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不变,记者收入模式难改

年初，中国媒体业新锐人物程苓峰的一篇《一流记者挣啥钱》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文章从业内流传的“三流记者能写稿。二流记者勤跑会，一流记者拉广告”说起，提出一个问题：那些自命清高的“三流记者”，老说自己才是媒体业中坚，掌握最核心的信息和判断，可为啥就不能挣到最多的钱?――记者收入的“商业模式”有问题。

程苓峰为写稿记者提供了一条“商业模式”：踏实写稿，提供对读者负责的真实信息，切实掌握某个行业的核心信息，这样，不仅可以写猛稿多挣稿费，而且还可以通过整合行业的人脉和综合信息做判断，进行投资获得经济回报。他甚至设想好了实现这种商业模式的五种支付形式。

现在记者的收入模式是否合乎记者和媒体发展的需要?程苓峰提出的这些“商业模式”是否可行?请看嘉宾观点。

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不变，记者收入模式难改　王勇

基本上，我不能同意《一流记者挣啥钱》所做的判断，但必须承认它触碰到了传媒业中的两个真问题，尽管其提供了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

错误的原因在于，该文混淆了两个问题：一，媒体的发展走向；二，媒体从业人员的收入分配(主要是指记者)。二者关系类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作用于前者，但决不能在割裂前者的前提下生硬地谈后者，那样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是海市蜃楼，只是看上去很美。

道理很简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三流记者能写稿，二流记者勤跑会，一流记者拉广告”现象的出现，是纸质媒体传统商业模式遭遇重大挑战的直接体现。当媒体自身面临生存危机又找不到相应的解决方案时，贴近市场、能够为所在媒体带来直接收入的人的话语权会更大，收入的再分配也会向其倾斜。

人人都知道任由“一流记者拉广告”现象泛滥，最终会形成一个死循环，但问题在于，传统模式甚至连眼前这关都过不了。传统媒体的赢利模式是三次贩卖，第一次是将内容直接贩卖给读者，第二次是将读者的注意力贩卖给广告商，第三次则是贩卖媒体的自身品牌，寻找合适方式将其变现。三者是逐层递进关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容和渠道――前者决定有没有人付费，后者决定如何付费，也就是《一流记者挣啥钱》中所触碰到的两个真问题。

互联网完全颠覆了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内容趋向于免费化，信息传播渠道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媒体在这个大势下土崩瓦解，现在需要的是将二者重新匹配，让整个行业焕发活力。整个行业江河日下时，讨论。一流记者挣啥钱”是个伪命题――个体的成功难以复制，没有实际意义。

先来看内容。基本上，在互联网时代想靠出售内容赚钱是行不通的，程文中预想的“个人媒体”出售内容获利更是不靠谱。拿起点中文网来说，写网络小说的成本远低于写新闻，但们月薪过万的依然凤毛麟角。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传统媒体将其作为发行渠道的补充，但内容一经数字化，免费的趋势便势不可挡――生产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所在市场又是个无门槛的竞争市场。

这里要对内容加以区分。人们会为那些专业化的、能帮他们赚钱的信息付钱，彭博的终端、证券经济师的分析以及《经济学人》的智库报告都属此类，但人们为其他信息付钱的可能性很低。由此推断出一个重要结论――专业性较强的研究性、解释性报道，将是媒体未来竞争的关键，这也是《经济学人》在互联网时代大放异彩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程文中“一流记者炒股”的设想，只是研究型记者用其知识赚钱的案例，属于个人理财范畴。

再来看渠道。互联网的出现一方面摧毁了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新的局面。“大众媒体让我们更聪明”，专业性、研究性的信息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互联网也让变现的渠道成本大幅度降低。但在互联网时代，渠道的话语权事实上要比过去更强，程文中所提到的各种支付模式，基本不会突破苹果iTunes的模式。换言之，中移动、腾讯等依然是被付费的对象。

看起来，人们是在通过iTunes向内容提供商付费，但iTunes更像是一个收费亭，而不是商店。苹果控制了音乐上传到iPod的通路，抓住了那条长尾。表面上用户是在iTunes上挑选自己喜欢的内容并付费，本质上苹果是向每个用户收费，而不是把东西卖给他们。

通过互联网渠道来卖内容是行不通的。正确的做法是：要么放弃销售内容采取间接形式获利，要么想办法将内容嵌入到人们愿意付钱的东西里去。这是媒体变革的方向，也是眼光敏锐的记者们可能的赚钱方法。

绝大多数媒体会采用间接形式赚钱，比如利用影响力办会、换广告、出售纪念品等等。运气好的话，处在第一线的记者偶尔会发现些趋势，小试牛刀或许也能挣点钱。程文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原网易编辑唐竞新，在炒作过程中发现“”这一神兽能发泄网民宣泄情绪，于是自己拿出几千元，订制了一批神兽T恤和公仔，在没有任何信用度的情况下卖出去几千个。

但这种方式很难持续，将内容嵌入人们愿意付钱的东西里去或许更为靠谱。这一点个人很难做到，但一个成熟媒体是完全可能做到的。看一个简单例子，英国点击率最高的十家新闻网站中，除了雅虎，其他都是传统媒体的网络版。《经济学人》网络版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在做报道的同时做研究、出售报告，新内容全免费、但对过去的内容收费等等。《财经》坚持自己做网站，走的也是这个道路。

这种情况下，媒体进可自己做渠道，退可与掌握渠道的平台谈合作，降低自建渠道成本，对内则可以解放被传统商业体系束缚的媒体人的创造力。“个人媒体”想靠点击赚钱是很困难的，一是很少有人会为此付钱，二是从人海中被找到且长期保持注意力非常难(程文忽视7这一点)，于是就需要有一个平台。当媒体有意识地向互联网转型，对内部记者更为开放时，完全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平台，而且与记者打造“个人媒体”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于是，在明晰专业性、研究性的信息是未来媒体竞争关键，并主动向互联网转型的前提下，一流记者的收入来源就比较多样：稿费、研究、写书、个人理财、以及个人博客的广告收入等等。更重要的是，这对行业本身是正向的，并非杀鸡取卵的恶性循环。

当然，这取决于中国媒体的主动意识，以及管理水平的大幅提升。

“堤内损失”还是要“堤内”补　刘江华

“三流记者能写稿，二流记者勤跑会，一流记者拉广告”，这样的话在业内流传，透出的是对写稿记者的调侃――收入偏低，地位偏低。

媒体是内容提供商，记者写稿即是为媒体提供内容，服务媒体的核心业务。在媒体这样一个内容提供商里，提供内容的记者却没有能够挣到最多的钱，应该说是一种错位。

而这种错位的产生，首先是由于媒体定位的错位。在中国，尽管有完全公司化的媒体，但大部分媒体，依然被归

类为事业单位，其管理模式，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以，对其产品无法完全按照公司化的标准支付报酬，也就难以完全实现能者多得的模式。

此外，媒体是文化行业，记者提供的是文化产品。与工业产品不一样的是，文化产品没有全国统一的“国标”，它的好坏更多属于见仁见智。尽管我们可以大体区分出此记者与彼记者能力上有差异，但很难准确地说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也很难清晰划分出一流与二流、三流之间的界限，于是，也就很难准确地将这个记者归人一流、将另外一个记者归人三流，因此也就难以完全有说服力地拉开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

再者，提供内容的记者却没能挣到最多的钱这种错位现象的出现，还与记者自身定位的错位有关。我国尚未有新闻法，对新闻记者职业操守的管理，主要是依靠行业自律。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09年11月27日，其第四条第五款中就规定：严格执行新闻报道与经营活动分开的规定，不以新闻报道形式做任何广告性质的宣传，编辑记者不得从事创收等经营性活动。记者拉广告，是对记者职责认识的错位，是不值得提倡的。在美国，无论是《华盛顿邮报》还是《今日美国》，搞经营的人不干涉新闻事务，做新闻的人也不过问经营事务，都是各干各的。

怎样才能为写稿的记者寻找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能挣体面收入有体面地位的商业模式呢?

《一流记者挣啥钱》一文提供了两种思路：第一是踏实写稿，通过对行业信息的掌握，以买股票等方式获得经济回报。好记者无疑需要认真研究所报道的领域，但据此进行投资，则让人心存疑虑。“股市有风险”尽人皆知，谁也不能保证在股市永远赚钱而不被套牢、不割肉。而且，这样的模式对于报道产业经济的记者或许有借鉴意义，对于报道民生、热线、时政等领域的记者，由于这些行业没有上市公司，就很难有通过摸清本行业核心信息进而买股票获利的可能。

《一流记者挣啥钱》一文提供的第二种思路，就是通过个人媒体挣大钱。在网上发表个人文章也就是撰写博客。通过博客赚钱的模式在国内是否有记者试行呢?有。《足球》报记者李承鹏的新浪博客，截至2月22日，点击率已经超过2亿。在眼球经济的今天，无疑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打开李承鹏的新浪博客，一度你会看到有汽车广告。这应该说是对李承鹏的博文受社会欢迎的肯定。

但李承鹏的博客是不是个人媒体呢?显然还不是，他的身份，依然是《足球》报的记者。举一个例子，今年，李承鹏和他的同事曾一道采写了《南、杨是这样被诱捕的》一文，1月21日当天凌晨4：35被李承鹏转载在他的新浪博客上。但此时刊载此文的《足球》报还没有上摊，为此，他还在博客后面附了这样一段话：“《足球》报国内主编李璇要求我早上9点后才能将文章贴上博客，我理解这是报社起码的商业保护。但我实在忍不住了，忍不住了，提前贴在这里，请报社同人理解我的急迫，我保证下次不会破坏规矩了。另，请看了我博客的人自发去买一份《足球》报，以示对一份说人话的报纸的支持，谢谢。”这足以表明，李承鹏还是很清楚他首先是媒体人，他首先要维护的，是所在媒体机构的利益。

记者虽然是个体，但代表的却是背后的媒体。是这个媒体而不是记者代表民意，这样才有采访相关机构以获取信息的权利和便利，而且，媒体还承担着对记者所采访的信息进行审查的义务。作为个人，是没有这些采访的便利和保障的。因此说，打造个人媒体，在时下的中国时机并不成熟。

综合程先生提供的两种模式，基本上都是属于“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思路，也就是说，写稿的记者在媒体内部没有被“正常估值”、没有拿到合理回报，所以跑到媒体之外去寻找机会弥补。但其实，最可持续的弥补办法，还是在“堤内”也就是媒体内部解决――在媒体内部，使得提供一流内容的记者挣到最多的钱。

对于媒体来说，能写稿的记者是稀缺资源，也可以通过提供高薪的方式在业内和社内竞聘，从而既为媒体找到高水平的编采人员，又能保证这些编采人员较高的收入。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建立从全国范围到单个媒体范围的采编人员交流平台，让人才能够流动。

这种做法，在《足球》报等公司化程度比较高、市场竞争比较激烈的媒体，已经开始实施。因为竞争激烈，这些媒体对内容的依赖程度相当高，于是，拥有丰厚业缘关系、拥有深厚知识底蕴、拥有深邃分析能力的记者，收入甚至比报社领导还高。

概而言之，要想让高水平的写稿记者挣到最多的钱，最关键的是媒体充分市场化，如此这般，则全国性的采编人才交流平台和激烈的媒体竞争就会出现，就能保证能者多得。

记者的收入模式与记者的层级　王传宝

判断一个记者成功与否，合法的收入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不能指望既要马能跑，又不希望马吃草。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记者的收入水平，与他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成功指数是成正相关关系的，但是，社会是复杂的，新闻行业的情形也是复杂的，有些时候，收入与成就也会出现错位的情况。

按照正常情况，记者的收入和成就是正相关的，成就越大，收入就越高。在中国，记者如果四十岁了还没有混个一官半职，基本上会被视为不成功的。一旦当官之后，就很少或者不会经常亲临一线了，只进行一些幕后策划的工作。这样，收入虽然高了，但成就却未必明显。西方一些职业记者，五六十岁还在一线采访，往往作品等身，成就斐然，这和中国的情形有些不一样。

因为新闻生态的问题，一些收入较高的记者，在业务能力和职业成就方面，并不能和收入成正比。但因为社会整体浮躁，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飘移和断裂，使得这种现象，不仅常见，甚至成为诸多记者的奋斗目标和发展轨迹，这才有“三流记者能写稿，二流记者勤跑会，一流记者拉广告”之说。

按说，拉广告是经营部门的事情，新闻记者特别是采编一线的记者，不应该介人，即便介人，也不应该给予特别的激励，这才符合新闻的正常规律。否则，记者们都去拉广告了，自然就心有旁骛，难以集中精力进行采编。红包记者也是这样，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你得到了好处自然就难以公正地进行报道，这也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声誉。条口记者往往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舆论监督报道，不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断了自己的财路所致。

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是独家的、深度的、公共的、有力的报道，好的新闻报道，必须要靠有责任心、有才情的、有相当职业能力的记者去采写编评，去策划、发现与运作。对这样的记者，必须在收入分配上予以正向的激励，这才符合新闻规律，也符合市场规律。如果一个记者不需要通过好的新闻报道也能够获得远超过勤恳工作记者的收入，那这种导向无疑是有问题的，这也正是“三流记者能写稿，二流记者勤跑会，一流记者拉广告”得以流行，甚至成为虽不是主流却非常受欢迎和普遍的价值观的根本原因。

记者的收入结构可以多元化，记者可以将自己的能力最大化，通过诚实的劳动换取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可既要有职业声誉上的，也有物质回报上面的，但不能剑走偏锋，特别是新闻行业要有―个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矫正机制，要有一个通过收入分配来正确引导记者努力工作、公正报道、服务媒体和服从大众的科学机制。只有这样，才会出现真正的一流记者获得一流收入的合理结果。但从目前来看，新闻行业的分配机制，是存在着需要检讨和反思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