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我国的应对

当前，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复苏，金融危机的阴霾似乎正在逐渐散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问题。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出现什么变化?我们面对的将是怎样一个世界?这些都是目前多方关注的问题。

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特点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诸多缺陷与弊端，同时让人们意识到改革和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已势在必行。危机过后，是像欧盟主张的那样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推倒重来，还是像新兴经济体倡导的那样实施全面改革，最终结果取决于各方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博弈。尽管G20峰会在危机的压力之下启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但是，后危机时代，改革的步伐是否仍能迈开值得关注。

尽管短期内世界经济格局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动，但毫无疑问，在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强劲增长态势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首先，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与贸易重心正在“由西向东”发生转移，尤其是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将愈加明显。其次，新兴经济体对欧美经济依赖度下降，内需活力渐趋形成，而中国更是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扮演着向全球输出总需求的重要角色。伴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加快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进程，彻底改变全球经济版图。

金融危机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包括新兴大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强烈要求体系重塑，并获得与自己实力和发展前景相匹配的地位。尽管2009年9月G20美国匹兹堡峰会的《领导人声明》宣布，G20取代G7和后来的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的主要论坛”，意味着G20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和有效平台，突破了发达国家完全主导的局面，但同时还应看到，发达国家依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拥有主导权，并且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它们对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深度调整的动力将有所下降。后危机时代，构建更加包容、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蓬勃发展，以及国家间禀赋优势的不同，逐渐形成“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相互依赖的“共生模式”。以欧佩克、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核心国开采原材料，出口给制造国和消费国，资源价格是影响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制造核心国加工制造后，再转卖给消费国，外需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美国、欧盟等消费核心国占据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行使“规则”的制定权，币值的变动是其调节经济的关键。其中，消费国的稳定增长是这一国际分工体系平稳运行的关键。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循环。由于发达经济体的私人消费者将进入一个消费的收缩期，这势必将威胁到“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因此，对于以中国为首的制造核心国而言，调整原有的增长模式，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依靠内需尤其是净消费的增加来保证经济增长，将是更为有效合理的选择。

二、抓住机遇，在世界经济多极博弈格局中有所作为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短期政策和远期战略该如何选择？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高速成长得益于全球分工背景下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那么未来中国必须依靠本土战略性产业或资源性产业的内生经济成长，这才是实现强国崛起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轮动和产业轮动可能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两条路径。从区域轮动来看，东、中、西、东北各区域整合和轮动的过程中，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范围都将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一系列需求扩大、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循环，从区域“发展红利”中获取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就产业轮动而言，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

中国资本要在全球失衡中寻求破局，变“危”为“机”，积极展开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的全球化配置，不仅是破除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中国资本“走出去”需要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步。而且，中国要想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区域货币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门槛。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一是认真搞好区域货币合作，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二是联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积极倡导和参与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争取在国际金融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三是加强与主要国家的协调，建立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调整汇率体制和管理方法，减少国际货币体系变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四是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主体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以及对主要货币发行经济体货币政策的监督，等等。

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国际经济关系，很可能由国家之间的较量转向区域经济组织之间的角逐。尽管我国已经逐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在世界舞台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单个经济，很难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极”。为摆脱全球化下的不利地位，我国也需要通过借助区域经济组织的平台，借助区域金融力量和区域金融市场，在国际社会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首先，要认识到主导权是实力的体现，不是通过谈判可以获得的。而中国要在亚洲国家中发挥主导作用，就要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扩大进口，带动亚洲别国经济增长来实现。其次，积极主导亚洲区域合作，在已经参加的区域组织中，如东盟“10+1”、“10+3”、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亚洲区域合作的机构框架，争取主导地位。第三，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扩大人民币在亚洲贸易结算比例，使其成为亚洲区域核心货币。

“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影响”，这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基本特征。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受住了冲击，在全球的影响力随之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有关中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内容中，出现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提法。这不仅是基于从自身发展看中国客观上需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利，也是基于从外部因素分析，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声音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日渐不可或缺。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期待日益看涨。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一是要充分利用G20的协调机制和平台，更深入地参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二是增加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作为金融委员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部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