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行首任中国籍副行长金立群

两鬓有着些许斑白、精力永远充沛、气质儒雅的金立群是一个很特别的官员，他的一言一行潇洒而不拘泥。

他能用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和国际友人讨论西方的哲学、历史、美术、音乐等。他写得一手漂亮的英语文章，令很多英语母语写作高手赞叹不已。

他在国际金融界的知名度颇高。作为中国财政部主管国际经济事务和金融的副部长，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命操办了财政部发行的10亿美元债。他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副行长5年，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第一个以副部级高官的身份担任亚行副行长，也是亚行自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的副行长。

作为首任中国籍行长，他在20年前就和亚行有了缘分

2003年8月1日，金立群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上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这一天，无论对中国，还是对金立群个人而言都非常难忘。

1966年12月19日，亚洲开发银行正式营业，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亚行成立之时，中国正值“”期间，无暇顾及外面的世界，从而给台湾以可趁之机，成了亚行的会员。

说来也巧，金立群早在20年前就和亚行有了缘分。

1983年5月，当年只有30多岁的金立群随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前往菲律宾参加“第十一届国际亚太地区审计会议”，并相机和亚洲开发银行开展首次接触。当时，虽然中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席位还只有3年，但已经开始考虑解决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席位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在这个机构中有其特殊的敏感性。为此，中方和亚行约定在马尼拉的一家餐馆会面。金立群和田一农副部长与时任亚行行长的藤岗真左夫的工作午餐会持续了将近两小时，除了他们3人，没有其他人在场。双方开门见山直接进入中国加入亚行的实质性问题。金立群见证了会谈的过程，并将田副部长的意思用英语准确地传达给对方。马尼拉的首次会谈，拉开了中国政府解决在亚行中国席位的序幕。此后，中国和亚行的谈判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经过3年的努力，中国终于在1986年加入亚行。基于历史的原因，最后允许台湾以中国台北的名义留在亚行，但中国台北没有专门的席位，其代表最高只能担任副执行董事，且需要和本选区内的其他会员轮流担任。而中国进入亚行，拥有自己独立的永久席位。

在管理部门中没有高管，就不可能深入到具体贷款业务的决策和管理，不可能和亚洲借款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各部部长等进行实质性的磋商，不可能真正深入到发展项目的制定和管理中去。而亚行的两个最大的股东，日本和美国，分别永远占据着行长和副行长的位置。剩余的两个副行长分别由来自欧洲成员国和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的。人员轮流担任。

2003年韩国籍副行长退休时，中国有了一次机会。中国政府推选金立群作为候选人竞争这个职位，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他有世界银行工作的经验；作为亚行的副理事，他直接指导财政部主管业务司对亚行的政策导向；他有深厚的英美文学功底。

金立群成功入选。对于他而言，国家的影响力可以使他进入亚行，担任副行长要职。但是，在亚行的业绩，则必须完全由自己干出来，他的工作业绩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声誉，关系到今后中国候选人成功当选的机会。

金立群进入亚行不久，中日关系进入了，中日恢复邦交之后的小冰川时期。他面临诸多难题。

到亚行后面对的三大挑战

金立群到亚行后有三大挑战必须应对。首先，要处理好与日美两国的代表即执行董事的关系。日美两个并列第一的股东在重大问题上并不总是一致。作为副行长，自然要和日本籍行长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在有些关键问题上如处理不当，也会使美国的执董产生误解。第二是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借款国家会有许多要求，不可能有求必应，事事处处予以满足。遇到这种情况，主管副行长就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第三，调动亚行员工的积极性。亚行的专业人员大都有发达国家名牌学校的高学历、专业能力强、语言表达能力强，不少人的母语是英语，要让这些人才对一个中国籍的副行长口服心服，金立群没有实实在在的真本事是不行的。

金立群在亚行的企业文化中注入了新的风格。他上任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亚行内部不同部门对泰国一个火电项目的不同意见。负责融资的私人部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坚持要上这个项目，而负责环保和动迁问题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局则坚决反对。金立群同意哪一方的意见都会对他以后的工作带来后遗症。他拿出一个解决办法，第一，让私营部门转告合作伙伴，给这位新上任的副行长两个星期的时间做决定；第二，让私营部门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局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项目设计；第三，他本人和泰国当局沟通。不到两周，他再把有关部门召集一起，转达了泰国政府上该火电项目的能源战略考虑，表扬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局对项目审查的负责态度和敬业精神，对私营部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同意上这个项目。私营部门拿到了项目，区域可持续发展局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会后，双方都说自己赢了。熟知内情的人说：什么叫双赢，这就叫双赢，金行长的协调能力，果不虚传。

在亚行人眼中，金立群总是不辞辛劳、不顾危险前往发展中国家开展工作。阿富汗的大面积战火虽然停息，但是恐怖活动仍然猖獗，这不能阻止他亲自飞往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带着经济班子来和他会谈。金立群对总统说，我们两个国家有相同的地方，你们经历过战乱，我们经历过的动乱，都是从混乱中走出来的，人民希望安定，中国加入世界银行时，人均GDP才260多美元，到2004年时就已经1000多美元了。总统对此非常感慨，就问周围的人：“我们何时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内阁成员面面相觑。金立群安慰他们说，阿富汗也会有这么一天的。人民要安定，要搞经济建设。金立群从没有忘记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宣传中国。

金立群还对每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宗教等等留心，认真揣摸他们的感情。他常说，我不信教，但是我尊重各种宗教，理解人们的。有一次，到孟加拉国考察，同时参加亚行代表处20周年成立活动。当时正值伊斯兰教的斋月，教徒在白天不吃不喝。他临行之前严肃地通知亚行驻孟加拉的代表处，让他们转告当地政府说，在白天出去考察的时候，和当地人一样，一整天不吃不喝。结果中午时，接待方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金立群吃惊地问：“我不是说好，我和你们一样不吃吗?”当地人就说：“请你放心，这是让非穆斯林人做的，我们让他们陪你。”事后，亚行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接待方说“如果金行长没有如此强烈地要求遵守我们的宗教习惯，我们可能也就不会特意为他作这样的安排了。”金立群国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给亚行赢得了声誉，也增进了人们对中国的友好。

亚行人在非正式场合都称金立群为“老金”

亚行人在非正式场合都称金立群为“老金”。

金在亚行的一位下属回顾起过去的往事时说：“金在亚行各种重要会议的发言往往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在亚行召开的一次软贷款增资会上，欧美捐赠国对亚行业务评价体系百般挑剔，认为在教育部门的业务评价指标过于宽泛，仅仅衡量受益学生的人数还不够。其实，这些西方国家的官员根本不知道现实情况。瞬间，会场的气氛显得有些紧张起来。对此，金立群解释说：“这个绩效评价体系其实是很完整的，但是，不能理想化地过度要求考核指标。衡量学生受益数能够反映教育项目的绩效，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否则衡量完学生数，你会问到底有多少学生会辍学，而毕业的学生又有多少留在当地，你还会问老师的水平如何，然后你还会问坚持下来的学生中有多少考上了大学，这样的话，你永远也无法评价教育项、目的成效。”他说完之后，捐赠国代表也就不再过分苛求了。最后，亚行和捐赠国之间就评价体系的框架达成了一致。这位下属还介。绍说，亚行的管理层和各位董事经常在执董会上就一些问题展开辩论，有时分歧很大：金行长总是能发表有见地的看法。金立群的下属笑着说，真不知道金离开亚行后，各位执董和管理层还会有着怎样的博弈呢。因为再也找不到像金立群这样擅长协调各方意见的副行长。

在亚行同仁的记忆中，金立群总是在适当的时机代表中国和发展中成员国发出声音。

金立群工作之余的最大爱好就是看书，他的读书笔记几十年如一日，分中、英、法三种笔记。除了金融领域的成就之外，他涉猎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文学、音乐、艺术等。亚行人就深有体会，无论是午餐桌上，还是高尔夫球场上、联谊会上，只要有他在，他都能若长江之水，滔滔不绝，用英语侃莎士比亚，侃音乐、绘画，让来自英语国家的职员都自叹不如。

在亚行人眼中，老金平易近人，工作精力旺盛，性别乐观，热心助人。金立群在亚行的5年时间，只要他在办公室，大门永远都不关，他告诉大家不用预约，随时可来找他，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的问题，他都乐于给予最有力的帮助。

金立群说：“在一个国际组织里工作，如果你表现得很傲慢，专横刚愎自用，何以让人相信一个倔起的中国是一个友善的国家々我们是一个负责的大国，我要让大家感到我是来自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官员在这里工作。这5年，我的一言一行代表了中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