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厘清与规范

中图分类号：D923.6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合同相对性原则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第三人利益合同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冲击及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法律公平正义的背离必须得到重新认识与应用。在经济生活中，厘清与规范第三人利益合同势在必行。

关键词：第三人利益 合同 厘清与规范

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与他方约定，由他方向第三人为一定的给付，而使第三人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合同。第三人利益合同并不是一个固有的合同类型，它可以存在于各种基础合同之中，如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等，当事人均可以为第三人利益作出约定，使第三人直接取得请求给付权，由此成立第三人利益合同。

承认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哲学基础

正如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契约责任的加重、对价原则的衰落一样，第三人利益在合同中获得一定的承认而使合同相对性原则受到冲击，契约法哲学基础的演变，是其中不容置疑的动因。

在古典契约鼎盛的十九世纪，商品经济活动的范围及方式十分有限，合同极少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合同相对性理论及其制度已足以能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但是，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契约规范，显然不足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具体需要。古典契约法理论认为合同效力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理想化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新自然法学和法律现实主义渐次成为契约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法哲学，从而也对契约理论的现代化起到了主导作用。新自然法学强调法的公平正义乃是法的第一要求，从而使实证主义受到极大重视，改变了现代契约法单纯的现实上的偏颇。与此同时，法律现实主义也在契约法的现展上起到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契约哲学的那些企图把法律制定得滴水不漏的理想只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它不仅没有使法律覆盖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而且由于对法的安定性的片面追求以及自由主义契约理论的极端抽象方式所导致的法的僵硬性和封闭性，已经越发显得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正值社会经济转型期间所兴起的新自然法学和法律现实主义法哲学流派，主张对十九世纪契约法学作全面改造。随着合同法的不断发展，契约相对性原理作为古典契约法的最后一个堡垒虽依然存在，但它对契约之外其他人的抵抗力在逐渐减弱，第三人利益合同开始了对契约相对性原则的强烈冲击。尽管没有在实践操作的层面转换为契约法学，但第三人利益合同从修正的角度对解决契约法如何实现同社会经济的融合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正当性

第三人利益合同之所以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一方面是客观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另一方面则是该制度所蕴涵的独到价值为社会生活的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私法自治的要义。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自治在合同中的具体体现。合同当事人赋予合同之外第三人以某种利益，并获得法律承认之效力，这是对当事人意思的尊重，是合同自由原则对合同外第三人效力的延伸。而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限制，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挫伤，本质上也是对合同当事人意思自由的限制。

二是对信赖利益的公力支持。契约法是实现分配正义的手段，它的任务不仅是使人们期待中的利益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以及第三人均能藉此建立起一种信赖关系。藉此关系，第三人不仅有理由期待而且足以付出信赖，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会导致第三人基于此信赖而有所行为。否定第三人利益合同，会使其信赖利益受损。

三是成本节约的考虑。突破传统法学封闭的概念体系，使法律对社会的作用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证实和检验，这也是第三人利益合同存在价值的重要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主体多元化、交易方式多样化。第三人利益合同不仅赋予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享有对债务人直接的债权请求权，并且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债权人让债务人直接向第三人为给付，便达成了债权人间接向第三人给付的效果。这种一次性的给付简化了债务履行手续，节约了交易成本。这显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更能促进社会经济效益的增长。

对我国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规范

在我国，第三人利益还处在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禁锢之中，在《合同法》总则中没有确立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一般规则，只有《合同法》分则和特别法中赋予第三人以直接向债务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因此我国必须规范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以顺应经济对法律发展的需要。

（一）完善我国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宏观思考

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我国在构建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基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应辩证处理二者的关系。首先，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当合同所根植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应随之变化。从绝对走向相对，最大程度地服务社会实际。其次，合同相对性原则仍然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第三人利益合同不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彻底否定，而是必要的修正。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理论显示合同相对性原则已经过时。尤其在我国，由于历史上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契约自由为基础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并未在立法尤其是司法实践中获得充分的认同和遵守。在这种背景下，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更有特殊的意义。

总之，第三人利益合同与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并行不悖的，二者有着各自的适用空间。我国在构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过程中，应妥善处理好这一关系，最大程度地实现合同法体系的和谐与统一。

（二）完善我国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微观设计

1.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体例。在我国加紧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许多专家学者已经起草相关的建议稿。但是都是将第三人利益合同作为一项具体制度加以规定，而未在总则中对此项制度予以确立。因此，有必要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一般规则在《民法典》总则中作出初步规定，再在民法典合同一编的《合同效力》一章中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具体情形再做更详细的规定。这样在一般规则覆盖范围广的基础上，又能针对特定事项进行更具体、细致的规则设计，从而弥补一般规则过于笼统、无针对性的缺陷，同时又便于实践的具体操作，实现全面与具体的统一。

合同相对性原则使合同只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从而限制合同的效力。各国一般将第三人利益合同规定在合同的效力部分，旨在突出第三人利益合同在效力方面会涉及到第三人，表明第三人利益合同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我国立法者的意图是将其规定在合同的履行一章中，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未将第三人利益合同视为合同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仅仅将它看作一种履行方式，这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实质不符。因此有必要将其规定在“合同的效力”之中，这样才更能体现这一制度的价值。

2.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内容。第三人利益合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第三人享有直接请求权，因此在法律条文中应明确第三人利益合同是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为给付，由第三人直接享有对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的合同。

所谓受益第三人是指由第三人利益合同约定，经债权人及债务人指定，依照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约定享有对债务人给付请求权的人。即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受益第三人有一定的范围。一是受益第三人应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但并不一定得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因为，使第三人纯受益是第三人利益合同所追求的本意，民事行为能力具有与否并不影响其利益的获取。二是受益第三人在接受利益时不仅是民事主体，还应是诉讼主体。

虽然我国《合同法》第64条有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但比较模糊。而第三人的权利是何种权利、何时取得直接关涉到第三人利益合同设立的目的能否实现。

第三人权利是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而取得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的权利，第三人权利在性质上为合同债权，其与普通合同债权具有相同的效力。因此，在第三人利益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第三人应当享有债权人的一切权利。一是第三人利益合同效力的主要体现就在于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取得。只要第三人利益合同一经订立，第三人的权利就依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而成立。因此，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后，第三人依据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约定，有以自己的名义向债务人请求履行的权利，债权人也有向债务人请求向第三人给付的权利。二是第三人作为债权人还应当享有代位权与撤销权。当债务人的财产因为不当减少而致第三人的债权受到损害时，应赋予第三人代位权和撤销权，以确保第三人的债权的最终实现。当然，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第三人作为债权人也有权对自己享有的债权进行自由处分的权利。三是当债务人违约时，第三人还享有可以直接，追究其违约责任的诉权。当然，这种诉权的实现当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约定为限。最后，第三人还有放弃合同所赋予利益的权利，这时第三人视为自始未取得权利。在此情况下，有利于第三人的合同条款之效力的丧失并不必然导致第三人利益合同本身的无效。只是此时应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本行为的基础上对合同进行修改或补充，允许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向自己给付、另行制定受益第三人，甚至于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

但是，由于第三人利益合同是以当事人有给予第三人利益的意思创设的，第三人虽然为债权人，但其毕竟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在这类合同中的第三人的权益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第三人利益合同必须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的效力为准，基础合同本身如若欠缺生效要件，则第三人的利益一般不能实现；其次，第三人基于该合同所享有的权益不能超出当事人所享有的权益。

因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目的就是为第三人创设权利而不是使之承担义务，因此，使第三人纯受益是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目的。但当事人不能约定使第三人承担义务，并不表示第三人不用承担义务，至少对于与接受第三人利益、实现第三人利益有关的保密义务，协助、通知义务等法定义务，第三人必须承担。

将第三人接受之意思表示作为其权利确定的时点较为合理。即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后，第三人的权利即随之发生。因为合同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如果第三人不接受就失去了生效的基础。另外，第三人的同意也是对第三人意思自治的尊重，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法律必须给予第三人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对自己的影响的合理判断权利，否则可能使第三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第三人接受之意思表示成为必要，而这种意思表示可明示，也可默示。

在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后，如果变更、撤销或者解除合同将会对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因此未经第三人同意，合同当事人不得变更、撤销和解除合同；当然，如果解除合同对第三人的利益没有影响，则可以赋予当事人以相应的权利，只是需要通知第三人。

结论

古典法学家一般都认为契约法是一个由众多规制构成的封闭的法律体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法律应该怎样去反映社会现实的新内容。偏执于用旧的规则来规制新问题已不再是契约法的潮流。我国合同法意义上的第三人利益规则亟待完善和发展，正如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指出的一样，法律是阐释性的概念—法律的观念是建设，它阐释的精神，旨在使原则高过实践，以指明通往更美好的未来的最佳道路，对过去则应持正确的忠实态度；契约法必须对现实作出回应，持不断更新、变化与开放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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