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一二·九”

今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60周年，谨发表此文，以示纪念。

――编者

2007年3月19日上午，一场春雪过后，北京空气湿润，天空阴沉。这天早晨，我来到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幢住宅楼里，看望了我的老领导，我国新闻、宣传、文化界的老前辈，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宣传事业和人权研究工作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朱穆之同志。

不久前，朱穆之同志的老伴――新华社原后勤部负责人周萝大姐过世了。我的这次造访，一是吊唁周萝大姐，再就是看望和安慰朱穆之同志。

进了客厅，我对着周萝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她看完了你的书――（指我新近出版的“非凡的智慧人生”一书）。”

坐下以后，朱穆之同志指着周萝的遗像对我说。

“听说周萝同志殁了，我很难过，我来看看你，你还好吧？”我挨着朱穆之同志，坐在沙发上，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还好，还好！”穆之同志说。

朱穆之同志虽已年逾九旬，但精神矍铄，神思敏捷。

那天，他的三个孩子都在家，大家对我谈了他们的母亲生病和去世的经过。随后，朱穆之同志要他的秘书拿来他新近出版的一部书：“风云激荡七十年”，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了“顾迈男同志留念二七年三月十九日”几个大字。

回来以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连几天，看了朱穆之同志赠送给我的两大本厚厚的大书，越看心情越是不能平静，心想：“朱穆之同志在耄耋之年写下了这样的鸿篇巨制，留给后人，实在是难能可贵。”

今年恰逢“七七”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朱穆之不仅是亲历者，而且是参与者，于是，便萌生了要为他写点什么的强烈愿望，随即把我的这个想法在电话中对他讲了。

“呵，就那么点事！”他听了，轻描淡写地回答我说。

朱穆之同志所说的他自己所做的“那么点事”，指的是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作为全校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的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以及他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所做的抗日救亡工作。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他当时的表现和作用，是非凡的，并且已经载入了史册。

在那如惊雷、如闪电般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当时刚20岁出头的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卓越、如此强烈的爱国举动呢？这是和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分不开的。

１916年，朱穆之出生在江苏江阴。当时，正是列强入侵中国，军阀混战的年月。孩提时代，他跟随父母在硝烟战火中，不停地逃难。日本代替德国占领了山东，紧接着又发生了“五卅惨案”、“五三济南惨案”等一连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再就是连年不断的军阀之间、国共之间的内战。他跟随家人在炮火中逃难时，眼看着周围的人们在极端贫困中挣扎和悲惨死去，他自己的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北伐时，曾受群众欢迎的，天天屠杀受穷人拥护的共产党。

在江阴，他的家就在从县衙门到刑场的路上，幼时，站在家门口，他常常看见囚车里囚禁着的共产党人，被押送到刑场就义。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面对死亡，个个面无惧色，视死如归。一幕幕悲壮的景象，深深地铭刻在了朱穆之童年的记忆里。

上世纪30年代初，他到了北平，也就是北京。当时，日本侵略者不仅侵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向华北步步进逼。政府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北平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种种苦难和不平，很自然地引起了他的不满、苦闷和反抗情绪。

19３3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住在姑父刘半农的家中。刘半农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他同情共产党，遇难后，墓志铭就是他写的。他对年轻的朱穆之有很大影响。

回忆在北大读书时的情景，朱穆之说：“从‘一二・九’到‘七七’事变，北大学生内部是有变化的。北大的风气，一直保持着自由的传统，学生中有十分进步的共产党左派，也有很反动的；有埋头读书的，也有整天游逛的；有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的，有的甚至只是在开学时来报个到，期末应个考，平时根本不到校。课堂是公开的，本校学生与非本校学生都可以自由地来听课。因此，沙滩周围住着许多非北大的但在北大上课的青年学生。”

“19３3年我进北大时，学生们还是相当活跃的，有各种活动；选举学生会，举行各种座谈会、讨论会，成立各种文艺团体，办各种刊物等。当然，也有各种斗争。1934年宪兵三团到北平之后，大肆镇压逮捕，各学校陷入了恐怖之中。但是，共产党的影响，却反而在暗中逐渐扩大了。要求抗日，反对的不抵抗主义、屈膝、热衷于打内战、腐败黑暗、特务横行的情绪越来越高涨。”

朱穆之回忆说：“‘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北平可以说是风雨飘摇，一日数惊。学校里，公寓里，黎明前后常常抓人。与我经常相处的一些大学、中学同学被捕了。古城一片死寂。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学校里的各种活动都停止了。一些日本浪人则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霸道，寻衅闹事；鸦片、白面公开贩卖，日本货充斥东安市场、西单市场等处的店铺……”

面对种种严酷的现实，朱穆之的心情很沮丧。他心想：“国家是不是就此灭亡？个人是不是真要当亡国奴？是不是听任当局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而加紧打内战？”

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像闪电、像惊雷，划破了乌云低垂的夜空，也像闪着的一堆火，猛地蹿起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一二・九”的前一些天，北大就准备成立学生会，各班已经选出了班代表。

“一二・九”那天下午三四点钟，红楼后面的钟猛烈地敲响了，大街上人声鼎沸。朱穆之跑到楼下，见当时在东北大学学习的一位中学同学，召唤大家去游行。不久，游行的同学回来了，说在王府井南口队伍被军警打散了。有位同学被打破了头，包扎着。大家簇拥着他，就在红楼后面的操场上开了个会，那位同学站在桌子上，讲了游行的经过。

朱穆之说：“12月9日的游行，虽然参加的人数不太多，但这股怒火一经爆发，就震动了全市的大中学校。北平市学联决定，在12月16日举行全市大中学生的游行示威。这次，北大做了充分的准备，组织得很好，绝大部分的同学参加了。同学们冲破警察对各宿舍的包围封锁，举着‘北京大学’的大旗，走上了大街。一路上，同学们激动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抗日救亡歌曲前进，吸引了许多其他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队伍走到南长街的南口，一群警察用高压水枪拦截。我作为总领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首先冲了上去，和其他同学一起，把警察的水枪抢了过来。那个警察完全没有料到，一时不知所措。我们反过来向他喷射，他连蹦带跳地逃跑了。冲过去的队伍在西长安街又遭到军警的镇压，一些同学负伤，有位同学的鼻子被砍成了两半。最后，全市各路游行队伍聚集到天桥，举行了大会。北平学生接连两次的游行示威，如燎原之火，立即在全国引起了抗日救亡的熊熊大火。”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那天，朱穆之正在西山参加露营，学习打游击。早晨，听到炮声，他和同学们立即返回学校。后来，他参加了慰问抗日杀敌的二十九军和在北大三院成立伤兵收容站的活动。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以后，他开始流亡，从此以后参加了各项抗日工作。他原名朱仲龙，从这以后，改名为朱穆之，立志崇尚岳武穆（岳飞），精忠报国。

“七七”事变后，朱穆之流亡到南京。不久，经作家舒群介绍到我党领导的南京《金陵日报》工作。这个报纸原来是政府参军长办的。日本人轰炸南京后，报馆的人都跑了。刚出狱的陈侬非（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利用与参军长同乡的关系，主持了这个报纸，当时就他一个人。朱穆之去了以后，又来了也是才出狱的何云（后任华北《新华日报》社长，1942年5月在日寇大扫荡中牺牲），总共就三四个人。朱穆之负责撰写社论、编副刊。由于报纸宣传抗日，还介绍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因此，不断地与政府的舆论和机关发生斗争。稿件送审时，凡是被认为对不利或主张不合的内容，都被删改。于是，朱穆之他们就采取原意不变而换一个写法或干脆“开天窗”（即留下空白）的办法来对付。因此，报纸受到读者的欢迎，销路大增。从此以后，朱穆之对新闻工作产生了很大兴趣。

1937年，南京即将沦陷时，《金陵日报》停刊。朱穆之和何云、陈沂等随上海进步演员组成的演剧队，从芜湖乘坐民船溯江而上。风不顺的时候，大家就下船拉纤。每到一个地方，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演出前，朱穆之便向观众发表演讲，宣传抗日。到武汉后，他不想再在后方做一般的救亡工作，非常希望去前线。这时，正好有北大同学约他去敌后，于是，在1938年春天，他们到了鲁西北的聊城，这里聚集着一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的进步青年。到达聊城后，朱穆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随的一个骑兵团，到津浦铁路沿线活动。后来，又在这一带的八路军津浦支队帮助办青年训练班。

当时，黄河以北，日本侵略者只占领了铁路沿线，广大农村地区大部分为八路军、抗日武装收复和抗日政权所控制。受党组织的派遣，朱穆之曾多次到统治区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并且屡建奇功。

1939年元旦，朱穆之到河北南宫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驻地，向师长、政委邓小平汇报了石友三部的情况，随即被两位领导留下来担任了师政治部宣传部的副部长，当时，他还不到23岁。

1940年年初，发动第一次高潮期间，一二九师成立师政治部统战部，朱穆之改任统战部副部长（没有部长），随即受师领导的派遣，先后做过顽固派朱怀水部二十四师和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的统战工作。

1941年春天，师领导调朱穆之任平汉纵队秘书长，同时，任太行第六军分区的政委。1943年下半年，朱穆之被调往邓小平领导的北方局工作。

1945年，他又受命作为八路军代表，先后两次赴敌占区河南新乡，做争取伪军和军队将领的统战工作。做敌军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不仅要有很高的智慧和勇气，而且要冒生命危险。他做统战工作的一项重大成就，是在1945年10月，对解放区进行的邯郸战役中，争取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领全军1万余人起义。高树勋是第一个起义的蒋军高级将领，对随后发生的全国解放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这件事，2002年朱穆之同志在回答党史征集办同志的提问时，回忆说：“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受命立即再赴新乡，争取孙殿英反正。我见孙后，他要我提反正条件。我回来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他指示仍要孙提条件。我再见到孙时，他已决心投靠，态度大变。这时，企图打通平汉铁路，派三个军由郑州开抵新乡。我曾受命相机与三军之一的军长高树勋取得联系……”

蒋军到新乡，戒备森严，朱穆之换上显示身份显赫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去找高树勋，在街上的士兵不知道他的来历，未敢阻拦。

高树勋见到朱穆之后非常高兴，同意派员随他去太行与八路军联系。不久，蒋军三军沿平汉路向北进攻，邯郸战役打响。经我军反击，高树勋率领全军起义。高树勋起义后，朱穆之曾随司令员赴高的驻地马头镇与高见面。高部随即改番号为民主建国军。

当时，一二九师领导曾要朱穆之去高军任政治部副主任，要他负责高军的整个工作。他心想，他不懂军事，又深知旧军队的复杂，感到压力极大。为此，他一再提出他不宜担此重任，还是做些文字宣传工作比较合适。领导上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时，已决心发动全面内战，解放战争开始。新华社要求各大解放区设立特派记者，朱穆之被任命为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特派记者，他非常高兴又能做他一直向往的新闻工作了。

朱穆之担任特派记者不久，刘邓大军在冀鲁豫地区作战，接连取得重大胜利。鄄城大捷后，新华社总社要他采访司令员，并代表新华社表示祝贺和敬意。当时，他在太行山武安伯延镇的后方司令部，离前线很远，而前线指挥部又行动不定。恰好，邓小平同志正在后方，他对朱穆之说，可以在后方写，不必去前方。朱穆之听了，心想：他是政委，自然可以代表司令员。于是，便在司令部的参谋处对战况做了采访，然后写成了稿件。这就是后来新华社发表的著名通讯：“将军纵谈战局”。这篇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经邓小平、薄一波同志审阅，并得到他们的赞许。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后，对澄清人们对战争形势的认识，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在各个战场主动撤出了一些城市，如张家口等。许多人对战争形势认识不清。朱穆之根据党中央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以刘邓大军在冀鲁豫地区和鄄城胜利的事实，阐明“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的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稿件不但在解放区各报显著位置刊登，就连统治区的一些报纸也转载了。

1947年，朱穆之正式调新华总社担任领导工作，直到1978年离开，长达31年。全国解放后，新华社从解放区通讯社建设成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在这个过程中，朱穆之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往事，朱穆之说：“‘一二・九’时期，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甘冒生命危险，吃尽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而不后退，就在于有理想，这就是要抗日救亡，要旧社会，建立一个人人幸福的新社会。有了崇高的理想，就会有无畏的精神，无穷的力量，今后的中国，就靠后来人了。”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