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模式论文：低碳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模式透析

作者：蒋长流 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多维视角模型

对于一个极短的时间段内依靠资本深化进程和市场化改革快速崛起并因此而显著地取得工业化、城市化效果与良好减贫绩效的大国经济而言，其增长的包容性毋庸置疑。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2002年的4．4%增加到2011年的10%以上，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已经超过20%，能力大了，中国的责任也就大了。但与此同时，这种经济显著增长绩效是与高碳经济发展方式密不可分的，面临着碳排放的巨大压力。因而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快研发低碳技术、增加碳汇潜力、减少生态足迹阈值成为当务之急。国际与国内双重的压力使得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了最优选择，中国对于推动整个亚洲向低碳社会的转型起着领头羊的作用，这一模式的转变也会对中国自身的商业、文化以及政治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需要置于横纵交叉形成的多维视角中进行剖解(图略)。首先，从横向来看，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展开:一种是经济行为主体的低碳发展路径，另一种是经济组织机构的低碳发展路径。在低碳经济发展多维视角模型中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处于核心带，低碳经济的建立主要取决于政府低碳改革的决心与支持、消费者的低碳意识和企业的低碳生产转型。在仔细梳理与剖析经济行为主体的低碳发展路径时，如果将异质型地方政府置于一个彼此横向相互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则不难发现，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异质型地方政府自身的行为导向，也和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行为和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从中观层面来看，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在服从于宏观层面整个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硬约束下，也受到城市发展、城镇化步伐乃至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软约束影响。基于经济组织机构的低碳发展路径的分析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产业结构的趋同与梯度差异并存性、资源禀赋条件的区域差异性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基础。城市、区域乃至国家层面的低碳经济发展均涉及到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大行为主体。尤其是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政府的制度设计、政策支持体系，以及企业与消费者的行为方式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市场机制能够较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经济中，政府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中有关激励与约束制度体系的构建尤为关键。一个比较理想的政府激励与约束制度体系所涵盖的内容既包括对从事低碳生产的企业、应用低碳技术的组织以及养成低碳消费行为的消费者等所给予的经济补偿，也包括对与此截然相反行为所给予的经济惩罚等。其次，从纵向来看，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受到三重约束条件的影响:资源禀赋差异性的约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带来的生产性要求以及人均收入水平跃升到特定阶段所导致的消费模式与消费结构的演变。故此，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指在一定的资源禀赋约束下，全新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对原有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替代。由于存在着“锁定效应”，不管是城市或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是企业的生产组织行为或者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5]46，均极有可能陷入高碳型发展模式、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刚性约束中，从而难以产生纵向层面上的一致。因此，政府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与金融支持，为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和生活消费方式提供合理化导引，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利益诉求建立法律保障体系等尤为迫切，以便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共同参与下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的转变。由是，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处于一个纵横交错的多维发展格局中。

三重约束下低碳经济发展的外部激励机制构建

从上述低碳经济发展的多维视角模型中可以看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在纵向层面上受到三重约束，如果缺乏将企业生产低碳产品和消费者使用低碳产品所带来的内部成本外在化的激励机制，那么，低碳产品的生产及其消费将会面临弱市场需求甚至无市场需求的局面。为此，本文构建了三重约束下低碳经济发展外部激励的一个简单模型(见图2)。在此外部激励模型中，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选择和关系结构，其顺利实施依赖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博弈，其最终效果则依赖于外部激励机制的协同作用。这种外部激励机制设计既包括宏观层面上中央政府的顶层制度创新设计，也包括中观层面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制度创新设计，还包括微观层面上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与产业层面上的结构调整升级激励机制设计，以及社会层面上激励全体公众自发形成低碳消费理念的机制。(一)低碳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构成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传统的碳基技术使得社会经济技术系统形成了路径依赖，这种依赖一方面来自于建立在传统能源技术之上的技术锁定;另一方面是制度锁定。低碳技术创新就是一个通过技术范式的转变来实现对原有技术经济系统进行解锁的过程[6]38。开发和使用低碳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但受低碳技术研发(R＆D)投入资金额度相对较大所导致的高风险、环保设施投入较大所带来的资产高度专用性的影响，企业如果通过减少产量或者增加环保投入来减少碳排放，就会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因此缺乏减少碳排放的积极性。由于从高碳生产转向低碳生产，需要企业在研发、固定资产等方面进行大量的资本投入，这种投入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沉没成本。如果企业低碳产品的早期市场需求不足，再加上生产前期缺乏规模效应、协同效应，生产成本难以下降。成本下降刚性与收益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见效不明显，从而就会对企业产生一种负向激励效应。因此，构建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二)制度创新激励机制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外部推力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中的每个经济行为主体均存在着理性自利的一面，即每个人均会按自利最大化规则指导自己的行为。哈维茨(LeonidHurwicz)的机制设计理论则进一步表明，由于不同行为主体(例如委托人与人)的目标函数的非一致性，加上面临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更缺乏有效监管和约束措施，从而会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发生，最终造成不利(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如果说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也是一个追求经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的话，则在当前追求经济增长成为占优策略的情况下，其扮演的是委托人的角色，而企业和消费者扮演的是人角色。由于人和委托人的低碳行为目标函数往往很难达成一致性，造成人的低碳行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低碳发展目标函数，而且委托人往往难以观察到这种偏离。假设能设计出一种制度安排，使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正好与委托人低碳经济发展最大化目标函数值相吻合，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因此，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需要设计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以使其所期望实现的利益与人从低碳经济发展中获取的利益实现有效“捆绑”，以激励人采取最有利于委托人的低碳行为模式。(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激励机制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引力低碳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转型与升级，在此过程之中低碳经济发展得是否顺利，与城市或区域是否能形成低碳产业集群关系密切。然而低碳产业集群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法规等制度环境，也取决于集群区域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程度与产业进入时滞的长短，还取决于解决区域产业集群内部因新技术、新能源以及新材料等的运用所带来的成本溢价问题时市场机制的公开性与透明度，但这并非一个单纯的市场自发过程所能够完成的。因此，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扶持需要围绕着推进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集群创新过程中的外溢性效应而展开，通过结构性减税促成集群产业价值链的规模效应达到实现成本降低的激励效应，以使低碳技术沿着产业价值链不断延伸，完成集群区域内低碳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型。国外政府充分运用激励机制和政策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即是一个成功借鉴。当前国外新能源产业在迅猛增长的同时初步形成了一定产业规模集聚的态势，主要分布在美国、欧盟、日本、巴西等国家和地区。此外，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新能源产业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发展规模。(四)低碳消费行为的激励机制对低碳经济发展起到了拉力作用低碳消费是一种以低碳为导向的共生型消费模式，引导和实现低碳消费是对低碳经济发展起到引擎和拉动作用的重要环节。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模式会对企业的低碳产品供给和低碳生产方式形成反馈型市场激励效应，从而促使企业尽快地从高碳生产方式向低碳生产方式转型。通过低碳消费模式的示范效应实现低碳消费后，低碳产品的消费市场一旦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企业侧重于加紧产品更新换代，从消费环节倒逼到生产环节，以实现整个链条的低碳化。

激励导向的低碳经济发展治理模式与政策建议

(一)激励导向型低碳经济发展治理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快速启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相对滞后，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以资源的高消耗和环境的高污染为表现的碳排放过程。碳排放需求的刚性约束使得要发展低碳经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解决碳排放问题难以发挥有效作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要达到彼此的相互适应和目标一致，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激励低碳生产和消费导向与目标价值体系是当务之急，这样才能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效应。为此，需要建立政府主导下的以激励为核心的政府、市场、社会公众三方行为主体合作的低碳经济发展治理模式(见图3)。构建该治理模式的基本假设前提在于: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应认同并恪守低碳经济有利于中国可持续性发展这一核心价值目标，并在该价值目标的引领下相互合作，并最终向低碳社会转型。与传统的政府管制型治理模式相比，政府主导下激励型治理模式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型治理模式中，政府在将自己定位为法治严明、责任明确、服务高效的政府的前提下，通过创新的制度安排规避由于委托人和人目标函数非一致所导致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使企业和社会公众自觉服从低碳经济发展的价值规范与行为趋向。除此，通过政府正确的激励政策支持，可以给企业提供减排的灵活性，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吸引更多消费者和投资者。对社会公众而言，政府通过合理的激励政策引导，有助于改变其高碳消费行为和消费理念，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形成低碳生活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当然，企业的生产行为既决定于政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体系，也决定于市场对其低碳产品的需求强弱和企业自身的生产伦理观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直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同时又会通过上下游产业的激励带动作用间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在低碳经济中的消费行为与整个社会的消费伦理与消费理念转变密切相关，是一个区域乃至整个国家低碳经济运行体系的终点和起点。因此，社会公众的低碳消费行为既是政府制度创新的结果，同时也会对企业的低碳产品和低碳生产形成市场需求的导向性激励，可以促使企业尽快地从高碳生产方式向低碳生产方式转变。此外，还应将发展低碳经济列入政府相关部门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反向监督作用，加强对政府和企业低碳经济活动的监督。(二)激励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1．建立行业量化考核标准和政策支持体系，倡导行业低碳化由于不同行业能源消耗量、单位能耗碳排量等各不相同，故此需要据此估算行业单位GDP碳排量的当量标准，以单位GDP碳排量的当量标准作为对行业运用清洁能源的奖励手段。某行业单位GDP碳排量当量标准=Σ[某行业某类能源消耗量×单位能耗碳排量×该类能源权重]/某行业国内生产总值，行业某类能源权重比例根据行业消费特征和低碳技术进步的快慢进行动态调整。政府也需要为行业内企业提供完整的碳排放信息和稳定的减排政策支持环境，建立激励低碳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和融资优惠政策支持体系。例如日本政府曾相继出台实行能源科技发展战略、全力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加强能源立法等激励政策，并出台了名为“经济危机对策”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对主攻太阳能产业以及购买环保汽车的消费者给予每辆车10万日元的补贴等。2．整合低碳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强化节能低碳型科技创新主体培育首先，整合现有的低碳技术研发资源，协调开展基础性的、公共性的技术研发，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国家级研发机构的低碳研发长期投入，建立国家级低碳技术研发机构就显得尤为必要。此机构的职能应借助两大机制实现:一是从财政投入机制入手，整合当前有关节能减排的各项财政资金投入，建立国家节能专项资金，形成规范、稳定的节能投入渠道，发挥政府财政投入在推动全社会节能方面的引导作用。二是从财政支出机制入手，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投资补助、以奖代补等多种支出方式动员社会资金投入节能领域[7]13。并通过创新财政支出方式完善对重点耗能企业、大企业的节能投融资制度建设。通过灵活多样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基于市场的、权威的、真实可靠的综合性节能信息的开发和有效传播，引导和间接促进各种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7]13。其次，还应该对积极研发低碳技术、生产低碳设备的中小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或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积极使用先进技术和低碳设备的企业实行相应的税收抵扣与减免等优惠政策;或者对从事低碳生产的企业给予资本性补贴，给予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以财政支持，鼓励企业加大低碳生产性投资和低碳技术创新投入，从而促使企业加快低碳转型步伐;甚至可以考虑设立不同层次的“碳基金”和公共研究基金，用于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促进技术的创新和转移。3．短期单一激励性政策与长期系统性多元政策相结合政府对其自身责任和作用的正确认识是成功实现低碳型经济转型的前提保障。当前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中政府过多侧重于短期单一政策的设计，缺乏长期专门的系统性政策设计理念与战略规划。因此，应该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低碳经济发展纳入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来考虑。例如，丹麦提出了能源来源多元化的战略安排，利用价格杠杆，鼓励企业利用价格低廉的煤炭、天然气替代石油。到2005年，丹麦的石油消费减少了近1000万吨。丹麦政府还推行市场准入和新能源发电上网优惠制度安排。通过强制措施和税收优惠等多重政策设计，消除风电在开发初期的市场准入障碍，建立行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英国早在2010年4月1日就引入了一项关税回馈(FeedinTariffs)政策以鼓励对低碳绿色技术的新投资(如太阳能发电)，该政策的实施使英国跻身太阳能主流市场之列。从2009年开始到2020年，英国政府将投资300亿英镑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取暖，并出台了一个新的可再生能源取暖激励机制和上网电价①。从长期来看，政府应着手建立真正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度与环境代价的水资源与环境资源价格形成与多元化定价机制，不断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以优化能源结构为核心实施多重低碳发展政策组合。例如，政府在激励低碳技术创新时应针对不同阶段的特征要求采取不同的激励政策[6]39。例如通过资金支持、提供技术平台等激励政策，鼓励社会研发力量如研究院、高校、企业等参与技术的研发，某些前期投资大、研发周期长的大型研究项目需要政府直接投资进行。低碳技术推广阶段政府政策的侧重点应对企业的应用投资进行税收、土地等政策上的优惠，鼓励企业建设示范工程，鼓励企业投资低碳技术的商业化运用，并通过投资补贴、消费补贴等鼓励低碳技术产品市场开拓。当低碳技术的应用与商业化已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此时政府政策应做的就是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让拥有低碳技术的企业充分获取投资收益[6]39。4．构建低碳生产的示范效应与低碳生产和消费的适应性机制以高能耗行业、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强烈的国有大型企业作为公共财政资助的重点对象，加大其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设施建造的投资税减免可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通过碳税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鼓励大型企业有效实施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和状况的行之有效的举措，以此作为对其提供财政碳税补贴的依据，以达到促使此类企业实现低碳化的示范效应，通过其示范效应一方面可以激励同行业其他企业自觉参与，另一方面又对处于产业价值链上游的企业产品引致出低碳需求标准，从而能推动上游供应商逐步朝低碳化方向发展以满足下游供应链的价值需求。因此，获得公共财政资助的大企业实现低碳化会带动上下游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的彼此适应性机制的建立。就当前我国消费者和生产者而言，由于低碳消费和生产的信息披露机制尚不健全，致使消费品市场存在着信息严重不对称性。例如，低碳绿色标识、低碳型产品的认证等制度的缺乏，导致低碳产品消费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并因此而降低低碳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政府为了有效规避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的可能，首先应制定低碳型产品目录、低碳绿色标识、节能和环保标志等一系列制度，以此来更好地适应消费者的低碳消费和企业的低碳产品生产行为。此外，政府还应引入“碳足迹”理念，通过互联网设置碳排放计算器，让个人能积极参与评估其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鼓励企业将评估“碳足迹”作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一环，引导个人和组织“擦掉碳足迹，进行碳补偿”[8]，并由此激励企业与消费者的社会环境责任意识。政府通过构建低碳经济意识培养机制，依托机制来增强全民低碳理念和低碳经济发展意识，通过制度化的合理安排充分发挥电视、报纸、网络等主流媒体的作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5．以建立碳交易市场为切入点，拓宽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渠道为了解决困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变化问题，理论界提出需要对碳排放进行定价的思想，并由此出现了碳税和可交易的碳排放权等两种主要的市场导向型政策手段[9]。国际经验表明，以可交易的碳排放权为对象的碳交易市场对于低碳技术的研发、低碳产业的创新可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碳交易机制则构成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系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低碳经济将创造一个新的金融市场，基于美元和高碳企业的国际金融市场元气大伤之后，基于能源量和低碳企业的新的金融市场则正蓬勃欲出[10];从政府的角度看，一方面要在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准入制度的同时，综合性采取激励性和约束性的手段，引导、支持企业在低碳经济领域积极投资，参与开发清洁能源;另一方面要为增加碳源排放空间的企业行为或生产生活行为提供获取碳汇吸收能力的收益补偿，将碳源排放空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大力发展为碳管理服务和低碳技术投资的碳基金与碳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