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漫人之死

“希望大家坚持下去，后面情况会好起来的”，在最艰难的日子，余洛屹总会这么鼓励员工，而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做些正事，太难了！”

“渔夫永远不会停下来，他永远活在风头浪尖上”，酷爱《老人与海》的余洛屹经常念叨这句话。10月4日，51岁的“动漫人”余洛屹“停”了下来，他厌倦了“风头浪尖”的生活，选择用一根绳子与这个世界决绝的告别。

余洛屹死亡前后的日子，央媒正在纠结一股力量对“喜羊羊”、“熊大”进行绞杀，同时成都一对小夫妻的动画作品在网络上热传，在这秋风萧瑟的季节，中国动漫向世人展示了它从未有过的复杂面孔。

今年9月，余洛屹已拖欠员工工资17个月，妻子也离他而去，他所幻想的希望一个个破灭，10月基地外的一条讨薪横幅终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被业内认为“很有才气”的中央美院油画专业高材生再也不能承受生命之重。

他死亡的日子正是来到常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的第1820天。时间倒回到2007年那个如火的夏日，他决然抛下在重庆干得起劲的动画代工及广告片制作的成熟生意，一头扎进中国原创动漫的怀抱。积贫积弱的中国动漫产业是一块处女地，它让所有有理想、有情怀的人觉得留有大把开垦的机会，他们都想当这个拓荒者。中国动漫产业又像是一剂让走进围城的人自high不已，觉得前路铺满了金子。

政府的一系列政策适时地迎合了动漫创业者的心理，软实力、文化强国诸多概念，三费减免、资金倾斜等写进政府报告里的条文都极大地刺激了余洛屹们的欲望。仅在2010年，中国有50多个城市宣称要建设“动漫之都”，已挂牌的“动漫产业基地（园区）约30个，还有50多个动漫园区正在申报中。相比这些“虚火过旺”的数字，另一个数据更为残酷：我国每年动画产量为26万分钟，近三分之二的动画片面临没有平台可播的境遇，二维动画每分钟制作费用为4000元，但在央视播出的费用才1300元，根本难以收回制作成本。我国8000家企业，亏损的占85%。

其实当余洛屹踏入常州动漫基地那一天，就注定只是成为某些官员们政绩簿里的一笔勾画而已，他扮演的角色也不过只是填补政策大潮中兴建的基地里一处空荡荡的房子。若非如此，他两年的艰难跋涉又有谁来嘘寒问暖过，当他离去，某官员的八股辞令是：“政府非常重视，劳动部门已经介入处理此事”。员工的薪资主管部门显然不会买单，因为新一年的募企工作又要开始了……

现实如此冷酷，余洛屹们还能坚持走原创动漫的路子，甚至这种情怀能让员工坚持在两年无薪水状况下一直替老板们干活的原因无非是他们尚有梦——好作品会有好市场。余洛屹的才气以及“追求精品的态度”足以支撑他能制作出优质的动画，他一手打磨的《洛克斗士》、《白狐的故事》曾被美国彼岸公司分别以150万美元、96万美元买下海外发行权。但墙外开花不一定墙内香，发行费无法填补高昂的制作成本及人力支出，衍生市场的开发不力又无法反哺制作，以至于他最为看重的《白狐的故事》只完成了6集便无以为继，96万元的发行费成了纸上的几个数字而已。

余洛屹心中有梦注定他再也回不到“来钱快”的“动画代工”老路上。在四处碰壁的情况下他甚至想起了与人合资搞“文化地产”，在我看来这一步的迈出几乎等于踏进了死亡的深渊。所谓“文化地产”不过是投机者观察政策走向后联合动漫产业人忽悠政府打着“支持文化产业”的旗号搞地产项目。这样的手段在当下已泛滥，动漫基地渐成XXX花园。余洛屹是生意人但更是文化人，他铤而走险进入这个局耗光了最后一点资金，公司现金流瞬间崩溃，万劫不复。

余洛屹的死讯是我一个前同事告诉我的，他目前也处于追讨欠薪的状态。这让我不得不想到海河畔彩虹桥旁那块“热土”——天津中新生态城国家动漫产业园。这是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项目，前任国务院总理与李显龙共同来剪彩过，我曾战斗过四年的企业就在那里。2011年的政策春风吹动，这个长春的小企业在某某市领导上门“规劝”下，毅然携带公司最优势资源来到这块稍显荒凉的地方。10来个人在政府给的近千平方米场所办公，上个厕所都恨不得用摆渡车。

那时我们也都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男女，但还远远比不上我们的老板，一个放弃体制内优厚待遇的儒学爱好者。他在每一个严肃的场合都会告诉我们“动漫救国”、“动漫强则国强”、“不能让功夫熊猫侵略中国”。每天都如注射鸡血般，我们确实做出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动漫作品之一《乌龙院》。我们曾经幻想“乌龙院乐园”将像迪斯尼乐园一样成为娱乐产业的神话。如果说光靠动画片本身盈利注定是死路一条成为业界铁律的话，我当时所在的企业确实探索了一条新路，把衍生品开发前置，甚至在动画片没有制作完乃至上映前已有乌龙院餐厅试运营。然而足够的创新却敌不过冰冷的现实。盗版大国的大环境导致正版的衍生品卖不出去，另一个现实是当我们制作完三集片子后，甚至洽谈好播出平台，一纸政令下发，由于该片原著是台湾的敖幼祥先生，因为这个背景，这部片子无法在各大电视台播放，这无疑让一群理想青年的两年心血付之一炬。

后来，我们实在不能降低到去拍《闪闪的红星》、《雷锋》、《西柏坡》去哄某某官员开心却让市场遇冷的红色作品，但我们又能去干什么呢？一群看样板戏的老头来审核动画片，一个只给低幼动画留有空间的市场，我们实在找不到太过光明的出路。

再后来，当理想难以照进现实，我离开了那家企业，那一天是我在《动漫报》头版发表《文化强国引发大动漫时代》一文一周年的日子。现在那儿的故事与余洛屹经历的大同小异，严重的资金短缺，每日痛苦地挣扎，员工经年累月地拿不到工资。而当你打开国家动漫产业园的官网，这些似乎都不曾发生过，一派繁荣景象，“某某市动漫集群效应拉动产业发展”类似这样的新闻挂满了首页。

我的前老板在朋友圈分享了余洛屹自缢身亡的新闻，他说“一路走好”。与他而言，一起进动漫围城的人已走了大半，有的人走得更为惨烈，他对着另一个世界的人说“一路走好”，踯躅不安之余恐怕会多些“敢问路在何方”。

“希望大家坚持下去，后面情况会好起来的”，余洛屹生前最艰难的时光总会这么鼓励员工，而10月4日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做些正事，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