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义务教育投资负担与补偿模式的研究

摘要：教育投资负担呈多元化已是当今世界的一般趋势。但由于影响教育投资负担结构因素的多样性，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教育级别类别中，不存在共同的一成不变的模式。本文根据非义务教育不同阶段的特点以及现实的国情，详细阐述了学前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等阶段的教育的负担和补偿模式。

关键词：负担；补偿；模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义务教育成果是由社会各方分享，非义务教育投资由某一方单独负担，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说不通的。我国长期以来由国家包办教育，政府几乎是教育投资的唯一负担者，导致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经费短缺，发展缓慢。

在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大大加快的形势下，经济活动多样化的特点尤为鲜明。然而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必须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作保证，教育的多样化又与教育投资的负担与补偿不可分。经济活动的多样化离不开教育的多样化，教育的多样化在客观上又需要实行教育投资的合理负担与补偿的多样化。

一、非义务教育投资的负担与补偿模式的现实分析

要谋求教育的发展，则必须有适量的经费予以支持。

1、非义务教育投资的合理负担与补偿的现实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渐形成，我国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必然要求教育的多样化，这也就必然要求教育投资体制作出相应的变革，实行教育投资的合理负担与补偿。

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导致人们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为实行教育投资合理负担与补偿提供了物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份额逐年降低，而国民收入中分配给个人的部分不断增加。教育再完全由国家包办既不合理，也不可能。

2、非义务教育投资的负担结构分析

教育投资的负担结构，根据教育投资的来源渠道和来源主体，可进行如下划分：(1)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2)各级政府收用于教育的税费；(3)企业办学教育的经费；(4)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5)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6)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7)学费、杂费；(8)其他。教育投资的负担结构可划分为政府、企业和个人家庭这三大主体对教育的投资。

国家负担教育投资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财政拨款；用于教育的税费；教育机构(主要是学校)税收的减免；专项补助；对学生资助，我国目前放在财政拨款中，除贷款外还有奖学金等；科研拨款。

3、企业的对教育投资范围较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教育投资一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教育，如企业职工的培训，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及与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高等专业教育等。(2)能为企业带来非经济收益――主要是为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和树立企业形象而进行捐赠活动的一部分，如对教育机构提供无偿捐赠。这种捐赠由于在税前列支因而可享受政府税收的减免。(3)企业对教育机构的研究合同、培训合同支付这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在中国，现在也正在逐步形成这种制度和机制。

企业单独办学主要为本单位服务，所需的校舍、设备、师资等一切办学经费由企业单独自行负责；企业或部门联合办学经费由受益单位共同负责筹措；学校在企业分设教学班的经费由受益的企业负责筹措。企业办学是我国多渠道办学的一种形式，为支持企业办学，国家允许企业将办学经费分别列入单位的基本投资计划和营业外开支。

4、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支出，实际上多表现为受教育者个人家庭对教育的支出。相应地，个人的教育投资支出，一般也称之为个人家庭的教育投资支出。从我国来看，个人家庭对教育的投资，我国教育投资来源构成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受教育者家庭对教育成本补偿的份额明显加大，非义务教育缴费上学的观念已被大部分居民家庭所接受。由于受过良好教育所获得的较高预期收入，正是劳动部分个人所有在经济上的实现，因而越是享受良好教育的人越要根据所受教育的多少缴纳一部分或大部分学费，以补偿国家社会为他们所支付的费用。

总之，当今世界的教育投资，主要是非义务教育投资，其主体和来源渠道已呈多元化的格局。政府、企业、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是教育投资的基本负担和主体。

二、非义务教育投资负担和补偿模式

教育投资负担呈多元化已是当今世界的一般趋势。但由于影响教育投资负担结构因素的多样性，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教育级别类别中，不存在共同的一成不变的模式。至于政府、企业、受教育者个人在教育投资总量中的负担比重，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在不同级别的教育中也不尽相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对具体国家而言，合理教育投资负担和补偿模式的构建，既应考虑教育不同阶段的特点，也应考虑现实的国情。教育按其不同阶段的特点，可将其划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个阶段。我国的非义务教育范畴包括学前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他们均属于准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它兼有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特征：一方面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在供给上可以实行排除，将不付款者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具有外在利益，可以为社会共同享受，不能在个人间划分，也不能把一些人排除出去。

1、学前教育投资负担与补偿模式

学前教育是小学教育的预备教育，它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它主要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同时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和初期的智力开发，对受教育者来说，个人受益比重较大，其中个人受益明显大于社会受益，因此，不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因而具有外部不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个人，儿童的前期的教育投入受益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的个人一生发展。因此由受教育的父母负担该阶段的非义务教育的成本是合理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为每个学龄前儿童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设施，使每一个学龄前儿童都能接受最起码的教育。但基于“穷国办大教育”的基本国情，我国学前教育投资单纯依赖政府来负担也是不现实的，而必须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地方本身的特点出发，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

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经费应主要由各级政府负担。在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学前教育应该由家长负担。

2、高级中等教育投资负担与补偿的模式

从高级中等教育的内部来看，因普通高中所传授的知识主要是普遍适用的基础性知识，即主要是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在内的一般文化知识，其应用范围不仅广泛，而且具有较强的社会、文化功能；而职

业技术教育所传授的基本上是一些专门化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运用范围往往十分有限(如很多职业技术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只适用某些行业、公司或企业等)。这样，一般而言，普通高中的公共属性(或收益的外在性)要大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公共属性。因此，这两类教育投资的负担与补偿模式也应有所不同。

普通高中给学生带来的不是直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而是一种教育选择的权利，即只有读完高中才能获得选择进入更高层次的教育――高等教育的机会或权利。这种权利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因为没有这种权利，就不可能进高等学校，也就不可能享受高等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适当拉开普通高中与义务教育的收费差距是合理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公平原则，从另一方面看，尽管普通高中能给受教育者带来教育选择的权利和经济利益，但由于它传授的是一般文化知识，应用范围广泛，并具有较强的社会、文化功能，因此其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同时普通高中给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并不是现时可以实现的，而只是一种间接的滞后的收益，投资风险较大。所以普通高中的教育投资决不能由个人单独负担，而应由个人和政府共同承担，其具体比重可视具体情况和需要而定。

从职业技术教育的自身特点以及这种教育的受益情况看，至少可以将其划分为一般性或普通职业技术教育和专门或特殊职业技术教育两大类。普通职业技术教育所教授的内容不以特定的行业和企业为对象，学生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绝大多数行业和企业。因而这类职业技术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十分突出，即它的外部效益十分明显。这就意味着政府应对这类职业技术教育负起责任。同时受过普通职业技术教育的人员，能更快地适应工作环境，缩短掌握使用机器的技能的时间，并且，一般而言，其创新欲望和能力都较强，因而这些职工能给企业带来较高利润。这样，企业也应支付部分职业技术教育成本。而受教育者个人在接受这类职业技术教育后流动性加强，个人受益大幅度增加，因而也应负担相当一部分教育成本。简言之，普通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应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其中个人和企业的投资应占较大的比重。特殊职业技术教育所教授的内容以特定行业和企业为对象，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只适用于特定的行业和企业，因而学生接受这类职业技术教育的机会成本较大，毕业后不具流动性。这样，企业就应该负担特殊职业技术教育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成本。

3、高等教育投资负担与补偿的模式

由于高等教育是一种终极性和专门性的教育活动，不同于以传授普通基础知识为主的初、中等教育，它是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直接服务的，是为了给社会培养和输送不同类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从这个角度上看，高等教育仍然可视为公共产品。但是，若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基本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高等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与技能对个人讲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资本，即人力资本；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不仅存在于受教育者的人体内，为个人所直接拥有，同时能提高受教育者的收入，为受教育者带来种种收益或满足；而这种收益或满足除了客观上有利于他人及社会外，基本上主要由受教育者个人直接获得。因此，高等教育投资的负担与补偿，应当考虑上述特点。

(1)个人应成为高等教育投资的主要负担者之一

由于高等教育总体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而且这种服务能给学生带来一定的预期收入和各种非货币性满足，那么从权益与义务对等这一公平角度看，个人应负担部分高等教育投资，或者说，学生个人原则上至少应按教育的成本价格交纳部分学费。此外，高等教育至少在当前仍然是同龄人中只有少数或部分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3％)才能享受的教育。如果投资都由政府负担，结果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纳税人)负担，而且当高等教育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也无力全部负担。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人均缴纳学费应约占生均经常性成本的1/4，分别占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1/5～1/4和1/4～1/3。至于学费的确定，应由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节共同决定。国家则通过规定学费的上限或根据不同学校、专业规定几种上限及通过对超限高收费的学校扣减国家拨款等方式来对学费进行宏观调节。对贫困学生则应实行以贷学金为主的资助制度。

(2)政府仍应是高等教育投资的主要负担者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尽管从总体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但它的外部效应十分显著，因此仍然可视为公共产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都有显著提高。因而这些人对于社会民主的弘扬、社会道德的净化以及社会生产率的提高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同时高校本身也常常成为高科技的“发源地”，世界几大高新科技工业区都是紧依著名大学而建就是明证。因此，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作为这种收益代表者政府，自然应补偿其成本。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国家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依据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政府负担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一般应在80％～85％之间。我国1996年普通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支出占其经费来源的82.1％，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符合国情的教育发展战略是优先保证义务教育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因而，我国的高等教育投资来源中财政性拨款应当降低，以60％左右为宜。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地方政府办学能力逐步提高。尽管如此，各级政府的财政教育预算仍应予以保证。

(3)企业也应负担和补偿部分高等教育经费

企业是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从利益获得原则出发。企业也应参与高等教育投资的负担与补偿。这种补偿可以通过直接创办和管理高等院校，与高等院校合作办学，如采取“订单式”教育等，向学校提供捐赠，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定向奖学金，帮助偿还毕业生就学期间所借贷学金等途径来进行。

总之，实行教育投资合理负担与补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受益者受益率大小；2)受益者支付和承受能力；3)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基本财力；4)教育成本的大小；5)注意体现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原则。具体实现教育投资合理负担和补偿时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