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门三院士谱写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精彩华章

2009年5月30日，梁启超最小的儿子。现已85岁高龄的梁思礼在接受采访时说： “是父亲的做人与处事思想对我们晚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全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养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梁启超的9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他们中有7人曾到国外求学或工作，学成归来后相继成为著名的学者或专家。其中梁思成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立下汗马功劳；梁思永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考古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俩都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无古人，举世罕见。梁家一门四杰，比起古代小说中苏轼“一门三进士”可谓更胜一筹。他的儿孙辈子嗣繁延，日益昌盛，辈辈发扬着梁氏家族的优良传统。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少年中国说》，一个伟大父亲用他的豪情和智慧把后代引领到了不凡的人生境界。

当年广东乡试主考官李端十分赏识梁启超的才华，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梁启超与夫人李惠仙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夫妻一生，俩人只吵了一回架，梁启超却仍为此自责不已。

对第二个妻子王桂荃，梁启超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一样尊重。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 “她也是咱们家的顶梁柱，缺她不可。”无论是李惠仙或王桂荃所生的梁家子女，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厚而真挚，子女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想起少年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考砸了，成绩十分不理想，生母李惠仙一气之下，用铁丝线抽他。当时把王桂荃吓懵了，她把梁思成搂在怀里死死护着，任凭铁丝线的抽打而无怨言。事过之后，王桂荃拉着梁思成小手，摸着他的头，千叮咛万嘱咐地教育他说： “要好好读书，用心做人，别让你妈生气。”

在李惠仙、梁启超辞世后，王桂荃成了9个孩子的精神支柱。在这之后的艰苦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老小，梁家这一代的孩子们，从王桂荃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勤奋。

梁启超家族是名门文化的代表。每当我们忆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院士时。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对儿女的成功教育而叹服。

作为名门文化的典范，每当我们忆起梁启超继而谈到梁家三院士时，心中总是为梁启超“家学”的浓厚底蕴及对儿女的成功教育而叹服。这种成功教育的背后，有着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柱，也许正是有这炽热而坚定的爱国之情的支撑，才使得梁家子女能挺立于各自领域的巅峰…-

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个人思想的精髓所在，作为一个爱国思想家，梁启超把着力培养孩子们这一精神放在首位。孩子们年幼时，他就让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他就像说书一样，一边与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聊天说话。一边绘声绘色地讲古论今，其核心都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在传递着他对孩子们的情爱之谊时，也和他们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以及治学的态度和做学问的方法等等，共同诉说生活中的苦闷与欢乐，悲哀与幸福，并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他告诫儿女： “人生在世。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至于在物质上的享受。则不要追求过多，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对于快乐与悲欢，则全靠自己思想主导，如果能在艰难困苦中求得欢乐，那才是幸福和快乐呢!”

孩子们年幼时，梁启超就让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他就像说书一样，一边与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聊天说话，一边绘声绘色地讲古论今，其谈论的核心都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与孩子们面对面的谈话，传递他对孩子们的情爱，也和他们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以及治学的态度和做学问的方法。他在向孩子们诉说着生活中的苦闷与欢乐、悲哀与幸福的同时，也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

针对孩子们如何读好书，梁启超曾经总结过一步”读书法，即鸟瞰、解通。鸟瞰就是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是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解剖，疑难外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指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彻底了解而后已。这个“三步”读书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合一分一合”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

梁启超写文章，研究问题，历来都是有的放矢。他往往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进行考虑，绝不脱离政治、闭门造车。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儿女们也都是这样，专心研究学问，但并不脱离政治，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还有的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梁启超说过：“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其意是说，人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会影响他一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健全的人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认为教子之道还要贯穿“严”和“爱”两卟字。“严”出于理智，“爱”则出于情感，二者缺一不可。在子女的学习和做人方面要“严”字当头；在孩子生活上要以“爱”相扶。有一次，次子思永和一位小朋友互不相让，随后就扭打起来。虽然是那位小朋友的过错，但梁启超仍严厉地批评了思永，并提出三个问题让思永反思：一是有没有必要打架?二是怎样与对方和好如初?三是再碰上这类事应该怎么处理?在思永给出了满意回答后，梁启超才让思永吃午饭。之后，梁启超还亲自带着思永前往对方家中向小朋友道歉。

梁启超感情丰富，特别是对子女更有“舐犊情深”。梁启超20岁时，大女儿出生，他对女儿充满了无限疼爱。他在百忙之中仍然抽时间亲授课业，将长女培养成才。即使相隔千里万里，也是书信往来不断。梁启超给长女的信竟然多达几百封，每一封信中都有“宝贝思顺”、 “我的宝贝”地叫个不停，即或死神降临，他还在倾诉对女儿的思念之情。梁启超既是慈父，又是子女们的朋友，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

梁启超在教子生涯中，极为推崇趣味教育。他说：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乐趣，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度过几十年时光，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这样的活法有什么用?”他十分注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尊重他们的自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一旦对某一方面感兴趣，那么，你会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霞飞虹，如新荷吐绿……”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当面临选学具体的专业

时，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建议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引起对生物学的兴趣，她为此苦恼万分，便向大哥思成说了这件事。梁启超知道后，后悔不已，并深为不安，急忙给思庄写信。在父亲的重新引导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告诉他们“莫问收获，但求耕耘”。得知思庄在国外英文成绩不理想，梁启超极力安慰：“不要紧的。千万不要灰心丧气，要鼓足勇气求得真知。”他还说：“庄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你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名，也很了不起的，我很满足。不要着急，只须再努力努力就会好的。”这样理解和宽容才能真正卸下子女身上的负担，使他们轻装上阵，凯旋而归。梁启超还时常劝孩子学些常识’性的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他说： “如果对一门大专，容易把多彩的生活弄得过于平淡，生活太单调了，易产生厌倦心理，厌倦一生即成苦恼之事，这是厌学的根。”

在如何指导子女做学问上，梁启超给孩子们反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得真知”，不要“死记硬背过后就忘”。他还强调学习要劳逸结合， “多做游戏多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各科成绩十分优秀，业余爱好极其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的佳绩。

当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循循善诱，精心引导。他告诉子女们，只有勇敢前进，战胜艰难险阻，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他还教导说： “切不可骄傲自满，也不可怯弱自馁，要尽自己能力去做，对社会或多或少总会有所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期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思成：“挤出一部分时间学些常识性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稍稍多用点工夫，就能有大的收获。我深怕你因所学大专一的缘故，把多彩的生活弄得平平淡淡，生活过于单调，则容易生厌倦心理，厌倦一生即成苦恼之事，这是厌学之根源所在。”他还提醒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往复地坚持下去必有好处，这是爹爹的苦口良言。”

梁启超还注重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子女。1924年以后，梁启超的四子思达、三女思懿、四女思宁渐渐长大，而他们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则已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为了尽快提高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手把手的进行辅导，课程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宋词，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并且还要背诵。每周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写工整。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理论研究日益精进。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莫问收获，但求耕耘”。九子思礼就是在只求耕耘中树立起坚强的独立意识。1941年，他出国以后，就自己创造学习机会，挣钱养活自己。他一直实践着“莫问收获，但求耕耘”的诺言。按照他母亲的话说就是好好学习，长大了应该像你父亲那样学习，将来要为国家作出贡献。在美国，思礼主修无线电，后来又学自动控制，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

梁家对学术贡献极为重视，这不仅在于其学术成就本身，也在于他们的文化体验和人生价值取向。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的文化大家庭，既讲究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又有当今现代色彩。梁启超既是家长、父亲，更是儿女们的朋友和导师。他的政治热望与人文取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他以坚强的奋斗精神和乐观风趣的博大情怀教育子女：“我平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都能品出味道。什么悲观、厌世，从来没有在我的词典里出现过。”他自己生活俭朴，也这样要求子女。民国初年，他家虽已进入上层社会，但他不改往日的寒士家风。他对孩子们说，一个人要好学、坚韧、勤俭。

梁启超名扬四海，官居要职，曾做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一类的大官，但他为官清廉，乐善好施。他教育子女“不求做大官，唯求做大事，做实事”，要他们牢记孟子的教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梁氏家族之后人循此而行，居官者皆清廉，治学者皆严谨，为人师表，皆成楷模。一门四杰，谱写了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的精彩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