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占豪 声声叹

“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这是何占豪的创作座右铭,他说这条路走起来还很长很长……

何占豪有点激动。他说《梁祝》应该缓称“经典”,等一百年再说。他说有人一提起中国音乐还是只能提《梁祝》,可是《梁祝》旧了……他说作品创作问题不解决,俞丽拿培养再多的演奏人才也没用!他说现在中青代的作曲家写不出人民群众喜爱的、传唱的作品!

在和记者的交流中,何占豪几乎全程亢奋,激情四溢。可谈到中国音乐的出路时,又频频叹息,陷入深深的思索。他想起了当初创作《梁祝》的过程,那种纯洁美好的为祖国创作优秀作品的激情,似乎已一去不回来了,何占豪深深怀念、无奈……

他一直强调:作曲家要深入群众,要有泥土的芳香,才能创作出人民喜爱、传唱的作品!

一叹:“《梁祝》旧了……”

上海音乐学院80周年校庆系列音乐会――优秀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场听演出的某位音乐学院的学生后来在博客里写道:“《梁祝》旧了――多少年过去了,‘上音’没出过一部像《梁祝》这样经典的曲目了。俞丽拿也老了――音准有问题,力度不够,激情也不到位。”

该学生的评论引起了记者的共鸣,同样也引起了何占豪的共鸣。他说:“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对的,其实他还有句话没讲出来――音乐界没有出新作品。”

“几十年过去了,一提交响乐,还是只能提《梁祝》,我去国外,很多人都问我相同的问题……”

何占豪对这种情况的改观很不乐观,他说:“裸地讲,这种情况是因为音乐界盲目崇外造成的。”他说有些很权威的音乐家,创作的通俗歌曲全国人民都喜欢,全国传唱,改写交响乐后,人民群众越来越听不懂,演奏者都不愿意拉,觉得难听。何占豪对此的理解是,只有从人民中出来的音乐才能被人民接受:“1989年,《梁祝》改为高胡协奏曲进入台北音乐厅去演奏。蒋纬国听了,在后台讲‘很激动,炎黄子孙出了这样的作曲家,我感到骄傲。’当时我跟记者说:‘请你告诉台湾同胞,中国老百姓是有音乐才能的老百姓,南方的农民是有音乐才能的农民,几乎很多音乐都是南方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女创造出来的,所以《梁祝》的原创者是他们。’记者跟我说:‘何先生,谦虚是好的,但过分谦虚就是虚伪。你怎么讲《梁祝》的原创者是农民呢?’然后我就一段段讲给他听,化蝶是从昆曲里出来的,主题是从越剧的唱腔里出来的。记者听后感叹道我不是虚伪,是真心认为《梁祝》的原创者是人民群众。我一直希望年轻一代能够学习民族传统,我们的传统是座挖不尽的金山。现在某些中青出的曲子难听啊,真难听啊!”

二叹:“中青代作曲家的作品实在不太好听”

“现在中青代作曲家的作品从专业讲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讲,都太难听了,听不懂。”何占豪如是说。

“也许是老百姓没有达到那种欣赏国际水平音乐的程度?”记者问。

“不是的。”何占豪斩钉截铁,“老百姓有自己熟悉、喜爱的音乐语言。好的音乐应该是雅俗共赏的。”

“有些中青代的作品真不好听。某些作品被炒作得沸沸扬扬,我就是不要听。如果指挥家抢着去指挥,听众抢着去买唱片,完全不用炒作,这样的作品那才叫成功,好作品是不胫而走的。所以我说,中青代作曲家是有才能的一代,但是他们没有好好学习民间音乐,不尊重民间音乐的传统,所以他们的作品很难在大地上生根开花。如在建国前举行的‘齐尔品中国作品比赛’中脱颖而出的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是由一群外国评委评出来的,流行全中国。后来解放了,所有比赛评委都是中国评委,评出来一个小提琴协奏曲,那首曲子除了第一次评奖会上演出后,再也没有人愿意演出,因为难听啊。外国评委倒挑出一个全中国人民喜欢的音乐。中国教授评出来的曲子,全中国人都不喜欢!这些评委的脸放哪里去?金奖作品都没有人听,你说可悲不可悲?”

“那次评奖结果出来后,我问我的老师丁善德先生怎么会选出这种连音乐学院的老师学生都听不懂的音乐。丁老师说:‘送上来的都是这些东西，我们只能从这里挑。’”

《梁祝》之后,中国音乐界寂寞太久了。原因何在?

“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曲家只重视外国音乐的学习,而忽视民间音乐的学习。也许学习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归纳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太漫长了。希望下一代作曲家能纠正过来,关键是各艺术团体特别是各艺术院校的领导们。如果忽视民族传统的现状久久不能改变过来,那么我们出不了新作品这个情况还将会继续下去。”

何占豪满怀深情地介绍了他心目中比较优秀的中青代作曲家:“刘源,他在探索一条中国传统和外国技巧相结合的道路,得了金钟奖。特别是山西的赵季平很不错,创作的《乔家大院》、《红高粱》等作品,真正把西北一带的民间音乐学到家了,他的作品老百姓喜欢,会传唱。”

三叹:“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不重视旋律写作”

“外国人老问我,中国除了《梁祝》、《黄河》,后来的曲子怎么都超不过?其实不是超不过,是因为我们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太相信外国音乐技术的学习,而太不重视民族音乐的学习,有时某些作曲家太相信自己的才能了。这个问题不解决,老师培养再多的音乐演出人才也没用。我们培养了很多钢琴家、小提琴家,都跑到外国去了。我们培养出来的歌剧演员没有作品唱,只能唱外国的歌剧,也只能跑到外国去。前上海歌剧院的院长施鸿鄂,那么好的男高音,生不逢时,没作品唱。”

深深叹息。

“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了‘钟鼓奖’,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所谓国际音乐创作比赛。出来的作品不受欢迎,老一辈作曲家认为不好听,连理论家都认为不好听。”

“我们的作曲家要努力学习民间音乐,当然也要努力学习外国技巧。有些作曲家不会旋律写作,只能改写别人的作品,作曲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编曲不会写旋律,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好的作品一定要有好的旋律,现在音乐界反对好的旋律,都盲从国外反旋律的潮流。谁的音乐技巧难,谁的音乐难听就是好音乐,这种事情真讨厌啊!如果这种不良的倾向不能改变,多少年之后,我们还不可能有好的作品出来。”

“上个世界末的世纪经典作品评选,《红旗颂》没有评上,群众反映强烈,后来补上了。从这里也反映出某些专家头脑中没有老百姓,老百姓喜欢的优秀作品在他们脑子中不一定优秀,这就是悲剧所在。”

四叹:“现在的领导方式简单”

问到中国音乐的出路,何占豪陷入深深的思索。

“我看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比如所有的新作品出来后,必须经过人民群众的检验,才能评奖。”

话题一转,他谈到了现在音乐院校的领导问题,一再叹气:“‘琉璃杯’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也已经办几届了,同样没有出来群众喜欢的东西,不要以为有了钱搞搞比赛就能创作出新的作品。”

“要有真正为振兴民族音乐事业而努力又有水平的领导人才,与创作人员同甘共苦的领导人才。相对而言,现在的领导方式简单,花点钱弄弄比赛;那时候的领导有伯乐的眼光,发现了人才还会培养。”

他说到了前段时间很热的《超级女声》、《好男儿》,他还是《好男儿》的评委,他说虽然这些操作还不算是真正的实践,但他还是愿意当这些群众娱乐活动的评委,他说:“因为我会和他们实话实说:‘你们这是娱乐,你们还要提高。’他们也都会听我的话,这种方式能使群众的娱乐活动也能不断提高水平。我们有些专家也没必要高高在上,对这些群众的娱乐活动不屑一顾。”可能在他心里,这些娱乐活动也能间接地提高听众对音乐的审美力。

“我也希望一些民族的企业家能致力于振兴民族音乐。”

“教育界、企业界、艺术界联合起来,有好的领导组织,中国音乐会有希望。”

五叹:“《梁祝》让我遗憾一生”

看到何占豪对音乐界激扬文字、指点江山。记者冷不丁问:“您曾经说过《梁祝》不是您最好的作品之一,可是您认为的那些好作品的影响力都没有超过《梁祝》,这是为什么呢?”

何占豪并没不快,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是啊,《梁祝》让我遗憾一生。它淹没了我后来所有的光辉。应该说《梁祝》是我的优秀作品之一,但不是最优秀的,我有个作品叫《龙华塔》,每当纪念龙华烈士的时候都会放这个音乐,这个作品既教育、感染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敬。很多人说《龙华塔》是我最好的作品。我还写过描写岳飞的《临安遗恨》,所有学校古筝考试,每个学生都会挑《临安遗恨》来弹,边弹边流泪。我写过很多曲子,以后音乐普及的话,人民会慢慢知道这些作品的。”

最后,何占豪说希望中国能出现二胡的帕格尼尼,古筝的肖邦……演奏家的力量和作曲家的力量结合起来,创作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