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1 12:58:22
本期专家
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东方审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目前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中国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现在时
上海法官案曝光者陈某称，赵明华干预案件裁决，为讨回公道，他按正当渠道申诉，却泥牛入海。
陈某第二次愤怒了，正常诉讼演化为私仇。
《致青春》一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女大学生朱小北去校超市购物，被污偷盗，撕扯中受伤，也打坏了超市物品。校方各打三百大板：超市道歉，朱小北赔偿。感觉倍受侮辱的朱小北一怒之下，打碎了超市玻璃……
以功能主义方法解读，朱小北的愤怒来自她寻求法理和人文的平等，校方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采取了传统社会中社群调整的方式，试图用平衡代替平等；平等论者与平衡论者的决裂，致朱小北付出离校的代价。
当弱势个体无法在利益上获得补偿，他就不知道该如何维护尊严。那么一种踢猫式的迁怒攻击行为，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天然正确的道路，在生活各个方面把利益受损和人的受损等量齐观时，迁怒攻击就会变成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当尊严受损害的这些人越来越多，我们就遇到了愤怒中国和中国式愤怒。
朱小北经历了两次愤怒：第一次是受到超市老板侮辱，第二次是觉得这种侮辱不可能合理解决。相对而言，第一次愤怒属可指导性愤怒，即认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问题；可怕的是第二次愤怒，属不可指导性愤怒，即不认为可以在现有秩序和机制内解决问题的愤怒。第二次愤怒的特点是，如果老板骂了我，我没有办法对抗老板，那就去踢路边的猫。
中国式愤怒的核心是“二次愤怒”，这种愤怒具有三个内容：以破坏性为核心的迁怒、性的人格分裂，并最终导致就近攻击的破坏欲。
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导致第二次愤怒，那这个社会的管理机制就出了大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的典型特征是：一方面，总是通过各种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应法律法规的确立，承诺可以公平合理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普通公民却付不起这种渠道寻求合理性的诉讼成本、政治成本和生活成本。于是，迁怒就变成了中国式愤怒的典型症候。
值得反思的是，踢猫转移了愤怒，也摧毁了对社会主导体制的信赖，促成对身边人或事的攻击习性。几乎所有这种形式的愤怒，都是在一个合理化前提下，以团结起来大闹的方式完成的。在这种集体合理化攻击的方式中，公司、单位或集团，往往成为众人发泄愤怒的对象。这正是迁怒机制的作用：如果长期以来总是受到各种无法说清的抽象压抑的困扰，这种集体性的合理化攻击行为，就具有强烈的狂欢效果和爆发性纾解功能。与上述迁怒机制和合理化攻击有明显差异，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暴躁性易怒行为。一次小小的汽车刮蹭，可能会酿成大打出手的流血事件。
在这里，小型暴力冲突乃是国家社会冲突的微缩版本或戏剧版本。
首先，在这种冲突背后，隐含着对国家权力机制的警惕、不满和破坏欲，仿佛只要是规定、规则和行政手段，就必然隐含对个人生活权利和主张的损害。与国家权力的博弈，缩小成了在具体而微的场景中，大声喊出自己的不信任，并用暴力形式发泄这种不信任激发的愤怒。
其次，很多时候，这种权力的博弈来自对权利的诉求，却往往变成暴涨的个人强权意识，即控制他人最舒服、最安全和最符合我意图：如果能感受到资本—国家的压抑性机制，却不知道它藏身何处时，那生活中的一切他人都可以是它的代表；只要能够控制他人，就能保障自己。
显然，宽容的消失、攻击性的增强，让我们看到一个易怒的中国：辱骂、攻击与随手丢弃垃圾、吐痰……只要可以发泄内心不满和危机感，合理的形式也许并不重要，所以，碎片化愤怒就成为人们的常见态度。
迁怒—攻击—权力，构成了中国式易怒的内在逻辑：如果我总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那就会不断用迁怒的形式积累愤怒，使之成为社会病；一旦有合理借口，我会大肆攻击，试图引起关注——这也许是对建立很好的解决问题机制的提醒，实在不行也是一种报复；只有让我保持不随便被损害的状况，我才可能在这种社会中活得更好——为此我积极努力拼搏，试图不再被人欺负，所以，现在谁敢欺负我，我就教训谁！
当前中国资本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矛盾很大。不解决社会财富公共分配问题，中国社会就会深陷寡头经济的泥淖，最终丧失社会发展活力，人们的生活信心也会崩溃。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既遏制资本经济的罪恶，又维持资本经济的活力，同时恢复追求公平合理的体制，便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必然面对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中国式易怒。W本栏责编 / 永东
未来时
今年5月28日，山东临沭县，崔社梅夫妇赤身被绑架，房子被强拆，夫妻俩报警，县公安局表示，不好处理、不便立案。
崔氏夫妇会第二次愤怒吗？如果会，他们会做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