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塌桥人祸

湖南首座公路高架桥的拆除爆破,人祸因素如何践踏城市管理之常规,终酿至少25人死伤的闹市惨剧

《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罗昌平

摊开中国高速公路地图,沪昆高速以一条横向斜线直连上海与昆明。湖南省株洲市,正是这条重要交通动脉中段的枢纽。这个圆点与长沙、湘潭呈“品”字布局,由此构成“长株潭城市群”,株洲亦成为湖南省第二大城市,一个著名的工业重镇。

2007年岁末,沪昆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株洲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与沪昆高速公路走向一致、横穿株洲城区的320国道却日渐落寞。

悲剧的种子就此埋下:株洲市区为320国道配套的重点工程――红旗路高架桥,在“环境、市容、商业”等多重压力下,于2009年3月被列为拆除对象,且最终确定采用爆破方式拆除――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湖南省首座公路高架桥的爆破拆除,酿造了一起人间惨剧。

2009年5月17日16时24分左右,在经过一次试爆、两次机械拆除之后,正在施工中的红旗路高架桥,突然坍塌八个桥墩,垮碎九个桥面,导致桥下24辆机动车被损毁。截至《财经》发稿,官方通报:事故至少造成9人死亡,16人受伤。

根据株洲市政府事先的责任约定:市建设局对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工程负总责;市公安局负责爆破期间沿线的安全警戒、交通维护工作;市安监局负责对爆破工程的安全监督工作。

然而,三方治下,施工期间居然仅对现场实行半封闭,要待爆破拆除之时才全封闭。

灾难正好发生在半封闭期间,交通管制失当难辞其咎。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一个难度如此大的爆破工程,居然被没有资质的包工头揽得。他如何通过层层资格审查?这显然是城建工程的另一层利益黑幕。

截至5月20日下午6时,在此事件中,已有九名责任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逮捕,其中七名为项目施工方人员,另两名为工程监理人员。此外,包括株洲市建设局局长沈平在内的三名城建官员,因在塌桥事故中负有监管失职的责任被免职。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此次事故当属人祸,政府监管的整体失责已成事实。但截至《财经》发稿,尚无政府官员被司法机关调查。

闹市惨剧

一辆大货车从断桥面底下被拉了出来,车头渗着殷殷红血,像一张挤压得薄薄的柿饼,车牌号为“湘B34722”。

这是5月18日下午4时30分,距离事故发生整整一天。此时,株洲市红旗路高架桥坍塌事故现场的救援已接近尾声。现场旁边堆积着被压得完全变形的车辆,有的车子依稀可见血迹斑驳。

“我哥哥出来了!”湖南益阳人李勇哽咽着说。但他的哥哥李学峰早已死去――数小时前,经生命探测仪反复探测,卡车内找不到生命迹象。

李氏兄弟一起在株洲搞货运。5月17日下午3时许,他们开着货车给高架桥拆除工地运砂石,被堵在由南向北的高架桥“T”字型桥翼下。

堵车正是源于高架桥的拆除。几名受雇的社会青年,在现场承担起交通放行任务。时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李勇沉不住气下车看个究竟,作为驾驶员的哥哥端坐未动。

李勇下车不过四分钟。他走过六个桥墩,看到110号桥墩上炮机轰鸣,16根横梁组成的桥面大半已经被炮机击断掉落下来。李勇心想,终于要通车了。

家住高架桥路边的陈先生,当时正在家门口看着堵成长龙的车流。他和大多数邻居一样,盼望眼前这条即将拆除的高架桥尽快消失。突然,16时24分左右,陈先生看到110号桥墩最后那根横梁北侧突然倒地,拖下南侧的梁端,砸向已被打孔的109号桥墩。“嘭!嘭!嘭……”一连串的巨响,原来与三层楼平齐的高架桥,从109号桥墩至102号,如被推倒的骨牌由北往南接连倒塌。烟尘弥漫之处,被堵的数十辆机动车如同被一张巨大的饺子皮迅速掐拢、裹住。

同一时间,李勇回过头,眼睁睁看着自己那辆车和哥哥一起在眼前消失。仅仅几秒钟,八个墩位,九段桥面,在尘烟中与实地合一。

事故发生时躺在自己的东风雪铁龙轿车后座睡觉的尤树根,在烟尘和黑暗中惊醒。他本能地坐起来,却几乎不能动弹――车子后半部分已经被压扁了,他被卡在后座狭窄的空间。尤树根小心移动着身子,努力从破碎的车窗里爬了出来,之后就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半个小时后送至医院,他被告知断了三根肋骨。

尤树根乘坐的轿车已完全报废,但同乘三人均获逃生。他们的幸运得益于前面一台大型平板车的支撑。

农用三轮车驾驶者黄厚斌和妻子凌小春,则同时被埋在车子里。事发第三天,《财经》记者见到这对夫妻时,女方略显神志不清,男的一直昏迷不醒。

事发一天间,近2000名施救者赶赴现场。由长沙、湘潭和株洲调集的重型施工设备,亦达30多台套。至18日下午6时30分,事故现场救援基本结束,倒塌的桥面大都未被清理,是否仍存在被埋人员不详。官方通报,事故现场共找到9名遇难者和16名伤者,共有24辆车被掩埋,其中包括41路公交车一辆。这一数据至今未获更新。

死者中,包括35岁的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志明,以及他七岁的女儿陈瑾宜。陈志明一家三口驾车堵于此地,妻子因中途下车侥幸获救。事后,救援者发现,死去的陈志明将女儿紧紧搂在怀里。

亲历事故者告诉《财经》记者,事故发生时该路段堵车严重,不少人下车观望,因此逃过一劫,避免了造成更多伤亡。株洲副市长肖文伟亦表示:“事故结果、遇难人数非常幸运……”

《财经》记者获知,现场一辆严重受损的货车上,载满了液化气罐。所幸倒塌的桥只砸中了驾驶室,更恐怖的爆炸事故得以避免。

短命高架桥

“肇事”的红旗路高架桥修建于1995年,全长约2750米,其中两侧引桥为400米,桥梁宽约16米,有121个桥墩。桥梁墩为板式桥墩,形同“T”字。

建桥之初,红旗路高架桥成为株洲经济的推动枢纽。由省城长沙往南,入320国道上莲易高速,再经红旗路高架桥即可迅速抵达株洲市区。彼时的株洲市政府旨在借其打通株洲城区的瓶颈,形成了新商流。由此,红旗路及标志性的红旗广场,成为株洲市第二商业区。

但据生活在周边的居民称,位于株洲市荷塘区的红旗路高架桥是一条“豆腐渣公路”,而且设计不合理,导致每年交通事故不断。株洲市公安系统人士也表示:“红旗路高架桥从通车起到现在,维修从来没间断过。”

随着株洲城市中心的东扩,红旗路高架桥逐渐演化成株洲市荷塘区的“肠梗塞”,其对应的商业命运亦随之变化。

由于设计不合理,导致众多车辆无法在高架桥下畅行。加之桥下没有合适的入口和交叉变道,常常阻碍交通。日显陈旧的高架桥,以及愈发严重的交通阻塞,成为商业区不可挥去的阴影。

早在2007年,株洲市部分人大代表以“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为契机,提出建议拆除红旗路高架桥,其理由是:高架桥导致“拥堵不堪、事故多发”“拆除高架桥已如箭在弦”。2009年初的株洲市“两会”上,荷塘区人大代表联名呼吁拆除红旗路高架桥。随后,这一建议被列为会议两件议案之一。

会后,株洲市政府向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提交《关于莲易高速公路株洲城区路段进行城市道路改造的函》,提出红旗路改造工程的建设,“将改善沿线街区的环境,有利于营造红旗广场沿街区域的居民安静的生活环境和商业氛围。”

3月26日,在株洲高速公路建设汇报会上,湖南省交通厅、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批准拆除该高架桥。此决定据称与高额的维护成本有关。此前莲易高速经红旗高架桥的收费站已取消,这意味着此条公路对于管理方“只出钱不进钱了”。原属省管的320国道配套高架桥,由此移交至株洲市政府,后者则交由市建设局全权负责。

就这样,耗资数亿元的湖南省第一座公路高架桥,只服役短短14年,就在日新月异的城市掘进中,被推入拆除行列。

质量悬疑

据《财经》记者了解,红旗路高架桥是湖南首座公路高架桥,亦是湖南第一个实行招投标的工程,中标参修者包括湖南路桥集团在内的五家建筑公司。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稽查处有关人士透露,今年3月,红旗路高架桥经检测后,因长期超负荷、退化严重等,将其列为危桥。国家安监总局在其网站的官方通报中,亦将此高架桥表述为“荷塘区原320国道一座高架桥(危桥)”。

5月18日下午,《财经》记者在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工程指挥部,见到了施工方的工班长李文。李文负责拆除的路段距事故路段仅100余米远,位于红旗路与铁路交界处。李文告诉《财经》记者,他负责的路段“桥墩断裂错位,只是幸运没有产生垮塌”。

这位从事桥梁建筑工程超过20年的工人认为,事故桥本身质量存在问题,是导致垮塌发生的重要原因。“在机械拆除中,连续发生八个桥墩坍塌,从坍塌的桥面看,桥墩全部垂直下塌,说明桥墩的基础不行,钢筋配备不合格,存在偷工减料。”他说。

李文出示的证据显示,整个红旗路高架桥应回收2500吨钢筋,总计121孔桥墩,120个段面,每段应该回收20余吨钢筋。但已经拆除的三段仅回收了30吨左右,按此测算,整个高架桥只能回收钢筋1000多吨,可见高架桥严重偷工减料。

在已拆除的桥墩上,主筋是12毫米至14毫米直径的螺纹钢,但图纸设计显示应为14毫米至16毫米的螺纹钢。桥墩箍筋用的钢筋是直径8毫米,设计则应是12毫米至14毫米。更重要的是,箍筋的密度按照设计图纸应该是100毫米至150毫米距离一根,实际密度则为200毫米至300毫米一根。

《财经》记者获知,李文已经将证据提交至相关办案部门。但截至《财经》发稿,有关部门尚未给出结论。

株洲市荷塘区政协委员彭哲宇,曾于5月12日,也就是事发前五日,给株洲市政府网站的“市长信箱”写了《红旗(路)高架桥几个问题和建议》,提到“建设方很可能偷工减料”。株洲市建设局在案发后三天的5月20日才答复:“没有办法对具体的钢筋量进行计算。”

也就在这一天,包括局长在内的株洲市建设局三名相关官员,因对塌桥事故负有监管失职的责任,被免职。

招投标灰幕

《财经》记者获知,整个红旗路高架桥改造项目由政府投资1.73亿元,其中爆破拆除部分的投资额为800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未全部使用,去向不明。

“即使是零拨款,只要拿到拆除爆破项目,就一定赚钱。”熟知路桥建筑的一位业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以此红旗路高架桥为例,拆除爆破工程分“拆、爆、运”三项,即机械拆除、爆破、废渣运输。此过程中,除实际获得的财政拨款,变卖钢筋与废渣实为最大的两块利益。

按照计划,高架桥爆破拆除1.5公里,将产生渣土4万多立方米,这在已有废渣收购市场的株洲并不愁卖;预算中可回收钢材2000多吨,即使按偷工减料后的1000吨计算,钢材收益可达数百万元。

官方招标公告显示,湖南南岭民爆工程公司(下称南岭工程)以296.9421万元中标。而湖南长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投标报价为189.1228万元,河南现代爆破技术有限公司报价为256万元。相比之下,后两家报价更低,资质更优,其中河南现代为一级资质。

接近案件调查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南岭工程以最高价从三名竞争者中胜出,是通过一名湖南常德籍人士的运作,该人抽取了相当比例的咨询费。

据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2008年6月的一份报告称,南岭工程“知名度不高,虽然获得了湖南省公安厅核发的A级爆破资质,但从事土石方等建筑工程尚需取得建设厅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更为严重的是,以挂靠的方式扩大业务,是南岭工程的重要运作方式。

事实上,“挂靠”在建筑领域颇为风行,但被法律禁止。这意味着承包合同是无效的,由此引发的诸多法律关系有待重新梳理。

据株洲市政府通报,“4月27日,犯罪嫌疑人程继昂经南岭工程总经理高育滨同意,在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情况下,以挂靠南岭工程的方式,通过招投标程序,中标取得株洲市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工程项目。”

据《财经》记者调查核实,程继昂是湖南长沙市望城县人,木匠出身,曾长期在长沙友谊阿波罗百货公司做柜台装修工程。数年前,他在湖南金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取得工程师资格和“湘安建B(2004)150000088”号安全员证书,由此转换为包工头。

此后,程继昂主要通过“挂靠”建筑和装饰企业的模式,在长沙市区、望城县等地承包土建和装修工程。

以堂弟程继辉为首,程继昂的施工队主要是一帮“乡军”,大部分来自长沙郊县的望城、宁乡农村,文化低、吃苦耐劳,好管理。在已公布的九名遇难者中,亦包括他们中的一员――22岁的佘志华,他也是长沙市望城县人。

程继昂并不具备高架桥爆破工程施工资质,亦未承包过类似高架桥爆破和拆除工程。其跟随者坦承:“这样的工程,程继昂是第一次做。就是在湖南,这样的城区高架桥拆除也是第一次。”

案发后,49岁的高育滨以及南岭工程副总经理付新贵被逮捕,实际承包人程继昂及其六名施工人员亦被逮捕。

一个难度如此大的超级工程,最终让没有相关资质的程继昂成为实际承包者,业内人士称,工程甲方肯定负有审查失职责任。

在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工程中,株洲市建设局为工程甲方,代表株洲市政府负责拆除工程。5月20日,中共株洲市委常委会经研究决定,免去株洲市建设局局长、党组书记沈平,株洲市建设局总工程师、红旗路高架桥项目分管领导曾建华,建设局信息工程办主任、红旗路高架桥项目负责人丁威等三人的职务。

据《财经》记者了解,招投标过程中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亦是检方目前调查的方向之一。

爆破监管真空

程继昂于4月27日中标,4月30日即进入施工。程继昂共拉来四个工程组,原计划45天完工。

考虑到路段的复杂性,施工方采用机械拆除和爆破拆除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爆破部分由南岭工程副总经理付新贵负责;机械拆除则由程继昂组织程继辉、黎树林、张益兵等实施。

根据指挥部的安排,要对121个桥墩中的88个实施爆破,使桥面上部构作物坠落地面;再利用机械二次破除。其余33个桥墩将实施机械拆除。

若以《爆破安全规程》推算,此次爆破拆除工程应为最重要的A级,当由辖地县、市公安局审核后,报省公安厅审查同意。但施工方并未履行这一手续,公安机关亦未加制止。

整个爆破拆除项目,由株洲市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全程监理,禹卓任红旗高架桥拆除工程总监理,邓文辉等二人负责协助监理。禹卓未对程继昂等人有无机械拆除高架桥资质,以及是否采取相关安全措施予以审查。案发后,禹、邓二人亦被逮捕。

只是在5月12日,株洲荷塘区安监局以实施爆破手续不齐全为由,向施工方下达了停工整改通知书,但后者拒不执行。作为负责安全生产职能的株洲市、荷塘区安监部门,却自此未再对一个包工头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爆破实施原定分两段进行,第一段从86号桥墩到22号桥墩 (市职业病防治所至万达影院路段);第二段从90号桥墩到110号桥墩(铁路专用线至中石化红旗路加油站路段)。据《财经》记者现场看到,在试爆之前,万达影院路段、市职业病防治所两处,分别进行了两次机械拆除,共拆掉四个桥墩。

5月15日上午,在上述两次机械拆除桥段中,施工方对66号与67号桥墩(红旗路邮政局路段)进行了预爆。此后有市民反映,桥面和桥墩出现了裂缝,部分桥面下塌成“V”字状。施工方的一名班长李文,亦证实当时险象环生。

更严重的问题是,爆破施工现场并未封闭。在试爆之前,南岭工程方面曾给株洲市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封闭施工、定向爆破。但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指挥部最终决定只能半封闭施工。

红旗路高架桥爆破拆除指挥部主要由株洲市建设局成员组成,如株洲市建设局总工程师曾建华任红旗路高架桥项目分管领导,建设局信息工程办主任丁威任项目负责人,他们在事发后均因对此负有监督管理责任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株洲交警支队支队长黄耀斌证实,4月30日当天,丁威等人曾代表指挥部将“爆破方案(意见)”送至其办公室。黄随后组织人员起草修改,于5月3日颁布了《红旗高架桥拆除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案》,其中确定了“施工期间半封闭、爆破期间全封闭”的措施。此方案交到了株洲市分管安监、交通的副市长肖文伟,常务副市长翟笃培的案头。

据警方解释,红旗路作为株洲市最主要的两条南北向大动脉之一,如果全封闭一个多月,势必造成严重的交通后果。

南京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吕春绪告诉《财经》记者,施工路段没有实施全面交通管制,是造成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吕的另一身份是施工方南岭工程的母公司――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码:002096)的副董事长。不过,事至如今,并无任何交通、安全生产的监管者为此承担责任。

谁来善后?

截至《财经》发稿,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仍为九名,被损毁汽车24辆。官方未对上述两个数据进行更新。

不过,公众及记者的现场调查,均对这一数据表示怀疑。新华社5月20日亦发表署名记者的现场报道,对遇难人数提出质疑。

死亡数据的变化,源自5月19日株洲市政府第三场新闻会上的一次“意外”。出席该会的株洲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念新闻通稿时,称此次事故“共死亡十人”。该发言人突然停顿了很久,又改口说“共死亡九人”。发言人补充解释,之所以出现这两种说法,在于统一口径有误。

5月20日,株洲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强调,“共死亡九人”这一数据,“是我们一开始‘定’出来的,应该不存在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株洲市政府在案发次日承诺,遇难者每人无论年龄、出身均可获赔20万元。但至19日,政府表示,遇难者家属只要在5月20日零时前火化遗体的,将获得40万元的赔偿款。政府还表示,未按期火化者,将采取强制措施。

据《财经》记者了解,株洲市内共有五家殡仪馆,其中仅株洲市殡仪馆、南方殡仪馆两家接收了此次事故的遇难者遗体。株洲市殡仪馆提供的对应名单为九人,其中两人未火化。南方殡仪馆亦接收了两具遗体,此两例至今未火化。官方未向记者解释,两家殡仪馆名单是否存在重叠。

死亡数据一人之差,实际决定了事故性质与等级的认定。

2007年3月实施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将事故按严重程度分为四级。其中第二级为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而第三级为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

不同级别的事故认定,决定着最终的行政处分或刑事问责的力度。

5月20日,株洲市红旗广场北口,一个不到十米的豁口被两排武警隔开。空闲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以及来回穿插的数十辆“摩的”。在蓝色的挡板背后,废墟里巨大的水泥块断裂处,暴露的钢筋刺向天空。

曾经令一代株洲人骄傲的大桥,如今成了这座工业重镇巨大的伤口。举目之处,废墟上石灰遍散,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那些还在勉强支撑的剩余100多个桥墩,横向布满了通透的炮眼。

5月20日,本是红旗路高架桥整体爆破的日子,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整体爆破已不再有意义。■

名单

九名被逮捕人员名单及职务

高育滨 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付新贵 湖南南岭民爆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禹卓 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工程总监理

程继昂 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工程承包方

邓文辉 红旗路高架桥拆除工程监理协助

张益兵 机械拆除操作工

程继辉 机械拆除操作工

黎树林 机械拆除操作工

周 涛 炮机操作员

九名罹难者名单及相关信息

陈志明 男,35岁,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佘志华 男,22岁,长沙市望城县人

周志敏 男,40岁,株洲市云田乡人

李雪峰 男,41岁,湖南益阳人

陈瑾宜 女,7岁,陈志明之女

余勇 男,33岁,长沙人

邓庆辉 女,45岁

杨治国 男,45岁

陈亮凡 男,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