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堂上村,公堂下村

大工业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所失所得，用数字很难描述清楚。人心没有止境，对利益的计算没有止境，对工厂对土著均是如此。但时光无法倒流，生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你惟一需要做的只是向前看。

一边是棕榈，一边是桉树，夹在中间的公路呈柔软的弧度向前延伸。公路一边是金海浆纸的围墙，另一边是公堂上村与公堂下村。两个村庄被远处郁郁葱葱的绿树遮蔽，偶尔会有几所房子露出来――整个图案仿佛在海南随处可见的“国际旅游岛”巨幅招贴画。

舂节刚过，元宵节尚未到来，地处琼西北的洋浦仍沉浸在浓郁的节日氛围里，空气里飘浮着半湿不干的硝烟味儿。

来此之前，在我的想象中，世界最大造纸企业之一金光集团(APP)下属的海南金海浆纸有限公司会像一条狭长而巨大的刀刃将公堂村一劈两半――如同抽刀断水，被劈开的村庄相应得到了“公堂上村”和“公堂下村”的名字。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处在的金海浆纸更像一条稍弯的海岸线将两个村庄围成一个半岛；其次，公堂村一分为二的历史，至少应该上溯百年了。

村庄安闲而宁静。公堂下村南端那条宽度不足4米的公路，其功能扩大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它完全成为一座广场，供村民休闲、集会和社交。在这条坑洼不平的“广场”中央，随时会大摇大摆地走来一头猪，广场的边缘也总会趴着几头猪安详地打盹。偶尔会有一辆摩托车驶过来，惊起鸡鸭乱跳。

这条小路以南不到二十米，就是金海浆纸的厂区，高炉耸立，白烟滚滚。这条路以北则是慵懒的村庄，如果你勇于踩着遍地猪屎鸡粪和污水泥泞，顺着狭窄的巷道走进去，你就会发现正行走在农耕时代的村落里――石砌的低矮房屋，青苔遍布的古树，臊臭的牲畜味儿。工业文明与农耕社会，在这里只有一路之隔，在我看来，截然不同的二者达到了某种极为奇特的平衡与融合。

“你要是想去，我当然可以带你去，不过最好还是先去我家喝杯茶。”61岁的羊卓球对我说。

我与羊卓球结伴而行，他的手里牵着两岁的孙子。我们正行走在村南端那条被当作“广场”的小路上，头顶上是稍稍有些偏斜的太阳，再过几个月，太阳就会垂直于人们的头顶，几乎不会在这片土地投下影子。

坐在屋门口的小板凳上，我们晒着太阳，边喝茶边聊。目光越过他家院墙就能看到金海浆纸红白相间的烟囱。我将此行的目的告诉他――半是旅游，半是社会调研，而所谓的社会调研，就是看看这里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是不是由于大企业的到来有了变化。他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

“那我就先带你到上村看看吧，你是大陆来的游客，不懂我们这儿的路。”

我从他口里得知，公堂村的“上下”概念源自当地的莲花山。公堂上村在莲花山之上，公堂下村则在莲花山之下。公堂村全是羊姓人，有着共同的先祖(设在公堂下村的祠堂是两村共用的祭祖祠堂)，随着人口渐多，部分农户一百年前就开始陆续迁到山下，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公堂下村。

上村与下村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如果从海边的公路走，会比直接从甘蔗田间穿过要远两倍。甘蔗田间的小路上，空气散发着热带特有的潮湿与新鲜。不知不觉间，我们已走在了低矮的莲花山上，一个接一个簇新的二层小楼从浓密的桉树、榕树与棕榈树间闪现出来。我的“调研”正式从公堂上村开始。

如果不看路面，你会发现上村与下村有着明显的差异――上村的二层小楼要远远多于下村，这儿很少看到下村最常见的那种灰色低矮的房屋。不过，只要你低头看一下路面，就会发现两村的共同点：小径缠绕纠结，毫无规划可言；路面坑洼不平，污水肆流，牲畜的粪便到处都是。

人的状况跟下村也没有根本的区别。这里也随便可见一群群小孩子、青年人和老年人，晒着太阳，扎堆闲谈。在一座水塔下面，几张桌子拼成长长的赌台，将近二十位少男少女围成一个密不透风的长方阵，正赌得起劲，看牌型应该是“牌九”。只见一个模样大约十六七岁的女孩，大声吆喝着还有没有人下注。她正在做庄。

村长也在，打的应该是麻将。我们等待着，终于，他把这局打完，走出来。，这个词听起来真够难听的，不过当地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也总将这个词挂在嘴边。当然，现在严格说来还没过完春节，没过完春节就是要玩嘛。

公堂上村村长羊本珍的生活方式，在上村的村民里算是最为典型的――我在后来对其他村民的访问中发现了这一点。另外，羊村长家的经济状况算是中等，跟其他村民相比不高不低。

五十岁左右的羊本珍有6个男孩，其中5个已经结婚，分家独立过生活。算上孙子辈，羊本珍家共有23口人。他住的房子是一栋两层小楼，共有6间房，这栋楼造价大约在六七万左右。

我首先问他最令我疑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上村有这么多二层小楼，下村却没有几栋?

“这是因为我们村人口少。”羊本珍说，“征地的数量都是一样的，人口少，每家补偿的也就相对比较多。”

原来，公堂上村人口仅有五百冒头，而下村人口却将近九百――几乎一倍的差距。根据当地的征地补偿办法，羊本珍家每人补偿一万元左右，共计二十多万元。这些钱，5个成家的孩子盖了5栋楼房，共花了三十万左右，每个孩子还买了一辆重型卡车――每辆车十几万元。我就问他，剩下的缺口怎么办。

“以前下海捕鱼攒了些钱，孩子们出去打工也攒了一点，再有点欠账，就差不多了。”

从1991年开始到现在，公堂上村与下村共被征地3次，1991－1992年的第一次征地，共征用一千九百多亩；从2005年到现在又征了两次，两村共征地一千三百多亩。3次征地，基本上把两村的土地都征光了。

生活从1991年开始改变。在那之前，公堂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是渔耕――渔季打鱼，农季种地，农作物包括甘蔗、香蕉、番薯与水稻。1991年征地后，手里的耕地明显减少了――这时金海浆纸还没有进来。最近的两次征地完成以后，则完全没有了土地，村庄的称谓变成了“居委会”。不仅仅失去了土地，他们连鱼也打不成了。

我在村西头的海边遇到了一位左手拎网、右手拎桶的村民――鱼网是那种小型的手撒网，红色塑料桶里装着几条黑色的鱼。他告诉我的，也印证了那个孩子的话：

“这边在填海，那边是金海的码头，”他用手指着南方，“现在已经没有地方捕鱼了。”填海指的是中石化即将竣工的码头，金海自己的码头早已投用，用来运输纸浆、木材和纸产品。此前，他有一条十几米长的渔船，能搞近海捕捞，所到的位置“看不到岸上的莲花山”。这一次，他在海滩上费了大半天工夫才捉了几条鱼。今年春节，家里吃的鱼全是从洋浦买来的，搁在以前，全村人不仅每天都有鱼吃，余下的还能晒干卖钱。

这时我忽然想到，我在羊卓球家中的墙上也曾看到一挂闲置的鱼网。

如果说以前的生活方式是“渔耕”，那现在的生活方式应该用哪个词来描述呢?――更准确的词汇应该是“休闲”。

“有能力的就跑出去打工，没能力的就蹲着瞪眼吧。”村长羊本珍说。从他平静的语气里，我能听出他这话的重点在于后半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劳动力普遍称不上“有能力”，他们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大多初中毕业，进城务工者屈指可数，有一小部分出去的，也只是在几里之外的洋浦干个零工。

我决定就此问题去听听那些青少年的看法。在那个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孩子的“露天”边，我拉出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男孩。他刚刚赢了十几块钱，看起来心情不错。他初中已经毕业几年了，一直在家里闲着。我问他，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呢?

“出去没人要啊，念书不多，没有文化。”

“至少应该出去试试呀，这么年轻，家里又没有地，老这么闲着也不是办法。”

“出去找过了，人家不要。在洋浦也帮人家干过麻辣烫，太辛苦，也赚不了几个钱。”

“你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和你一样在家里闲着吗?”

“有在三亚蹬三轮车的，太辛苦啦。”

“为什么不去捕鱼呢?”

“捕鱼?”他惊奇地看着我，目光中夹杂着一丝不屑，仿佛我完全是一个外行。“现在哪有地方可以捉鱼哟。没地方。”

好在公堂上村人口少，人均拿到的补偿多，这使他们拥有了二层小楼，不过，二层小楼可不是生活的全部。下村的小楼虽然远不如上村多(下村只有几栋，而且看起来远远没有上村的更漂亮，更气派)，却有着令上村羡慕的一点：村里有大约100名青年在金海浆纸上班。

“为什么上村的村民不去金海上班呢?”这个问题真令人困惑。

“因为金海不要上村的人。”羊本珍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上村从行政上是属于儋州市的，而下村属于洋浦，金海只要洋浦的，不要儋州的。”

“两村挨得这么近，为什么一个属于儋州，另一个属于洋浦呢?”这就更令人困惑了。(需要解释的是，儋州是海南省的地级市，洋浦经济开发区虽然在地域上位于儋州，却在行政上隶属于海南省。)

羊本珍语焉不详。他零零碎碎地解释了一些，我只听了个大概：又是历史原因――某一年，上村的村干部主张加入儋州市，下村的树干部则主张加入洋浦经济开发区。一不留神，历史跟他们开了个玩笑，直接影响了村民的就业与生计。

不过，公堂下村的优越感也仅止于此――就业状况固然比上村好得多，却也无法令他们满意。公堂下村居委会的一位干部对我说(他再三叮嘱我不要署名，以免以后“不好开展工作”)：

“建厂之前，大家都很兴奋，以为我们都可以去工厂做工。厂子建完了，却迟迟没有动静，等了好久他们才从村里要了一小部分人，做的也都是不太好的工种。我们从一些报纸和电视上看到，在你们大陆，企业征地以后，会让很多被征地农民进去就业，在我们这里，比例却小得可怜。”

他认为，哪怕每户只有一人能去金海上班，这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如此比例远未达到。他掐手算了一下，一百左右在金海上班的人员中，多半从事零工(有活的时候就叫去干上十天半月，没活的时候就一直闲着)，其余的一小部分才拥有较为固定的合同，这些合同工的工作大多是保安和物流。

我留意了一下挂在墙上的“公堂下居委会劳动力就业状况一览表”，发现2009年的就业状况很糟糕，绝大多数的表格都是空白。

“工厂建起来，我们的土地没有了，大多数人却无法进去工作，你说我们能怎么办?这么多劳力，只能蹲那里闲着。”他感冒了，却一个劲地吸烟，满目惆怅。

“那个填海工程竣工后，算不算一个机会?”我说，“上村的羊村长说，他们现在就等那个机会了。”

“那他指的一定是目前拉个土方之类的零活，工程竣工后不可能有任何机会。那是个码头，装卸工作主要由吊车和机器完成，我们这儿的人可干不了那工作。他们不可能要我们。”

金海浆纸的生活区离下村很近，穿着天蓝色工装的金海职工经常骑着摩托车与他们擦身而过，我不知道村民们会以什么样的目光看他们。

工厂的到来。给上村带来了众多的二层小楼，给下村带来了一定的就业机会――总之给他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公堂村人并不否认这一点。2003年金海落户前，全村仅有三辆摩托车，没有汽车，女孩为钱所困无法上学。

“那时的物质条件确实没有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了征地补偿，有了一点打工的机会，有些人可以用挖掘机或卡车给一些小工程做点零活，而且每年金海也给我们一些赞助。”公堂下村的那位居委会干部说，金海从2004年开始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每年都会给村里赞助，一般是一万五千元(最多的是2004年，赞助了十万元)。有几年，金海还给公堂下村每户送一捆“金红叶”卫生纸(由于上村隶属于儋州市，他们享受不到这一福利)。有时候，金海员工也自发捐款给村里的小学买一些文体用品。

不过，不管是不是愿意回到过去的生活，更多的人觉得，在以较高的成本失去土地后，目前的状况却无法给他们带来与成本相匹配的收益。

在他们看来，成本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初征地补偿额度过低(他们为此还和当地政府打过官司)，二是污染。后者在所有的成本中算是权重最大的，这也是我在公堂下村听到的频率最高的词汇。和他们交谈，总是很容易就被他们引入这个话题上。尽管金海浆纸的工艺水平每年都在提高(村民当然不懂得他们的工艺，但都承认现在的污染程度比以前轻多了)，但在这里，污染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更靠近厂区的公堂下村而言尤为如此。

“因为污染，动手术的都有十几个了。”公堂下村一位村民对我说。他的气管不太好。“气管炎、肾结石之类的病例也不少，最普遍的是皮炎。早先的时候，空气的味道简直不敢想象，而且越关门越难受，因为空气不流通。前几年近海的鱼死了不少。除了空气和水质的污染，噪声也很严重，他们经常‘吹管’，可能是清理管道吧，声音比鞭炮大多了，老师讲课学生都听不到。”由于井水实在不能喝了，在村民的多次恳求之下，管理局给他们安了自来水，刚过去的春节期间，全村的自来水终于通了。

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非常希望回到原来平静、安详的生活。“我爸就希望现在仍是当年的老样子。那时候，一边耕田，一边打鱼，我们有山有海，空气也很干净。现在太吵太闹，物价也很高――当年抽两三块钱的烟就行，现在那些烟都不卖了。”那位居委会干部说。

大工业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所失所得，用数字很难描述清楚，毋宁说，更多的是木讷与迷茫。就是如此吧，人心没有止境，对利益的计算没有止境，对工厂对土著均是如此，但时光无法倒流，生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你惟一需要做的只是向前看，可前方是什么呢?公堂下村这位感冒的居委会干部又一次点着一支烟，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嗽过后，脸上出奇地平静。这种平静更像是一片茫然。在这个开始炎热起来的正午，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了“忧郁的热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