有遵守公道法则的任何真实的或普遍的动机，除了那种遵守的公道和功德自身以外；但是因为任何行为如不能起于某种独立的动机，就不能成为公道的或有功的，所以这里就有一种明显的诡辩和循环推理。因此，我们除非承认，自然确立了一种诡辩，并使诡辩成为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正义和非义的感觉不是由自然得来的，而是人为地(虽然是必然地)由教育和人类的协议发生的。”

同时，休谟认为，“正义的规则虽然是人为的，但并不是任意的。”“的确，人类心灵中任何感情都没有充分的力量和适当的方向来抵消贪得的心理，使人们戒取他人的所有物，并借此使他们成为社会的合适的成员。对于陌生人的慈善是太微弱了，不足以达成这个目的：至于其他情感，则它们反而会煽动这种贪心，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财富越大，则我们越有满足我们一切欲望的能力。因此，没有一种情感能够控制利己的感情，只有那种感情自身，借着改变它的方向，才能加以控制。”“因为自利情感不论被认为是善良的或恶劣的，情形都是一样的；因为只有它本身才约束住自己。”休谟通过以仁慈为代表的自然之德和以正义为代表的人为之德的比较和分析，指出了正义的情感基础、作用方式、结果及其道德价值。休谟认为，作为人类道德的组成部分，正义虽是人为之德，但它与自然之德一样仍然起源于人的情感，只不过作为正义产生的必要条件的情感不是对他人的仁爱，而是自爱。在自然资源不充足、人们的利益发生相互冲突时，为解决矛盾，保护各自的利益，便制定出协调和约束各种行为的正义法规。所以，作为人为之德，正义的情感基础是人的自爱。自爱虽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但它是一种个人情感，它的对象是各个不相同的个人，而且由个人的处境所定，所以不具有普遍性。只有通过正义之德对人的行为起到广泛的规范作用，从而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休谟认为，同情在这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情之感使我们超越自爱之心，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他人在正义之下获得的利益，在非正义之下遭受的损害。这种同情之感在整个社会成员的心理普遍地发生作用，就形成了对正义或非正义一致赞成或谴责的普遍情感。也就是说，正义规则的建立是源于社会成员对自我利益保护的需求，但这种自利不是正义获得道德赞许的原因，在《人性论》中，休谟明确地表述过，先有善良的动机，才有对德行的尊重，人是由于想到一旦没有正义，社会的利益将无法保障才对正义产生道德上的赞许。所以，“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带来的道德赞许的来源”。

由此，休谟认为，“自然之德与正义的唯一区别只在于这一点，就是：由前者所带来的福利，是由每一单独的行为发生的，并且是某种自然情感的对象；至于单独一个的正义行为，如果就其本身来考虑，则往往可以是违反公益的，只有人们在一个总的行为体系或制度中的协作才是有利的。”休谟对自然之德――仁慈与社会之德――正义的不同作用方式曾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由每个人的仁慈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可以比作一堵墙，这堵墙是由代表着个别仁慈行为的一块一块砖石砌成的。由正义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可以比作一座拱形建筑，构成这座建筑的每一块石头都要自动落向地面，只有每块石头(各个正义的行为)互相支撑地结合在一起，才使整个建筑能够耸立。通过这种比喻，休谟认为：自然之德与社会之德的功利作用是有区别的，自然之德，如仁慈，主要是一种人格价值，它昭示了个人品德高尚；人为之德，如正义，则直接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利益相关，着眼于保障整个社会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正义比仁慈等自然之德对促进社会利益所起的作用更广泛、更直接。

四、休谟正义观的当代价值

“正义是人类为了克服自然资源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促进社会发展而人为设计的一种道德原则，其主要作用是用来划分和维护个人的财产权利，这是休谟关于正义基本含义的界定和表述。”休谟继承了在他之前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认为正义是对社会契约的遵守。但是，休谟没有将其建立在某种先验的假设之上，而是将眼光转向了人性和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方面，认为正义原则不过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人类习俗，因而取决于人们的特殊生活状态或条件，从而使正义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道德原则，而是具有现实性和历史相对性的原则。笔者认为，休谟的这种正义起源观具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并对其后的正义起源问题的探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将自然资源的中等匮乏与人性的相互冷淡设定为其正义原则产生的条件，可以说是对休谟的这种正义起源的社会合理性的吸收和改造。同时，休谟认为正义并不是绝对的社会首要美德，而是有条件的，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正义原则将服从于生命的保存这一更本体性的原则。这种关于正义的有条件性的观点，得到了当代社群主义的回应。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迈克尔・桑德尔在质疑罗尔斯的正义首要性时指出，正义美德的产生本身就是有条件的，一旦缺乏这些条件，正义美德将失效，因此，正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观念。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评判一些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休谟试图解决自私与仁爱、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和对立，不过，他引用的同情是一种建立在感性和经验基础之上的心理联想主义的方法，因而不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尽管休谟最终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矛盾，但他为以后对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在对正义规则与功利之间关系的论述中，休谟虽然没有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但他的正义的宗旨就在于他人的幸福和社会的福利。从表面上看，正义是遵守和维护社会契约，其深层含义乃是促进公益，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这正是功利主义的最高原则。因此，从这一点看，休谟的正义观具有功利主义倾向，这种以社会福利为目的的正义观，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而且有利于经济的有序发展。特别是其正义理论还直接论证了财产权利规则的确立和维护对社会经济秩序发展的作用，他的经济正义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因为，在市场经济中，这种正义与财产权利关系的确立，保障了个人通过劳动而获得的权利，从而可以进一步激励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劳动效率，同时，还能够起到稳定社会、增加社会最大善的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件之一。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并且给公平正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显然，休谟的正义观可以给我们理解和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支持，尤其是在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推进以法治国等方面。这正是休谟正义观的当代价值所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休谟正义思想的局限和缺陷。他把正义仅仅局限在经济正义的范围之内，特别是把正义全部归结为财产权保障，忽视了对生命、自由、人权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且由于过分考虑正义的结果而忽视了正义的程序，这些缺陷正是罗尔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提出批评的地方，也应是我们在理解和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