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湄公河次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基础条件分析

摘要：“多样性中求统一”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从双边货币合作走向次区域合作最后到全区域的合作”不失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一个现实可行的推进路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自亚洲开发银行首倡以来，各国对这一合作机制抱以厚望。该区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货币金融合作的条件?本文分别从经济一体化程度、经济开放度、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要素流动性及金融一体化程度等方面展开了实证分析。

关键词：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经济开放度；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金融一体化程度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2-0026-03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东亚货币合作存在着地区经济文化差距大、合作基础不牢固、历史遗留问题多、政治利益各异及缺乏领头国等诸多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典型的“多样性中求统一”的艰难而渐进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亚洲货币合作虽经历了十年历程却仍然呈现出很大的“非正规化与非制度化”特征的原因。目前，东亚各国在经济指标上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这就决定了在东亚，货币合作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此外，货币合作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有政治意愿、利益与信心方面的问题。在政治利益关系复杂的亚洲，货币合作先在合作意愿强烈的国家间展开，无疑更易于实施，并能产生现实的示范效应。

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笔者认为，“多样性中求统一”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从双边货币合作走向次区域合作最后到全区域的合作”不失为东亚货币合作的一个现实可行的推进路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自亚洲开发银行首倡以来，各国对这一合作机制抱以厚望。该区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货币金融合作的条件?存在哪些问题?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一、经济一体化程度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评价标准看，经济一体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区域是否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重要判断条件。本文主要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等方面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分析。

(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看，东亚国家之间差距很大。如在世界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日本列第9，而老挝则为135名，东亚的主要13个国家依次分布在这一区间，发展程度非常不一致；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方面日本则是老挝的100倍以上。但是如果将比较的范围缩小到大湄公河次区域，即中国、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六国，则可见该区域内各国均属于中等人类发展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也大大缩小，如表1所示。

(二)产业结构。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产业结构互补性很强。如表2、3所示，中国和泰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而缅甸、柬埔寨及老挝等国农业所占比重较大。就产品而言，中国的机电产品、纺织品、建筑材料与日用百货等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为石油、热带农业和经济作物等。因此，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体的相互依赖性已是事实，这一格局在客观上构成了区域各国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三)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从欧盟的经验来看，衡量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一致性的主要指标有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赤字占GDP比率和国债占GDP的比率。

1996年底，欧洲货币联盟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明确规定成员国必须符合预算赤字占GDP的比率低于3％，国债占GDP的比率低于60％的标准。1998年，欧盟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3％和73.9％。与此相比，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财政赤字占GDP比率的平均水平均远低于欧盟水平(见表6)。就国债占GDP的比率而言，缅甸、柬普寨、老挝及越南四国因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因而基本无政府发债行为，据Asian DevelopmentBank statistics，2004的统计，中国和泰国的这一比率分别为13.3％和30％，显著低于欧盟水平。就通货膨胀率指标而言，2001年以来，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最高为12.4％，最低为5.2％，如果排除缅甸，则这一指标显著下降到5.8％和2％，低于欧盟1982-1996年6.1％的平均水平。这表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在宏观经济目标上存在一致性，有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的可能。

二、经济开放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银行所称的“第三次一体化(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以及通讯技术进步、关税降低和FDI流入限制的逐步放松，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大大提高。衡量一国经济开放度的最常用指标是外贸依存度。

根据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6的统计数据，整理并计算出次区域各国经济开放度如表7所示。

根据欧盟2004年的数据，当年该区域经济开放度为71．3。与此相比，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开放度明显高出许多。

三、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程度

区域内贸易比例越高，建立货币联盟的收益越高。可以用两个指标衡量地区贸易一体化程度：区域内贸易份额(intrabloctrade share)和贸易密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ices)。

根据IMF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2004的统计数据，整理并计算出次区域区域内贸易份额和贸易密度指数如表8、9所示。

平均而言，1997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贸易密度指数为11.02，2003年为10.9，比1999年欧元诞生时欧盟成员国的贸易密度指数2.;35明显高出很多。

四、要素的流动性

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出现对称性冲击时，放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冲机制的成本越低。要素的流动性可以从劳动力的流动性、资本的流动性进行考虑。

(一)资本的流动性。

(二)劳动力的流动性。由于缺乏统计数据，这里引用Choi(2002)的分析结论。Choi简单地用外国人口／本国人口比例测算人口流动性。欧洲国家中这一比例最高的是卢森堡，达34.9％．其次为奥地利、德国、比利时，分别为9.1％、8.9％、8.9％。东亚地区劳动力流动性较低，日本和韩国为最高，比例也不过仅达到1.2％和0.3％。

五、汇率政策协调

东亚地区，除日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外，其他经济体的汇率制度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均属于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除马来西亚实行了严格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外，其他国家如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虽然在名义上实行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实际的汇率安排仍然体现出某种回归钉住美元制的特征(李晓、丁一兵，2006)，形成了所谓的“浮动恐惧”现象(Calvo and Reinhart．2000)或“东亚美元本位制的复归”(Mckinnon，2002a，2002b)。

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汇率制度安排符合东亚总体规律，也表现出很强的钉住汇率制度特征。

综上所述，从最优货币联盟的主要指标来看，大湄公河次区域在宏观经济目标一致性、经济开放度、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等方面较好地满足了指标要求，但在要素流动性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尚有较大差距。这一状况既表明了在该区域推进货币金融合作的可能性，也指出了在该区域进行货币金融合作尝试的难度。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有待后续研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