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从亚行出发

在2011年博鳌论坛开幕前，云南省西部一户少数民族家庭，迎来了几位金发碧眼的访客。在袅袅茶香中，这些人反复询问这家主人：当地有哪些困难，即将建设的高速公路对他们有什么影响，等等。这些外国访客在当地足足停留三天。随后，他们就带着厚厚的笔记和评测表，匆匆赶赴海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会，会议主题是“包容性增长：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者就在这群访客中――他就是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副行长小劳伦斯•格林伍德。“非常高兴，这一概念能够成为亚洲领导人共同讨论的议题，”格林伍德在博鳌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在推动这一议题方面，做了很好的榜样。”

亚行战略转型的结果

所谓包容性增长，即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即致力于寻求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包括：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起源于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亚行其长期发展战略，即《2020战略》，在这份战略报告中，亚行将“包容性增长”列入该行未来发展的三大战略支柱之一，另两个支柱则是“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

此一战略概念是亚行转型的重要体现。“这个议题的确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格林伍德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尽管亚行的根本任务是扶贫，但单纯用“介入式”方法来接济穷人，并不具可持续性，“就好像为一个贫困山区建一所学校，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护，没有钱聘请教师，久而久之，这个学校建立的初衷就渐行渐远”。正是由于这种介入式救济被证明无法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他们才着手研究新的途径和方法。

“在亚洲很多国家，存在另一种经济增长的情况，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格林伍德说，很多亚洲国家所采用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使当地穷人受益。格林伍德说，亚行所需要的，是一种良性循环，能够通过开拓私人领域，建设基础设施，随后完善监管系统并最终鼓励商业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2007年，亚行开始寻找未来十年的亚洲发展新路径。格林伍德说，亚行通过聚集专家来分析发展中的现象并进行分析，发现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处理国家内部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因此，我们开始了对包容性增长专门的研究。”

“基本上，对我们来说，这代表了两层意思。”格林伍德说，首先，这种增长能使大量居民从中受益，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质量也能够随之提高；其次，为不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取机会的人构建社会保障网络，以此确保对于每个人都能享有一个针对性的、以需求为基本的最低生活保障网。格林伍德指出，这也是亚行在中国的核心功能。

“我们在云南的建设项目就很注重包容性，”格林伍德说，公路的修建能否为当地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和机会，是决定他们是否支持项目建设的关键因素。格林伍德说，中国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经济结构，使之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要解决目前中国的问题，必须努力向服务业发展，并期待创造更多的就业。“（这）是‘十二五’计划中关于包容性增长重要的一部分，”格林伍德指出。

推进亚洲一体化

2011年4月初，亚行发表了《2011年年度报告》，指出2010年亚洲地区经济增长达到9.0%，是全球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而在《2011亚洲发展展望》中，区域GDP增长将略有回落，保持在7.8%。

稳定增长的背后，离不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9月至2011年1月初，世界新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共有43个，其中14个是亚洲经济体之间发生的，占此时期全球新增RTAs总数的近1/3。这些协定中的另外近20%（即8个）的一方是亚洲经济体。对此，《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报告中指出，“亚洲经济在危机中能一直领跑世界并率先复苏，RTAs功不可没。”

对此，格林伍德指出，亚洲区域贸易的蓬勃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多样性有密切的关系。他指出，正是因为亚洲的国家结构和产品的差异性，他们之间可以拥有非常多非常有趣的合作机会，这也使得他们更加互补。“在某些方面来说，经济体之间越是多样，合作起来就更是容易，也会更有趣。”

但体制的多样性，在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出现更多摩擦。格林伍德说，“当你开始讨论货币政策，协调货币时”，多样化的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有非常不同的需求。

欧元区的事例对亚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欧元区，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问题，一些国家，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不得不将他们的财政货币政策与非常保守的国家维系在一起，譬如德国，”格林伍德指出，事实上，这是在调整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能够用来做调整手段将非常有限。因此，在汇率方面，多样性确实会成为一个制约。

对于亚洲的货币一体化，格林伍德认为还为时尚早。尽管有利的方面包括，在汇率波动时候减少这种浮动，为商业投资创造更为稳定的环境。“但目前讨论任何形式的亚洲统一货币的问题都为时尚早，仍然很不成熟，”格林伍德说，“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工作……我们现在所积极倡导的，是在当前我们都对国际经济增速放缓的形势进行调整，讨论对于一些国家的汇率问题。”

格林伍德还暗示，人民币的汇率仍然是亚行关注的问题。“由于很多制造商都在彼此竞争，与中国竞争”，因此当人民币兑美元保持的低汇率，“其他国家，譬如泰国的出口受到了打击”。他表示，这种货币的调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支持“包容性增长”

亚行转型后，其增资计划在2009年得到第二大股东美国的认可，从550亿美元增加至1650亿美元。在4月20日的《2010年年度报告》中，亚行在2010年共通过了175.1亿美元的贷款，其中155亿美元用于支持投资，16.8亿美元用于对政策方面的支持，另外3.27亿美元用于技术援助。

格林伍德表示，亚行今后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领域的支持力度将会加大，但是在项目建设中，是否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会成为重要的因素。

亚行未来将着重关注两个方面。

一是清洁能源，“我们有高效率的清洁煤技术，因此也关注中国的能源发展。”格林伍德说。亚行已经为位于天津的中国首个以煤炭为基础的IGCC发电厂提供了自主，该项目将于2010年投入运行。而在山西，亚行自主的世界最大的CMM发电厂目前也已经投入运行。其中，“清洁能源融资伙伴基金”和“亚太碳基金”都会为创新型技术基金在中国的启动提供资助。

二是城市化转型，格林伍德也表示，亚行对中国未来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