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郎:让攀登来得更纯粹些

与深圳从头到脚的关系

虽然盟三多时间呆在北京，大多精力也投入在苹果慈善基金会，但深圳于他，就像是两条平行线，虽然现在已未必完全投入其中，却也从未远离。

十一O形容自己与深圳徒步圈的关系是那种千丝万缕，从头到脚的。直到今天，他仍然喜欢在磨房发贴，不过从不灌水，他只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更多的山友。

这些年，十一郎也常常追问自己。为什么会热衷户外运动并坚持这么多年?他给了自己答案：也许是一种本性，是为亲近自然的原因。

高三那年，十一郎独自一人背着包到桔钓沙去露营，搭帐篷。刚开始玩户外的时候，他还借了把气枪壮胆，没想到餐山时竟成了累赘。

止的地方越多，渐渐有了记录的想法，后来，他已经把深圳附近的几乎每座山都走遍了。

从最低海拔徒步开始到登雪山的过程其实并非“徒一徒，狠一点就上去了”说的轻松。

1997年，十一郎和王石去珠峰大本营山峰考察，两人萌发了有朝一日登珠峰的想法。但深圳亚热带气候使山友很难适应高海拨登山的技术要求，为了从科学性和安全性考虑，他们主动与中国登协联系、开办了国内有史以来第一期而向山友的冬季登山技术培训班。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作为国内最早参与商业登山的群体，中国商业登山的成熟发展与深圳山友是分不开的。

一起登山的都是兄弟

“起登山的人都是过命之交，就像一起长大的冠弟姐妹，我不希望任何人出事。”

很长一段时间，十一郎是深圳山友中的核心人物，他把很多精力投入到为山友服务的事务中。深圳徒步圈很多人的第一次低海拔、高海拨徒步都是跟他一起经历的。当很多人把十一郎当作良师，他却十分淡然：也许我只是比别人登得早，我只是愿意为大家做些事。他说，光做一个领队是不够的，人需要沉下心来去做一些事，要做’个火种，不能只是一个人燃烧。

2003年3月底，喜马拉雅山脉珠穆朗玛峰“2003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进入，这是国内第一次以业余爱好者组队的珠峰攀登活动，9名队员中就有5名来自深圳，包括李伟文／梁群夫妇、王石、张梁、十一郎，十一郎是队员兼总指挥助理。

虽然他在2002年8月曾因严重气胸动过手术，并被医生告诫“一年内不能运动、三年内不能剧烈运动、一辈子不能上3500米以上”。但十一郎还是决定进山让大自然为自己作一次体检。后来他驻守在6500米的前进营地(ABC)，做指挥和保障工作，在那个高度呆了整整34天。

十一郎清楚记得那次对梁群的救援。5月21日，梁群成功登顶，但下撤经8300米营地之后竟音讯全无。半夜快两点，守在大本营的十一郎从对讲机里听到梁群微弱的声音，一句“郎啊，我梁群。”就像黑夜划亮的火柴，令十一郎激动不已。当时得知，梁群位于海拨7900米处的外国队营地，并且遭遇雪盲、手脚冻伤、没有热水食物，没有氧气。此时，十一郎身边没有多少可以调配的人员，刚从8300米运输下来的夏尔巴人也只进行了几个小时休整，但是没有办法，十一郎立即指挥从6500米处调人接应，搜集物资运送。第二天，梁群终于安全下撤。

回忆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时只有一个信念：“一起登山的人就像是一起长大的，决不能出事。”

还有比珠峰更有趣的山

近年来，大量的深圳人登上了珠峰，这和当年的推动有关。可能很多人眼里只有一座珠穆朗玛峰，他们并不知道世界上5000米以上的山峰有3000多座，其中一半在中国。十一郎说，我们的视野应该足够开阔，因为很多山峰比珠峰更有难度，更有趣味。

2004年6月，十一郎单人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5642米)，顺利登顶。回忆这次单枪匹马登雪峰，十一郎说，其实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语言不通的环境里和陌生山峰上，能否一个人做好一件事。

常人对于执着于登山徒步的人，总会有这样的好奇“你到底要什么?”“你的确热爱攀登吗?”“你内心深处的需求，的确如此吗?”

十一郎自有答案：活在当下的人，怎么证明自己活着?比如登山，登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已故的登山界前辈曾曙生老爷子曾说过：当人与山相遇，便注定会有奇迹发生。或许他们就是为着这奇迹而来。

上山下乡年

2003年，十一郎转战北京，进入苹果基金会，致力于改善尤其是阿里地区基层农牧民的生活状况。十一郎说自己进入上山下乡年。如果说在徒步登山圈的经历，让十一郎有机会帮助同类的人，苹果基金会则恰恰实现了他去帮助更多人的愿望。我则自私地认为，能与青藏高原如此亲近的工作，一定是他不能拒绝的理由。

今年，他已是四次入藏，山还在那里，像是一位老朋友，路过，便要打量两眼。就像他在博客上的那句：“再见你，依然是，那种心跳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