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的“能”与“不能”

在福建，晋江是一个重量级城市。谁都深知，这是因为晋江“能”，而且很“能”。我们熟知晋江林林总总的“能”，大抵不外能创名牌产品，能创驰名商标，能创“世界夹克之都”之类。其实，读了

《为什么是晋江》，方领悟了晋江深入骨髓的“能”。

作者吴乐进是浔兴拉链公司的总裁，晋江本土企业家。在他的笔下，晋江的民企是彻头彻尾的草根，但这反而成了晋江民企的优势。草根接着地气，对市场的认识准确，最终成就了晋江的气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多次走进晋江，因为他坚信，县域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是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两个重要引擎。在深入浔兴拉链公司时，读罢《为什么是晋江》的初稿，菲尔普斯欣然题词：“作者对晋江城市化和晋江经验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很有价值的观点。”

吴乐进眼中的晋江人永远都在与拼搏打交道。每个人都忙忙碌碌，没有下班的概念，没有周末的调剂。许多工厂、车间、酒店、茶楼常常彻夜灯火通明。这种近乎疯狂的热情也曾让中国著名的品牌管理专家叶茂中叹服，晋江是一座“可怕的城市”。在这座“可怕”的城市里，一代又一代的“睡不着觉的晋江人”演绎着晋江的传奇。

翻阅《为什么是晋江》，我们看到了一个通过发展民营企业的路径来实现城镇化的成功典型，看到了一个“能”的晋江。但是，兼具企业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吴乐进也把我们的视角引向另一个领域——晋江的“不能”。在他眼中，晋江的“不能”令人不安与焦灼，让人揪心、无奈与气短。

浔兴公司有一万两千多人，多来自贵州、四川，有些年收入可达20万元。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他们在晋江住房、孩子上学等问题不得不由企业自行负担。这只是晋江130万外来务工人员的缩影，同在一片蓝天下，原住民与“新晋江人”依然有闾左闾右之别，而为了留住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企业不得不承担原本应该由社会承担的责任。

晋江不能跳脱“市管县”的框框。晋江作为一个县级市，按照目前干部管理体制，县级党委的直接领导是市级党委，这就注定了县级领导对市级领导是绝对的服从，由此带来的财政和人事限制已经使晋江在改革道路上步履维艰。

单纯的经济改革永远无法通向成功之路。一旦迈出经济领地，即使“很能”的晋江，也难免捉襟见肘。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晋江需要一定的顶层设计。我们欣赏晋江的“能”，更要着眼国家未来、民族复兴来品鉴晋江的“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