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被挤扁的灵魂 没温度的生存

在距离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三年后，鲁迅终于写出了自己最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品：《阿Q正传》。这部小说仿佛一道强力的高压电流，瞬间击穿了国人裹在身上几千年的假道袍。人们仿佛被当众扒光了衣服，却又无处遁形，在一个叫“未庄”的舞台上酣畅淋漓地进行着国民劣根性的演出。然而，正是那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小角色阿Q，却把鲁迅引入了世界大作家的行列。因此，在许许多多的给二十世纪作家和作品排座次的时候，鲁迅和阿Q总是并坐头一把交椅。

1921年12月4日，《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小说第一章载《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第二章起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刊完，共九期，署名巴人。这篇小说被作家收入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的小说集《呐喊》中，到1926年10月，这部小说集就重印了十三次。

1925年，在为《阿Q正传》俄译本作序的时候，鲁迅先生写道：“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有病的，也有以为是滑稽的，也有以为是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在他逝世前三个月即1936年7月19日给沈西苓的信中，他写道：“《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几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在那以前，茅盾、周作人、成仿吾、郑振铎、高一涵、钱杏以及苏雪林都对《阿Q正传》有所论及，鲁迅对这些评论似乎并未有“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作品一旦完成，就成了一个自立的文本，有时自然存在一种新批评所谓的“意图迷误”，然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文本又具有一种“对话性”，诚如鲁迅先生言：“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仅就《阿Q正传》引起众多纷纭的事实来看，作品本身确已具备堪称杰作的因子。杰作本身就应该具有丰富的内蕴，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

1923年，茅盾撰写了《读》一文，“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人物的时候，或听到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断的图画，便浮现在眼前了。”很多人“都栗栗危惧”，以为作品“就是骂他自己”，当得知作者和自己并不相识后，“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可见当时《阿Q正传》流行之一斑。

1926年敬隐渔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谈到了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先生称赞《阿Q正传》的事情，“他说《阿Q正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的确，“阿Q”，已经成为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超越文化和民族界限的人类的某些弱点。正因为它是如此杰出，才会在后来被改编成活剧、戏剧、电影和其他一些艺术形式。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关于这篇小说研究性的文字不知道已经超过了小说原文的几百倍，形成了一个现代文学上著名的“说不尽的阿Q”现象。

鲁迅笔下的阿Q是这样一个人，他既非王侯将相，亦非才子佳人，只是生命里“蚁子般”的匆匆过客，进不了“正史”，最后只有拉来了“正传”这个似是而非的名目。接下来就是传主的情况介绍了，然而，他父母不详，来历不详，身边无妻，膝下无子，“姓”的缺失，使他彻底地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的宗法制家庭脱节。至于他的“行状”，则就更“渺茫”得无从说起了。惟一称得上“知音”的，恐怕就是那个不知是讥笑还是颂扬他“真能做”的老头子。毫无疑问，他是最彻底的孤独主义者，因而有时竟不免带上点儿草莽气和英雄气。

他靠着打短工和给人家帮忙得以糊口，阿Q本可以在未庄浑浑噩噩地了却残生，但在他的心中，却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不平”，正是这种“不平”把他和“未庄的鸟男女”区别开来，也正是这种不平，把他一步步逼上绝路。

如果今天和昨天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人的一生用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就可以概括了，正因为总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生活才显得波折迭生，充满了变数。经历了突转，故事才能逐渐展开。阿Q的生活之所以被看成是一部屈辱史，就在于他不断的生存历险，具体表现为不断地挨不同人的打，然后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这也是小说叙述的推动力所在。生而被打，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实在是最伤害自尊的事情。不幸的阿Q注定要在别人的拳头和棍棒下讨生活。赵太爷的一个大嘴巴就剥夺了阿Q姓赵的权利；被别人“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后，阿Q觉得自己是自轻自贱里的“状元”，于是“便愉快地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然而，在赌博赢来的“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被抢之后，阿Q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的苦痛”，“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躺下了。”一个人打自己的嘴巴，无外乎表达一下内心的无比的悔恨之情，其中充满了反省和痛苦，阿Q的自打嘴巴，是一种欺骗和麻醉，自制了一个新的幻想，把自己的失落和失败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经历，在这种镜像的错位编织中体味到了一种别样的“心满意足”。接下来，阿Q被又癞又胡的王胡打，被“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他把这口恶气转嫁在了静修庵的小尼姑身上，却又由此引发了他的性意识，正所谓“食色，性也”。终于，他向赵太爷家里惟一的女仆――吴妈求爱，发生了“恋爱的悲剧”，自然少不了赵太爷和秀才的一顿打，惹翻了赵太爷，也就等于在未庄没有了立足之地，于是只能外出“求食”。鲁迅在《忽然想到》和《北京通信》中都提到了“目下的当务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阿Q为了生存，只能离开未庄，进入城市。当他再次回到未庄的时候，“现钱和新夹袄的阿Q”便得了“新敬畏”。面对着“革命”也画上了一个不满的句号。

阿Q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人物，他自卑、自大、自轻自贱，愚昧、麻木、精神胜利。用遗忘和谎言使自己的心理得到满足。有时候觉得他一无是处，集中了国民劣根性的种种丑陋，有时候又觉得很无奈，在未庄那个乌烟瘴气的地方，阿Q已经可以算是一个闪着亮光的人物了。

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不只是可笑，于这样一个在生活的最底层苦苦挣扎的“老中国的儿女”来说，那已然成为他灰色人生中忍受煎熬的惟一支柱。他并不懒惰，只是有时喝喝酒，赌赌钱，给自己找点乐子，找点活路，也是生而为人的正常欲求。比起其他未庄不求上进的闲人来说，实在是不知高明了多少倍。难怪周作人在其同名评论《阿Q正传》中写到：“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痛骂一顿，做到临了却觉得在未庄里阿Q却是惟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了。”

而未庄其他人，清一色的都是灰色人物。他们对赵太爷钱太爷们毕恭毕敬，发自内心的又一种天然的畏惧，这大概要算在把人分十等

制度的头上了，古已有之，只是在未庄发展到了极至。对于狮虎他们显羊样，对于羊鸡他们则显狼样。暴君的臣民比暴君更其残暴。对于无权无势深有缺陷力有未逮的阿Q，他们自然不会放过。“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跟他开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人们之间的隔膜一至于此，各个却都麻木了，根本意识不到这是怎样悲哀的一件事。于是，即便在阿Q改为“怒目主义”后，他们还是不放过他，依然取笑自己的兄弟，“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直到被赵太爷打过之后，阿。才算沾了他的威名，在人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才得以提升，

赵太爷这个每日端着君子模样的假道学，在得知阿Q从城里带回来许多好东西时，便和秀才商量，“以为阿Q实在有些古怪，我们门窗应该小心些，但他的东西，不知道可还有什么可买，也许有点好东西吧。”在得知阿Q手头没什么好东西后，赵太爷告诉他以后有好东西时要尽先送来给他看，“‘价钱决不会比别家出的少!’秀才说。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脸，看他感动了没有。”主子和权威的丑恶嘴脸毕露无遗。从城里回来后，阿Q说自己不高兴再在举人老爷家帮忙了，“听的人都叹息而且快意”，这些微妙的人类心理，被未庄人演绎得淋漓尽致。人们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隔膜，人们面无表情，互相漠不关心。正如废名在一首叫作《人类》的诗中写的那样：人类的残忍，正如人类的面孔／彼此都是相识的／人类的残忍／正如人类的思想／痛苦是不相关的。

相比于未庄其他人，阿Q却并不总是灰色，有时甚至还会让人感到温暖。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正是在这样一段类似鲁迅小说《过客》中“过客”形象的叙述里，我们看到，在乌烟瘴气的未庄，阿Q的自尊意识在那一刻苏醒，而他的背影也在那一刻显得光彩夺目，我们也在那片刻的绚烂中体味到整篇小说中虽然很小却是惟一的感动。

“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鲁迅先生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是将灵魂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其目的在于“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 了苏生的路”。这“苏生的路”也即他在《答周刊编者信》中所说的“反省的道路”。其用心真可谓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