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共生关系探析

【摘要】现代社会可以划分为公共部门、市场部门以及志愿或称非营利部门这三大体系，而政府、企业以及非营利组织作为这三大社会体系的基本组织和运行单位，之间并非是相互排斥和厮杀，而是相互吸引与合作。政府、企业及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共生关系，就是指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各自的适应性与持续性发展，而在彼此之间形成的互利、互惠、合作共存关系。正如自然界的物种共生是建立在生存需要与物质联系基础上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企业间的共生关系――人类社会组织的共生关系――也是以彼此的内在优劣性与环境发展要求为依据，而展开的动态的可塑往关系。

【关键词】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019-02

一、共生前提

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间的职能差异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企业组织间的共生关系首先源于它们在社会体系中承担的不同职责与分工（见下表）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功能倚赖与互补要求。

其中，政府作为“通过政治过程所表达的出来的人民意愿的集中代表”，一般具有组织成员普遍性和权力强制性的特点。每一个政府的核心使命包括五项基本的责任：1.确定法律基础；2.保持一个未被破坏的政策环境，包括保持宏观环境的稳定；3.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基础实施建设；4.保护弱势群体；5.保护环境。总之，政府的角色就是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

不过，由于政府是根据其政治决策过程、基于公民权来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因而其反映的、满足的主要是中位选民的偏好，对于其他多元化、差异性的服务需求则无法回应。再者，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一个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当它要独立创造那么多发条并使它们发动的时候，其结果不是很不完美，就是徒劳地消耗自己的精力。”“政府失灵”在所难免。因此，为了弥补政府机制的内在缺失，需要借助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来保证政府运行的合法性与效率。

企业就是可借助的力量之一。其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品与服务，并以体现产品或服务供求变化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组织自愿交换。但是，对企业力量的肯定，并不能抹煞市场机制的先天缺陷与不足。作为一种利润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它只能满足社会的部分利益，而无法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兼顾.且市场体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一系列制度、规则和安排，也仍然需要政府以及政府法律力量的引导、矫正和支持。

而作为公民以志愿求公益的中介机构，非营利组织似乎是政府和企业组织的中和――同时具有公共责任与私人运作方式，它所承担的公益服务使命、所具有的弹性工作方式、灵活的顾客需求反馈以及志愿性的公民参与，都使其以一种迥异于政府和企业这两大基本组织制度的形式出现公众面前，并被视为公民同政府与市场联系的纽带，承载着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希望。但是，非营利组织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并不是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完美替代，其自身也存在着慈善供给不足、慈善组织的家长制作风等固有的局限。而且，非营利组织也是组织，当其变得更大更复杂时，它也会与政府部门一样染上科层组织固有的种种毛病，如缺少责任感、机构臃肿与例行公事；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劣势还使得其更容易遭受资金提供者的控制与干预。此时就应该由政府部门介入，弥补相关的服务不足。

二、政府的职能变革及其对公共服务领域的公私合作要求

一直以来，在传统的国家一社会二分法的影响下，社会发展被视为国家与市场的责任。其中，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是公共物品与服务的唯一供应者：而企业作为经济组织，主要从事私人消费物品的生产与提供，二者之间分工明确、泾渭分明。至于非营利组织，则大致形成于19世纪，并一直作为社会的边缘而存在。这种力量对比关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危机以及全球环境危机的作用下，发生了改变。非营利组织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获得了快速的成长与崛起，而政府组织却要为减缓财政压力和重建政治系统公信力而进行变革。在政府组织从传统的行政管理走向现代的公共治理的变革中，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合作参与公共事业的合法性与可能性。

各国政府之所以要求并允许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加入，并成为其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合作伙伴，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政府面临的管理危机和挑战。由于运行成本过高、公共服务质量下降、猖獗等问题已经导致公众对政府的普遍信任危机。因此，为了恢复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高社会福利的供给效率，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展开了转移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削减政府开支的变革，即从“划桨”向“掌舵”的职能转变。

三、非营利组织以合作求公益的路径选择和要求

对于非营利组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崛起，无论是韦斯布洛德的“政府失灵”理论，还是汉斯曼的“契约失灵”理论，亦或萨拉蒙等人的“第三方管理”理论，都将原因归结为非营利组织对公共目标与私人管理的融合。然而，这种融合在为非营利组织带来政府所不具有的成本一效率优势、企业所不具有的公益价值以外，也给非营利组织的实际运行，带来了资源汲取与社会激励的先天不足。为了克服上述不足，非营利组织选择了一条“以合作求公益”的成长道路，即以合作而非对抗、联盟而非单打独斗来推动实现非营利部门的发展。

具体而言，非营利组织作为公民联合的产物，对内主要是以利他主义、奉献精神来凝聚、发展志愿者；对外则通过强调组织的回应性、灵活性、创新性的特点来吸纳社会资源。除了极个别公民团体，如世界社会论坛、组织，为保持独立而拒绝政府与企业的捐款以外，一般的非营利组织都因政府具有的强大资源分配功能，而将其视为首要的合作对象。日本的非营利组织甚至将自己视为“准政府组织”，并在活动内容与规范方面完全按照政府的意愿而为。我国的众多民间组织为取得政府支持与拨款，争相与政府主管机关或相关领导建立联系，不愿放弃自己的官方色彩。英美等国的民间团体积极对政府组织游说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拨款和有力的税收待遇。萨拉蒙等人住持的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国际比较研究结果也显示，公共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根本不是人们预想的天然对抗关系，而一直是相互补充与替代的关系，从全球范围来看，非营利部门来自公共部门的支付约占其总收入的40%，特别是在卫生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领域，公共部门的支持比重达到45%-55%。此外，各国政府还以税收优惠方式为非营利组织提供间接资助。

相形之下，企业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金额较为有限，但是在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争取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通过产品捐赠、技术支持以及鼓励其员工个人捐赠或者从事志愿工作的方式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积极的人力、物力支持。例如，万国宝通银行就鼓励其在世界各地的员工，都参加义工行列；高盛投资顾问公司要求所有员工每年最少做一天的义务工作。此外，为了增强民间组织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能力与吸引力，世界各国的非营利组织，还借助先进的通讯技术和丰富的网络资源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联合，共同为世界各地展开的民权运动、消费者运动、生态保护运动以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运动等社会运动摇旗呐喊、声援助威，以此扩大整个第三部门在全球发展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一些发达国家的非政府发展机构还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扶持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伙伴，为它们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其在1990年提供的援助资金高达70.2亿美元，有力地推动了受援国家的市民社会发展。

四、结论

总之，政府、企业及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在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方面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和缺陷。它们共处于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面临着环境的制约与影响，谁也无法孤立存在，谁也无法单独生存。不管是为了实现组织自身的存续，还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政府、企业及非营利组织都需要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通过合作的共生方式提高自己在现实环境中的适应力与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