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四化”同步发展的逻辑基点与充要条件

【前言】论我国“四化”同步发展的逻辑基点与充要条件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一）工业化：以高效率的社会化生产，提供就业，创造社会福利 我国工业化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技术差距，发展方式粗放，面临环境问题和资源短缺，需要科学发展，构建“两型社会”。另外，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

摘 要：当前，我国面临要素成本上升、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结构问题。“四化”是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的四个方面，四化存在发展逻辑层面的先后，同时存在发展结构层面的同步。研究发现，四化各自肩负特殊时代使命，交互协调，四化同步发展的逻辑起点是结构转型。四化同步发展关键在于构建城镇化体系，适应经济发展的内需化发展。

关键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逻辑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1-0017-07

“四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过程，是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的四个方面。现有四化研究仍存在逻辑基点的认识不足，忽视了特殊背景下的工业化模式。研究倾向于辨析“四化”何者为基础、前提、动力、保障、结果的交互关系，陈志峰、刘荣章等（2012）[1]分析了“三化”同步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相互关系；苗建萍（2012）[2]研究指出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要靠良好的体制和制度的建立；黄群慧（2006）[3]、冉启秀、周兵（2008）[4]，孟俊杰、田建民等（2012）[5]等以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等比较的测评，反映或解释“四化”发展的不协调。“四化”发展的动力及互动机制研究，依据其内在的矛盾自身作为动力，不足以解决四化发展自身面临的困境。“三化”互动机制，进入互为因果的解释循环，使得动力源论扑朔迷离，动力机制的讨论抛开了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抛开系统与结构以及结构成因。在结构层面上，区域和城乡间已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倾向归罪于制度安排问题。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结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制度障碍，不能抛开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而谈“四化”同步。四化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四个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结果，因而，四化存在发展逻辑层面的先后，同时存在发展结构层面的同步，而非割裂开来的具体量化指标。结构问题主要是工业或经济的发展模式决定的，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或路径依赖。需求是经济有序发展之动力源泉，而相关研究倾向于城镇化创造需求，如辜胜阻（2011）[6]揭示城镇化蕴含巨大内需，认为城市消费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应培育内需导向型经济。因此，有必要探讨和厘清我国四化同步发展的逻辑基础，以便揭示四化同步发展内在逻辑上的必要性与实现的充要条件。

一、“四化”在我国当前的基本地位判定

（一）工业化：以高效率的社会化生产，提供就业，创造社会福利

我国工业化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技术差距，发展方式粗放，面临环境问题和资源短缺，需要科学发展，构建“两型社会”。另外，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距等问题。贫困问题最主要还是物质需求问题，解决需求问题也是脱贫致富的过程，因而仍需发展实体经济的工业，使生产高效化，满足需求和创造需求，同时创造就业，将贫困的人口纳入到工业体系中来。工业化内含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不断应用。因此，伴随科技的进步，工业化经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历程。而这一历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必须依托科技自主创新，提升工业竞争力，同时，化解粗放型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这将是我国工业化的目标和意义所在。

（二）信息化：为科技的时代表征，提高经济和社会的质量

科技是推进产业转型发展的第一动力，信息化则是当今科技即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的时代表征，是工业化的后期发展，而世界范围的工业化水平不平衡，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时代落差。因此，信息化是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上的，在以发达国家全面推进信息化的时期，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必须以此为契机，寻求跨越式发展，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两化”融合发展。信息化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巨大市场需求也促进着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化不局限于现有信息技术应用，还存在着巨大的需求空间和拓展空间。信息化不局限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与农业现代化和人们的生活都紧密关联。信息化成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构建市场经济的重要平台，让生产与消费衔接更加和谐，也让社会管理和服务高效化。当前正酝酿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以大规模定制制造为主的，完全适合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将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巨大的颠覆性变革。

（三）城镇化：是社会转型发展的载体，提升都市功能

城镇化是城市化的新提法，重点应在城镇体系和城乡关系上，城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载体，当前存在区域城镇化水平不平衡和城乡关系割裂。城镇化是社会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产业的集聚和人口对服务的需要。建国以来，因特殊的工业化路径如优先重工业的追赶发展，形成先大城市后小城镇的发展序列；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城市极化效应显著，地方政府更多关注增长极的城市；外向型经济造成低成本工业化高成本城镇化以及区位特化。当前，我国城镇化不能局限于推进既有建制城市的扩张，重要的是要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缓解城乡对立和区域平衡。问题的关键是要构筑地域中心的城镇，作为社会转型发展的载体。一是缓解大城市扩容造成的集聚成本上升。二是适应经济内需转型发展需要，合理布局产能，构筑地方产业承接载体。城镇化创造集聚空间和规模效应，提供地方工业集约化发展的基础。三是集聚都市功能，促进创造型人才集聚和交流，发展都市型产业，特别是以知识为代表的服务型生产和生产，以及适应人的需求高级化，发展服务经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并向城市周边辐射都市功能。构筑地域中心城镇有利于拉近与乡村的距离，减少物流和交易成本，适应节约型社会的需要。

（四）农业现代化：是产业化的时代转机，支撑结构合理化的保障

工业拓展着人类需求空间，因高生产效率形成高收益，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就业转移。建国初期指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绝不可以分割起来和相互对立起来去看”。实行工业和农业发展同时并举，要求农业机械化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相适应，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用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随农村剩余劳动转移释放，农民农业生产收益与工资收入趋近，劳动价值回归引起用工成本上升，进而使得农业粗放经营，导致粮食价格上涨以及工业劳动成本上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促进着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形成，农民通过价格机制决定生产，改变以往单纯的种粮依赖，粮食处于相对过剩，劳动价值被扭曲的政府指导价的定价格局。近年持续的粮食价格上涨，反映了农业劳动价值的回归，有益于农民增收，但不依赖生产效率提高的涨价机制无益于社会发展进步，这也增加了城市家庭的负担，即导致恩格尔系数的反弹，同时，引起与金融政策无关的整个社会物价体系互为因果的循环的涨价潮。城镇化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是农村居民对都市生活的追求。当前，学术界热议的刘易斯拐点正显现，意味着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充分释放，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基于仍有庞大农业人口比重，需要及时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析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城镇转业，提高农业经济的规模效应，创新产业组织方式，实现农业产业化，依托公司载体加强农产品的监督管理安全，提供食品安全，通过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降低生产成本，缓解粮价上涨压力，进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二、“四化”之间的交互关系分析

（一）工业化创造就业空间，强化福利生产化解贫困，支撑城镇化发展

工业化过程就是农业劳动减少，城镇不断发展扩张的过程。在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中，农业主要是生产粮食以及部分轻工业原料，粮食是最基本的需求，相对需求稳定，除需求结构变动外，拓展空间相对有限，弹性较小，意味着粮食问题解决后，需求体现在对生活用品及公共服务方面等。总体上依托多生产粮食脱贫致富不现实，需要工业不断创造出社会福利，并拓展开人的需求空间，所以工业仍是实体经济的主体。贫困问题主要还是经济系统的结构问题，由于历史基础差，工业追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积累过程抑制了消费，不利城市功能完善，不利于城镇体系；改革开放后的外向型经济特点是低工资低消费，生产不是满足自己消费的经济生态。该经济特性决定于沿海区位优势，不利于区域平衡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

当今，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发展工业，将贫困人口纳入工业生产的经济系统中，提供就业机会，创造财富和享受福利。当前，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结构问题，重要的是解决结构问题，有工业布局结构问题和城乡关系的社会结构问题，正是结构问题的交互制约反映在区域层面上，表现为四化的不同步，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城镇体系，通过发展工业吸纳剩余劳动，建设中心城镇，集聚都市功能，发挥地域中心性，营造良性的地域经济生态，构筑物质循环、文化保存的生活圈。从而城市向农村辐射城市功能，提供公共服务，防止地域人口过疏化带来的危机。

工业因集聚效应、规模效益，向城镇的空间物理集中，通过高效生产，获得高收益，这种不平衡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下，促进农业剩余劳动的就业转移，推进人口向城镇转移。合理、有效利用非均衡发展的增长极理论，适应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需要，选择发展中心城镇，改变传统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式，规划产业园区，让产业进园区，让园区产业间协作，形成企业或产业间生态性，实现循环经济。通过园区建设，带动城镇化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就地转移，拓展地域整体集聚能级，发挥城市服务经济的规模效应，提高城镇的中心性，让城市功能辐射到农村。当前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同时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和资源短缺问题，意味着一方面需要产业转移和重新布局产能，另一方面需要工业与技术的融合发展，即产业升级转型，创造出新的需求。只有发展工业才能消化剩余劳动问题和解决贫困问题，必须改变发展经济的思路，打破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通过产业协作、地区层面或国家层面意义上的经济生态，将贫困人口纳入到工业生产中来，参与生产社会福利并享受社会福利。

（二）信息化适应科技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提升经济质量

信息化是当代科学技术即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其应用有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非生产领域应用。首先，信息化推进着生产技术的转型升级，使生产更加智能化，高效化。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信息化让世界趋向透明化，使创新资源更容易在全球范围整合，推进产业间的融合发展，迅速推进产业升级。其次，信息化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信息化成为城镇现代化的基础，是现代城镇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的必备条件。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大规模定制制造颠覆着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规模生产转向定制生产、刚性生产转向柔性生产、工厂生产转向个体生产、集群生产转向开放生产、分工生产转向融合生产。城镇化是社会分工协作的需要，是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的需要，信息化更强化资源配置、整合的效率，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成为构筑地方中心的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转机，是地方时代到来的讯号，适应分散性生产、就地销售，通过有选择性地集中推进城镇化建设构筑经济圈和生活圈。信息化体现为信息提取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必须强化区域内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信息化强化经济圈内与圈外的协作，融入到更大的圈域中。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紧密关联，使农业易于管理和监控，科学合理地控制生物生长，通过获取市场信息，降低风险和生产成本，确保粮食的安全供给。信息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构建公平社会的基础，通过信息化有效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需要，克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不公平，同时有利于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质量，促进三者协调同步发展。

（三）城镇化积淀集聚能力，搭建区域、城乡互动平台，活化经济舞台

城镇化是人口和产业的空间移动，适应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需要，是适应工业集聚效应的需要，也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城镇化是都市功能集聚的社会转型过程，在分工与协作中形成都市型经济生态，提供各种生产和服务性生产，促进工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并提供城市居民的服务需求。城镇化为集聚创新型人才，并通过人员内外的广泛交流，实现知识的增值。

经济运行的基础是生产—消费的有序性循环，粮食需求解决后，经济发展主要重点在提高生活质量，通过就业或转业，参与社会生产和分享社会福利。因此，必须把贫困问题与城镇化关联起来，通过转移农业过剩劳动力，引导走城镇化道路，脱离低效率地精耕细作的土地束缚。城镇化为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有效转移，不便于推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也不利于农民自身的生活改善。建国初，优先重工业发展，构建了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因工业积累的需要，抑制了消费，从而制约城市功能的完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趋向二元化；改革开放后，发展外向型经济，生产主要非满足民生需求，由此形成沿海特殊的区位优势，造成城镇体系的区域性不平衡。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看，城镇化须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城镇集聚，目标在于构筑地域中心，集聚都市机能、发挥规模效应的地域经济载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劳动就地转移，保存地方整体上的中心性和竞争力，从而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农业提供工业原料和市场，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经济生态。城市向乡村辐射城市即提供公共物品，若没有地域中心，城市化趋向跨地域，造成乡村地域生活成本的上升，公共设施不能得到修复，从而成为地域危机。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即产能过剩、要素成本上升，经济发展依赖于内需拉动，这将是城镇化发展的转机，有利于构筑地方中心性城镇。

城镇化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载体。当前城镇化被认为是撬开内需的大门，普遍认为城镇化建设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梁小青（2009）[7]指出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是服务业，新型工业化的主体涵义是生产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必须成为活化地域经济的舞台，建构合理的城镇体系可以降低流通成本，有利于集聚创新资源，直接推动生产业发展；城镇化衍生的生产业将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走向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应从社会建构的视角考虑城镇化的经济生态，实现高效的社会福利生产。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建设必须基于构建经济生态圈、物质循环的生活圈，促进地域自立性发展。

（四）农业现代化释放劳动要素，迎合结构转型，平衡城乡差距

农业现代化在时代就被提出。很多学者仅从微观经济视角谈农民增收，强调农民学技术等，农业现代化看似一场农业生产的技术变革，其实是一场社会结构变迁。在粮食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强调农业现代化的逻辑基点是什么很关键。农业现代化只是近年来因结构转型而逐渐变得重要和可行，因为农业现代化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种粮必须有利可图；二是大量农业人口必须脱离土地束缚；三是技术能力。工业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源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剩余和农村小农经济的分化，历史上许多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休戚相关。工业革命是一场生产组织的革命，从而是一场制度变革，常伴强权政治的参与，工业在资本和科技的交互作用下，按其自身逻辑发展。先发国家曾通过“羊吃人”方式使小农经济崩溃，在推进生产全球化进程中，致使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分离，落后国家被卷入世界分工的生产体系，形成中心-关系。落后国家（如我国）为摆脱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有必要构建自己的工业体系，实行工业化追赶战略。

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后期发展，需要工业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设备。1950年代设想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为单位发展地方工业吸纳剩余劳动。因当时科技尚未能满足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先合作化（集体经济）再农业现代化只是逻辑上的先后，因制度承接上存在着真空，又因公社去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伴随城乡一体化制度构想破灭了。经过相当长的工业化积累，相关技术趋于成熟，可以支持农业走向现代化。伴随工业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转移释放，近年刘易斯拐点初步显现，农业在一定技术水平下达到一种剩余释放平衡点，农民工工资出现上涨，由此，农业生产由低效率的精耕细作转向农地粗放经营，农产品价格出现多波上涨。农业劳动的价值回归，可使种粮变得有利可图。但依靠粮价上涨的低效率农业生产，无益于整个社会发展，从而引发整个经济系统的通胀。因此，在此节点上，必须逐步推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确保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体现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经营可降低农产品的价格，使组织化生产效益大于个体经营，从而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促使工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

三、“四化”同步发展的逻辑分析

（一）演化发展逻辑下“四化”同步的困境与机遇

分工、合作的社会化生产是现代经济的特征，社会结构调整是获得生产力解放的重要保证，乡村经济由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尚未完全分工化，是现代产业经济的母体。社会分工推进专业化生产，促进地方集市或集镇的发育，构筑起地方的生活圈，形成地方经济生态。专业化生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拓展开社会需求面，促进商品化经济繁荣。社会分工协作整合中，衍生出企业化的集中性社会生产，因高效整合资源的需要，推进着市场经济繁荣，由此，城镇体系由下而上逐步发育起来。随着技术的发展，运输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突破，地域交流圈、城市的成长空间不断拓展。工业生产拓展开人的需求空间，企业在竞争中，谋求规模效益，通过不断地组并、扩张，应整合资源的需要，向大城市集聚。进而破坏地域性经济生态，导致市场全国一体化，使满足和提供地方、福利的小城镇企业难以立脚，能立脚下来的小城镇企业也不再是为本地居民而生产。社会进入了更广域的经济生态体系，生产与消费发生地域性分离，生产不再仅满足本地区人民的生活或消费。小城镇为中心的地域性经济生态被打破，进入更大的一体化经济体系中。全球化更是颠覆国家间生产与消费关系。

我国因工业追赶式发展，没等小城镇发育成熟，大城市时代突如其来。我国城乡差距的形成，源自于城市化路径，受制于工业化战略选择。建国初，国家积贫积弱，而世界工业已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期，我国还处于前工业革命水平，仅有少数沿海城市有少量的近代性工业，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即必须在民族独立基础上实现经济独立的工业化建设。在国际经济封锁下，构筑了新民主义经济生态。战略上选择发展重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追赶战略，而非选择轻工业重演工业化历程。因重工业的规模经济影响，直接促进大城市经济的活跃。工业化是一个积累过程，积累必然抑制了消费，制约城市功能的完善，优先发展重工业，影响到与农业紧密关联的轻工业发展，制约地方经济的活跃和城镇体系的发育。通过平衡布局生产力，区域层面上构建起一批中心城市或新兴的工业城市。在生产力水平低情况下，农业基础薄弱，粮食生产不稳定，制约放开手脚搞工业，提出农业也要积累，要求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并举。

改革开放后政策倾向发展外向型经济，让廉价的生产要素进入世界生产体系，成就沿海地区利用地理区位优势，迅速发展起来。从经济循环周期看，生产和消费构成一个整体，外向型经济事实上，生产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和改善民生需求，生产与消费完全分离。低劳动回报的经济生态不利于消费和民生改善，同时外向型经济生产特性决定了沿海地域的区位优势，从而劳动要素的流动取代产业转移，最终，受低劳动回报的消费制约，导致中西部的地方城镇化发展缺乏后劲。市场化改革后，因规模、集聚经济效应，地方政府在政策上更多的是关注代表增长极的中心城市的发展，地方乡镇、小城镇发展受阻，导致农村劳动就地转移成为困难，最终结果是跨地区城镇化或劳动力跨地区季节性转移。因而，外向型经济体现为低成本工业化高成本城镇化。乡村地区经济系统的内循环已丧失，在全国性经济大系统中，如何弥合乡村经济循环成为“四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前，外向型经济面临劳动价格上涨，即所谓刘易斯拐点的显现，发达国家选择再工业化，发展实体经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下，我国的产能出现过剩，经济发展需要依赖内需带动；发达国家企业以零库存架势适应迅速的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我国产业需要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能布局内地转移。这将是地方工业化、城镇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机遇。当前，我们国家整体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同时，还存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贫困问题，必须发展工业，创造福利、满足民生需求。适应新的转型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发展地方中心城镇，推进城镇化构筑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载体。发达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化，推进信息化时代，我们在工业化途中遇到信息化浪潮，因此必须坚持追赶发展的思路，选择以信息化催化工业化。

（二）结构逻辑下“四化”同步的城镇体系与经济生态

社会表现为一种结构存在，任何活动都是处于一定的结构中。工业化是社会化生产，其根本特征就是分工协作，从而获得生产效率的提高，正是通过社会结构变迁，使得部门间趋向平衡发展。然而，在现代社会变迁中，为何乡村总是贫穷落后？这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实质所在，也是“四化”的结构结症所在。显然分工意味着协作化，也意味着结构体系的形成，需要两部类生产保持比例协调，形成地域性的经济生态。在这种经济生态中，实现劳动配置上的平衡，即实现劳动价值的回归。从地理视角看，形成近似均质的城镇体系。

社会分工使粮食外需求的生产从小农经济中分离出来，从而人口从农业中分流出，趋向城镇化的集中，逻辑上意味着农村人口比重逐步减少，农业愈加专业化生产。社会因分工而形成城镇体系，形成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即构成两部类生产体系。建国后，我国伴随工业化发展，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绝对数逐步攀升（如图1）。从长跨度时段看，因农村容纳人口弹性较大，农村的人口再生产却又填补了转移出去的人口，回归到小农经济中，农村似乎成为承担人口繁衍的重任，在人口政策上对农村要松于城市，最终提供出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从而在宏观上看，农村陷入贫困泥潭。既然推进城镇化是结构调整的需要，那么政策上就必须控制农村人口反弹，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同时，避免农村人口转移而导致过疏化，对于避免过疏化的有效方式，在于构筑地域中心城镇。

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距问题源自于一个结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即城镇体系问题。城镇体系结构内含着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当前转型发展的关节点上，外向型经济出现了转折，传统产业普遍出现产能过剩，当前产业发展方向已不是产能扩张，而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缓解劳动资源稀缺化导致的成本压力，创新创造出新的需求，引领经济新的一轮发展。我国因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发达国家实行再工业化政策，制造业出现回撤迹象，由此，我国需要调整经济政策为以内需为主导的转型发展，结构调整中实现资源、技术、劳动要素、消费市场的再平衡，区位重构趋向有利于中部地区发展，产能布局合理化。当前，城镇化在极化政策下已造成了大城市巨大的承载压力，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需要依托城镇化构建地方中心城镇，为集聚产业和城市功能提供承接的载体或创造空间，通过城镇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实现就地转移，通过城镇化改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同时营造城镇与乡村资源互补，良性的地域物质循环的生活圈、经济圈域。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国际制造业资本撤回迹象，学界担心“世界工厂”地位丢失，及其剩余劳动力去向。从国家层面看，这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相分离的外向经济生态出现了拐点，这为营造新的经济生态提供重要的契机，即改变对外向型经济的依附，改变沿海区位优势格局，使生产趋向解决贫困问题，改善民生需求的消费。从生产-消费的循环结构视角看，满足需求就是解决贫困问题，通过内需促进生产趋向消费地和资源地，适应结构转型的需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加强地方中心城镇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创造地方新的经济生态，从而增强地方经济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不至于在市场经济中处于边缘化。

农业现代化即以大机器生产为主，是工业化的后期发展，需要消除农民对土地依附关系。建国初，指出农业必须先“集体化”再现代化，“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8]，构想以为单位发展农村工业，让工农协调发展。结构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先合作化再工业化只是逻辑上的先后，在工业技术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农业现代化不能及时跟进，造成预设的制度结构危机。而其后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小农经济的一定程度复归。当前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农业现代化必须先人口转移，需要消除小农意识影响土地流转制约，城镇化则是社会结构转型舞台，因而城镇化必须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创造更多的机会和享受更多的社会服务为前提，只有通过将贫困人口纳入到社会生产中，创造社会福利和享受社会服务，才是最佳的发展选择。农民收入多元化后，改变了对农业生产单纯依赖，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下，实现农业劳动价值回归。当农村剩余劳动转移达到一个平衡点时，务工收入与农业经营趋近，价值实现方式通过劳动价格上涨或通过农业趋向粗放规模经营导致的粮价上涨。因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导致农民游离于城镇与乡村之间，希望获得城镇服务，却又惦记着农村土地，农田乃是农民最大的福利保障，退出难度较大。城镇化是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必须以提供社会服务，创造舒适生活为前提，而不能让城镇化助长社会结构的分化。因此，必须及时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打破粮食与要素价格交互上涨格局。结构问题需要有明确的政策调整目标，在市场一体化背景下，构建地域经济生态，必然面临产业竞争与同构问题，地方分权的财政体系下，地方不得不顾及地域产业，造成对结构优化的阻扰。

（三）价值与效率逻辑下“四化”同步的必要性与充要条件

资本逐利本性促使社会利润趋向平均化，进而使社会趋向均质化，然而技术不断打破这种平衡趋势，破坏这种有序。社会生产即劳动价值（财富或福利）的形成过程，生产能力体现在劳动投入和效率上，即两者的乘积。资本通过管理效率获得更高的社会差价，管理效率亦可视为技术范畴。技术革新不仅打破原有经济运行的有序或结构的平衡，甚至是对原有价值体系的破坏，以创造新需求的方式，按技术拥有者期望的价格投入市场，演绎出经济的波动发展。工业化是时代技术应用，在技术主宰的工业化时代，当技术突破现有产品的质量或类别时，技术拥有者便主导产品定价权，从而社会财富就集中到技术拥有者方。信息化是当今技术的时代表征，我们在融入全球化发展中，必须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把脉技术发展动向，积极应战新技术引起的转型发展。价值实现不等于效率实现，而价值不得实现则会制约效率提升，在既定技术能力下，依赖于价值实现引导的个体劳动参与的积极性。技术和管理组织的效率实现是资本或经营者追求所在，而劳动价值扭曲中，效率成本大于劳动成本，制约技术效率改善。

农业与工业两大部类生产中，农业主要解决人类生存的粮食问题，在既定人口条件下，粮食需求弹性不大，居民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通常只会导致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因此，在粮食满足自己的情况下，若政策只强调粮食安全，维持着工农二分的经济结构，往往粮食过剩会导致粮价下跌。农业偶有增产，也只是丰收不增收（收入），勤劳并不能致富。工农二分的结构下，农业生产因劳动投入趋向精耕细作，无法形成市场价格机制，粮价多依赖政府指导价，存在严重的“剪刀差”。农业劳动的价值回归，须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转移，当达到一定平衡时，即农村劳动要素趋向稀缺时，农民有决定生产的自由时，粮食价格机制才会凑效，粮食价格形成趋向于农民根据自己的劳动投入比照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安排农业生产。粮食价格上涨是农业劳动价值回归，使得种粮有利可图，然而在农业分散经营状态下，劳动价值回归意味着用工成本的上升，从而使得农地使用粗放。因而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三农”问题的出路所在，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农业部门对于容纳劳动力来说，是一个富有弹性的部门。农业劳动剩余与否，不能以土地投入劳动的限度来界定，而是基于价值视角的产业劳动力资源配置平衡的需要。所以问题必须得围绕劳动价值实现。农村剩余劳动通过市场化资源配置，实现转移，粮价实现理性回归，从而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劳动收入增加带来需求层次提高，从而增长的需求带动整个经济的活跃，即所谓的经济内需拉动，进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即脱贫。粮食价格上涨是农业劳动价值的回归，意味着农业劳动价格上涨，进而影响劳动城市转移的劳动收入期望，导致整个工业劳动价格上升。

当前，伴随工业化的农村剩余劳动转移释放，我们面临着劳动资源稀缺化，农业劳动价值实现回归，也正因农业劳动价格上涨，即请工成本高，导致粗放式规模生产，土地利用率下降，造成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这也带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然而，农业劳动收入满足于不依托技术进步的价值回归，却不利于国家整体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当前的节点上，有必要推进农业现代化，而现时代的技术表征为信息化，即通过信息化有针对地控制和调节生物成长，通过市场信息获取，实现与城市需求对接，通过农业现代化继续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农业现代化体现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化经营，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使组织化经营收益高于分散经营，从而将农民嵌入农业产业化链条上，有利于确保粮食安全。

从劳动价值论视角看，在开放系统环境中，可再生劳动产品的价值应以劳动价值（劳动量）来衡量，确保要素充分流动性，从而劳动价格趋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本逐利使社会利润趋向平均化，并演绎出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特性。乡村生活赖以依存的小循环系统的结构平衡受到现代城市工业的冲击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明确要求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即市场趋向一体化，由此，乡村进入了一个大的系统环境。而在一体化市场经济环境下，若控制农村劳动流动和转移，本身就违背市场的原则，必将导致交换价值的扭曲，即产生工业对农业剥夺。所以，应该尊重劳动，让劳动合理流动，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当前，因产业政策引起结构问题，不适应要素自由流动需要，因而，必须推进城镇化，构筑合理的城镇体系，合理布局工业产能，形成生产—消费相接近的经济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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