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决议是如何形成的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遵义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一般称为遵义会议决议，它首次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关于该决议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在吸收了在会议上发言的基础上起草的，可是近些年有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上述看法“只下结论，不讲根据”“很难令人信服”。①本文认为，该决议的核心观点主要来源于，同时也融入了的认知和理解，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思想对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形成该决议。

一、遵义会议前已受影响，这为他起草该决议打下基础

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前，实际上已受到军事思想的影响。据妻子刘英回忆，遵义会议后的2月10日，在扎西开始传达会议的精神，由作报告，他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分析给刘英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说：“我本来只知道闻天理论强，听了传达，才知道他对战略问题也有研究。后来闻天告诉我，这方面主要得益于。他同在长征前曾在云石山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倾听了的许多精彩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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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在回忆中所说的毛、张在长征前“曾在云石山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指的是1934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段时间。很遗憾，2013年修订出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893-1949）》没有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8月修订版张培森主编《年谱》上卷有简略记载。②这也许是历史的机缘，使张、毛两人有机会聚在一起。1934年7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并献出他事先暗中画的瑞金沙洲坝中央机关分布图，从而使中央机关遭到“围剿”军的重点轰炸。同年8月，随中央政府机关搬迁至瑞金西面的云石山古寺，8月下旬在结束闽赣巡视后也搬至这里，这为毛与张进一步增进交往创造了条件。当时的不少同志看到毛与张之间保持比较频繁的联系。毛泽民夫人钱希钧时任中央政府党总支副书记，因工作关系常到处汇报工作，她回忆：“住在祠堂里，他住在旁边，吃饭都在一起。他经常和在一起说说笑笑，谈论工作，研究问题。”③其时，毛多次与张交谈，分析红军的军事战略、战术。应该说，毛的谈话对张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时任中央政府经济部长吴亮平回忆，毛与张曾就许多重要问题细谈过多次，虽无法知道每次的谈话内容，但知道谈话的效果。有一次毛告诉吴，他和张长谈了一次，谈的问题很多，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张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意见”。而且张也对吴说，毛与他谈话了，“谈得很好”。④

此时的与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军事顾问李德不同，他之所以能够听得进去甚至初步接受的正确意见，是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的现实有了更多了解，且已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事实作鲜明的对比，这就使他逐步脱离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左”倾教条主义，对毛关于红军的战略战术开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认为毛“打仗很有一套”，“对就很尊重”，“也常到这边来坐，两个人谈得很投机”。⑤另一方面，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对博古、李德的那一套军事路线的错误已有了切身体会和初步认识。1934年4月27日，即广昌失守的前夕，张为党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撰写社论《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时，不指名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反“围剿”中所采取的“堡垒主义”与“分兵把口”的作战部署，指出“这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这种倾向，实际上不但不能保卫苏区，而且正便利于敌人的各个击破。”文章还指出，“积极的发展游击战争，把我们的基本游击队深入到敌人远后方与侧翼去活动，是我们保卫苏区的最好办法。而这种积极的活动，正是我们现在所极端缺乏的。”事实上，张预见的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局面，后来就成为事实。张同博古、李德的公开交锋是在5月上旬召开的中革军委关于广昌战役的总结讨论会上，张同博古发生激烈争执，批评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以至遭受不应有的损失。⑥

至于刘英回忆中所说的毛、张在长征途中的交谈和取得共识，这些历史情节早为史学界所知晓，此处不再赘述，只补充二则史料来说明：（1）钱希钧在长征途中有次去探望生病中的贺子珍，看见和、王稼祥一起蹲在地上看地图。毛指着地图说，这里应该打没有打，损失了多少人；那里不能打我们却打了吃了亏等。张、王听得心服口服，连连点头。⑦（2）长征初期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部主任、负责保护照顾中央首长的王首道回忆：开始长征后张与毛、王经常一起行军、宿营，互相谈心。他们谈的中心内容是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张较多谈到他同博古的争论，毛则经常耐心细致地分析“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原则错误。⑧

从上述情况看，张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之前，实际上已经在同毛的交流中认可并接受了毛关于红军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战术。1943年12月16日，张在笔记中也谈到：“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这些思想自然凝结在遵义会议的决议之中。 遵义会议要弄清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正确的军事路线和错误的军事路线”，实际上也就是要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揭示博古、李德“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只有通过总结才能够确立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及、领导的第四反“围剿”战争中所确立的红军军事战略和战术。而这一段的历史经验教训，毛在遵义会议之前已经通过多次接触交谈告诉了张，从而说服了张，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

二、从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发言看，的长篇发言是遵义会议决议基本内容的最主要来源

遵义会议主要听取了3个报告：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主报告”、作“副报告”和作“反报告”，此外重要的会议发言者还有、王稼祥等人。的“反报告”主要是批评博古、李德“左”倾军事错误路线，关键问题在于这个“反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否与讨论过，或者说吸纳了的看法。遗憾的是，包括“反报告”在内的上述3份文献均已遗失。即便如此，一些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回忆史料，还是为大致弄清上述疑问提供了若干重要线索。据遵义会议出席者、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仍然“清楚地记得”“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的思想为主导的。”⑨1986年8月30日，杨尚昆在接受传记组访问时再次确认，遵义会议上的“反报告”中“总结长征前面这一段，基本的东西是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尊重”。⑩也就是说，张的“反报告”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前他多次与毛、王讨论过，接受了毛的正确意见，因而也可以说“反报告”同时代表了毛的看法。

遵义会议出席者基本上都发了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有的甚至声色俱厉，比如素来温和宽厚但会上却言辞激烈甚至提出要改变错误领导，“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在与会者的发言中，毛在张“反报告”后作的长篇发言，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据杨尚昆回忆：“这就讲得比较厉害一点”，？？？“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毛的长篇发言不仅综合吸收了其他发言的看法，而且系统阐述了红军反“围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是分量最重，内容最全面，思想最深刻，对众人最具说服力，给人的印象是“带结论性”。李德的中文翻译列席了遵义会议，据他回忆：“像通常一样，他（指）总是慢慢地先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等他一发言就几乎是带结论性的了。他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了。”

遵义会议上挨批评的李德在回忆录中也承认的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主要的报告”，遵义会议决议“实际上这是经过编者加工的的讲话”。？？？他这“经过编者加工”指的就是张执笔撰写，基本内容来自毛的发言。李德在回忆录中重点攻击、污蔑毛，较详细地引述了毛在会上的发言内容。经过笔者的文本对比、查证，发现他所引用的毛的发言恰恰就是决议的内容。文本对比情况参见下表：

上述文本的对比分析表明，李德在回忆录中所引述的的发言内容与决议不仅基本内容一致，甚至不少文字表述也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回忆录中并没关于李德在会上讲话、他做记录的情节，只是说李德坐在会议室门口处低头吸烟，而且李德回忆录又是在60年代末开始陆续撰写，事隔30多年仅凭记忆怎能对毛的发言内容记得如此清晰甚至有的文字表述几乎完全相同？若从巧合角度解释显然难以服众，笔者认为最有可能的是，李德在引述的发言内容时使用了决议的文本作参考。那么，在缺乏毛发言文本的情况下，为何用决议来代替毛的发言呢？最可能或合理的推理是决议主要内容是依据毛发言内容起草的。否则，若毛的发言内容与决议没直接关系或关系不大，那么李德在回忆录中需引述毛发言内容时也不可能去参考决议。此外，李德回忆录中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发言时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多位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回忆均提到发言时有一个提纲性质的材料，除李德此处的回忆外，其他人并没提到毛发言时也有一个提纲。

遵义会议决议是在充分吸收会议上的发言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因而可以说是集体意见的凝结。其中，从会议讨论和发言的情况看，的长篇发言是代表会议的主导性意见、倾向性意见，成为张起草决议稿的核心观点的基础。遵义会议决议的核心问题是明确指出并批评了博古、李德在五次反“围剿”中存在着错误的军事路线，这是五次反“围剿”别是长征以来毛、张、王等同志揭露和批评的问题，也是毛长篇发言的重点和中心，这是贯穿决议的一条主线，更是毛对决议内容的形成做出的最主要的贡献。在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前，党内不少同志尽管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正确性”产生过很大怀疑，但还未从根本上认识到存在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更不明确错在哪里、如何克服。此问题的“盖子”，是在遵义会议上毛的发言以及决议里揭开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接到参加会议的电报通知后，赶往遵义时会议已开始，几个报告已作完，他去见时说此前“只知道仗打得不像样，并不知道李德的什么路线”。？？？李也指出，在扎西会议上听了张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后，“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团，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

三、决议反映了的独立思考，但阐述的具体战略战术基本源于领导下的红军反“围剿”斗争的实践总结

在遵义会议之前，特别是广昌保卫战到遵义会议期间，已经开始从“左”倾错误路线中逐渐分离出来，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初步批评了“单纯的堡垒主义”、“分兵把口”等“左”倾错误军事战略战术。比如，1934年5月1日《红色中华》发表《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1934年9月7日《斗争》第71期发表《闽赣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一切为了苏维埃》。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批评没有抓住福建事变的有利时机，打破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者”，“号召一切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在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与个别上层分子有可能建立起统一战线。二是指出“分兵把口，同堡垒主义……是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批评了那种把“进攻路线”简单幼稚地理解为“一种只是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提出“积极的发展游击战争，把我们的基本游击队深入到敌人远后方与侧翼去活动，是我们保卫苏区的最好办法”。？？？

实际上，、聂荣臻等不少红军将领都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尖锐批评或表现出强烈不满，但能够从理论层面初步分析和批判的，一是，二是，这也反映出张在理论思考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及对苏区斗争实际有更多的了解。也正是由于张对“左”倾军事指挥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时融入、发挥了自己之前的认识。但我们还应实事求是地看到，此前张对博古、李德错误指挥的批评还是很不够的。由于他当时还未彻底摆脱“左”的思想局限和完全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是整个军事路线的错误。而且，张尽管肯定了一些具体的战术，但并没从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高度提出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所以，仅凭张上述发表的文章还不足以支撑起遵义会议决议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系统观点。而毛在这方面的思考、阐述和概括显然要比张更深刻成熟，他在领导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中逐渐探索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红军作战原则，在他的遵义会议长篇发言中进一步具体化和丰富发展了。张正是吸收了毛发言中的精髓，才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

从遵义会议决议可以看到，它所肯定的红军应坚持的一整套正确的军事原则，比如“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速决战”“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恰恰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及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革命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特别是他亲自领导的红军三次反“围剿”集中体现了红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标志着积极防御战略理论和作战原则的形成。尤其是第一次反“围剿”，是红军从游击战争发展到正规战争的伟大转变所取得的首次胜利，郭化若在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三次反“围剿”，把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特点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敌人诱到我革命根据地内打，以便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坚持慎重初战，没有准备好不打，没有把握不打；坚持打运动战，坚持打运动之敌；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作战方式是四面包围敌人，主力从敌之后侧攻击。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创了歼灭战的典型，对以后几次反 ‘围剿’作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敌强我弱的严酷战争环境下，实施积极防御是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并发展壮大的最核心的问题，这同时也是从井冈山革命斗争到三次反“围剿”期间逐步探索形成的红军作战战略原则。而这些积极防御战略的军事原则，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得到充分反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全面、深刻地总结了中国红军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指出：“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据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到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时，‘诱敌深入’的原则被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的是从前的朴素性不见了，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括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括了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括了战略退却与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决议的核心观点来源于（特别是在会议上的发言），也融入了的观点和实践；同时进一步证明了在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所起的突出作用。

注释：

① 何方：《党史笔记》上册，利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② ⑥张培森主编：《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160页。

③ ⑦ ⑩ ？？？ 选集传记组编：《200位老人回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60页、40页。

④ 《吴亮平文集》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89页。

⑤ 《刘英纪念集》编辑组、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刘英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⑧ 《回忆》编辑组编：《回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⑨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第123页。

同上，第121页。

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李：《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

《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第31页。

《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页。

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竹内实编：《集》第5卷，北望社1970年版，第125-126页。

（本文选自杨河、赵军主编的《遵义会议研究――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一书，此书2015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目为“遵义会议决议存疑考证”）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