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6 07:38:25
在经历了数天的阴雨大雾天气之后，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终于在7月3日迎来了痛痛快快的艳阳天，久违的阳光打在人们的脸上，仿佛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和每一个在大连的人拥抱――当然也有从北京远道而来的吴晓凌。
他是一名资深摄影记者，也是新华社摄影部国际新闻编辑室副主任。不过，人们提起他更多提到的是：2009年“荷赛”一等奖获得者。“运气，运气罢了。”每每被问及此事，吴晓凌总是这样应答。
当天下午，在大连市第九中学的阶梯教室内，由本刊主办的“影像・从心”新华社高端影像文化系列讲座大连巡讲如期举行。应本刊之邀，因天气原因错过航班而改乘火车的吴晓凌来到大连，面对闻讯而至的200余名大连影友，以“新闻摄影前世今生”为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与沟通。
经过精心准备的几十页的PPT轻轻翻过，从新闻摄影的历史到新闻摄影的未来、从网络传播的冲击到手机拍摄的崛起、从职业门槛的降低到职业要求的挑战⋯⋯吴晓凌侃侃而谈，一个资深摄影记者眼中的新闻摄影渐次浮现，细腻而真实。
站在摄影的角度俯瞰新闻摄影，站在生命的高度俯瞰摄影
“站在摄影的高度俯瞰新闻摄影，站在生命的高度俯瞰摄影。”这是吴晓凌看待新闻摄影的两个层次。
在讲座伊始，吴晓凌在PPT上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摄影是一种可以通行世界的语言。有自己的语法和词汇。通过摄影我们可以炫耀技巧，传达信息，讲述故事，传递情感。”他将这段话仔细地、慢慢地念了一遍，算是开场。
然后他讲到摄影的历史，第一个话题是摄影术的发明。1839年8月19日，在法国科学院与美术学院的联合集会上，法国政府宣布放弃对银版摄影术这项发明的专利，并公之于众。后来，人们通常以这一天作为摄影术的开端。
摄影术发展至今的170多年里，技术和效果已是千万般变化，近些年更是跨入了数码时代，不过在概念层面上对于摄影的分类却没有那么大的变化。吴晓凌简单举了几种：按内容分为拍人的、拍物的；按效果分为拍美感的、拍意义的；按用途分为商业摄影和非商业摄影――当然，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也是一个很大的分支。
在讨论到新闻摄影的定位时，吴晓凌认为新闻摄影是摄影中的一个分支，其独特之处是具有新闻性，相比于普通摄影而言更加侧重照片“传递信息”这个功能，并将其作为新闻摄影的主要目的。而那些职业从事新闻摄影的人，就叫作摄影记者。吴晓凌为听众列出了如下的算式：摄影记者=记者+摄影。
吴晓凌强调，和摄影爱好者相比，摄影记者的拍摄更加注重“拍到”，而不是摄影爱好者所看重的“拍好”。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要求摄影记者必须以“到达现场”为第一要求。“一张照片，我们精确计算曝光量，依照构图法则等着合适的角度和光线，再加上完美的PS技术，而且我们可以选择不拍。这不是摄影记者，这是摄影爱好者。而当一张照片，我们没办法精确计算曝光量，也没有合适的角度和光线，也来不及PS。我们只是一定要拍到它，然后我们拍到了。这就叫摄影记者！”
“不怕大家笑话，干我们这一行的，只要及时到达现场，拍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90%。”吴晓凌笑着说。
其实，在吴晓凌看来，“站在生命的高度俯瞰摄影”是一件境界更高、更为重要的事情。他将摄影分为四个层次：一、物理意义的照片，无美感和情感的诉求，比如监控探头；二、美丽的照片，仅仅是形式的表达；三、表达情感和意义的照片，意味深长；四、传达大道至善的照片，达到了形式和意义的高度统一。
当天来到讲座现场的听众中，大部分都是摄影爱好者，而非职业摄影记者或者摄影师，所以在理解新闻摄影的相关理论的时候有一定的难度。比如一位听众就摄影记者和普通公众成为“敌人”的比方是否恰当和吴晓凌探讨良久，却无结果。
为此，吴晓凌特地勉励大家，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把镜头对准身边的人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记录利器，只要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生活周边，都可以记录社会进步的进程，记录身边的历史。每个人的身边都有机遇，只要有想法，你的照片就一定会体现出相应的价值。”吴晓凌说，“作为结束语，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相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
新闻摄影的前世：布列松和卡帕那点事
“在剩下的那个10%里面，有一个人做到了完美，这个人是布列松。”在演讲中，吴晓凌又穿插着讲述了世界著名摄影家布列松、卡帕的很多有趣的故事。
吴晓凌说，称赞布列松把剩下的10%做到完美的说法并不是他原创的，而是来自于纽约现代博物馆的摄影部主任在给布列松做回顾展时候的谈话。
布列松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也很受中国政府的欢迎。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布列松对华的态度比较友善。在二战期间，布列松来华拍摄了一系列的关于政权溃败的照片，在中国流传很广。
而另一个摄影记者的楷模就是卡帕了，其为大家所熟知的一句名言是“你之所以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吴晓凌为大家展示了卡帕的最负盛名的作品《共和国战士之死》，同时讲述了卡帕的成名经历。
卡帕原名安德烈，匈牙利人，卡帕是他的笔名。他在柏林学习了拍摄之后来到法国闯荡，但是当时的卡帕是一个地道的无名小卒，摄影圈对他的认可度很低。后来他和他的妻子办了一个摄影工作室，向媒体出售自己的作品。在作品的定价上，要远高于市价，并标明这些照片来自于一位美国的富家公子发烧友，由此制造出一种高端的产品定位。一时洛阳纸贵，法国众媒体以使用卡帕的照片为荣。自此之后，卡帕声名鹊起，名噪一时，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卡帕竟是之前不甚受重视的无名小卒。
吴晓凌介绍说，布列松和卡帕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二者还是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不过，二者的品性和风格却迥然相异。布列松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法国绅士，而卡帕则头脑灵活喜爱冒险。两人合作创立了马格南图片社，该组织成立之初，经费周转常出问题，卡帕甚至把本来应发给布列松等人的工资扣下，拿去赌马场下注以期能换回更多的资金，为此事卡帕甚至和同事发生过不少争执。
新闻摄影的今生：网络时代变奏
讲完新闻摄影“前世”时代有趣的名人轶事，吴晓凌话锋一转，谈到了当今社会中新闻摄影所面对的变化与挑战。不出所料，“手机”和“微博”成了他演讲中的两个关键词。
手机拍照功能更加实用、移动网络终端广泛普及――前者生产传播内容，后者打通传播渠道，两者一起构成了新闻摄影在当今网络时代的最强变奏。
故事从“荷赛”主办组织WPP（World Press Photo）连续六届的执行秘书斯蒂芬・梅耶斯(Stephen Mayes)在卸任演讲中的一个观点谈起：“在当今社会，我们需要重要定义WPP的三个词汇：世界、新闻、照片。”吴晓凌对这句话深有感触：“随着拍摄技术的进步以及产品的普及，每一个人都因为可能拍到第一现场的新闻照片而成为摄影记者。作为摄影记者而言，不能说器材上的优势荡然无存，但是压力还是有的，并且很大。”
吴晓凌接着向听众举了法国协和式飞机失事的新闻照片。虽然，此事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新闻了，但是这张略显模糊的照片并不是出自于一个专业摄影记者之手，而是当时在机场周边的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大学生飞机爱好者。后来这张独家照片被路透社以区区500美元的价格买断，第二天就成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照片。
另一个被吴晓凌拿来当作典型事例的便是著名的“陶然亭地铁站瀑布”了。这张照片是普通市民杨迪遭遇北京暴雨时用一款老式诺基亚手机在地铁站里拍摄的，后来经朋友上传至微博迅速走红于网络，并在第二天荣登国内多家都市报的头版。
“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各大媒体也都派出了很多力量来拍这场大雨，但是用得最好最多的却是这张照片。是什么让一款老式手机的照片打败了磨拳擦掌、全副武装的摄影记者？是现场性，是手机拍照和移动网络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现场的网友是摄影记者的‘敌人’。”吴晓凌笑着说，“我们再快，也快不过诸位。”
不过，吴晓凌也谈到了一个比较热点的讨论话题：事后只有《中国日报》一家媒体主动向这张照片的版权所有人杨迪支付了500元稿费。“网友不能仅仅陶醉在自己的作品被广泛刊登的简单喜悦之中，而是应该提高版权意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他强调说，“而对于摄影机构而言，确认网络照片的真实性，确定真实作者身份也是采用的必要前提。”
新闻摄影的生命：真实
新闻摄影的生命是什么？是真实。“新闻照片不同于其他照片，它不能PS，不能修饰图片中原有的事实信息。你不能为了让天空看起来纯净一些就修掉哪怕一根划过天空的电线。”吴晓凌说。
但是，吴晓凌也强调说，新闻照片的真实分为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两种。在他看来，摄影本身就是创作者对拍摄时所处环境的一种有意识的剪裁与取舍，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倾向性。有些新闻照片，本身没有经过任何人工的修饰与篡改，就其本身的图片信息而言是完全真实的，此为绝对真实；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却容易传达出与实际事实相偏离甚至不相关的信息――这样的照片，吴晓凌称之为“真照片，假事实”。
一个明显的事例是，二战期间著名的人像摄影作品《愤怒的丘吉尔》（见前页）。这张照片一直被世人解读为丘吉尔总统对法西斯的极度愤怒和与之战斗的决心。但是当时的事实是，加拿大摄影师尤素福・卡什为丘吉尔拍了几张照片之后仍然不太满意，于是走上前去拔掉了一直被丘吉尔叨在嘴里的雪茄。这个举动显然让连夜开会后疲惫不堪的丘吉尔感到不快，他拉下脸，用一种略显紧张和威胁的姿态来表达自己的不悦。但是这张照片很快被媒体解读为国家的愤怒，正义者对侵略的愤怒，激励了无数战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同样被吴晓凌拿来当作范例讲解的还有：名作《美军攻占硫磺岛》（见前页）――事后补拍；《胜利之吻》――图注有误，拍摄时二战尚未结束；《占领南京总统府》（见前页）――片中的部队并非攻占南京总统府的那支部队。
当然，还有一些新闻照片发生的PS则完全不能接受，大凡牵涉到运用技术手段强行修改图片信息的图片即认为有违绝对真实原则，已经突破了新闻摄影对真实性的要求底线。比如2006年7月23日浙江某报头版刊登的照片《大雨袭杭百舸归》（见前页）被确认用技术手段复制渔船以营造“百舸争流”的效果；曾经获得央视摄影大赛的铜奖作品《青藏铁路旁的藏羚羊》也是一幅“著名”的造假作品。
吴晓凌认为，把假照片的产生归罪于技术手段肯定有些偏颇，造假者不是技术，而是操纵摄影技术的人，利益的驱动才是造假的根本原因。
新闻摄影的两组对立：在偶然中表达必然，在局限中探求永恒
吴晓凌认为，摄影一直在和偶然打交道：“在艺术与真理的‘必然’宫殿，有一扇叫作摄影的大门，守门人的名字叫做‘偶然’。想一睹‘必然’大神面容的，必先通过‘偶然’这个守门人。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偶然，一张真正的好照片，更是建筑在偶然之上的奇迹。”
如果仔细观察吴晓凌那张获得“荷赛”一等奖的作品《血染赛场》（见左上图），你会发现打动你的，不仅在于皇冠状血滴的偶然性，更是因为照片通过偶然瞬间反映出的必然意义：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连续拍摄选手受伤后的动作，便不会抓到如此绝妙的瞬间。
吴晓凌在摄影实践中，慢慢形成了一个信念：无论面前的场景有多么乏味，都不重要，都会有灵光一闪的时刻，自己所要做的就是等待、发现并捕捉这样的时刻。“从这个意义上，拍摄任何题材，都是在拍摄人生。”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场合，拍摄中的吴晓凌都显得安静而专注――谁能想到一场普普通通的小组赛，竟产生了如此经典的《血染赛场》呢？
“偶然和必然，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一张好照片，都是在偶然的形式中表达了生命中某些必然。自己所做一直很简单，即在必然中等待偶然，在偶然中表达必然。能拍到这张转瞬即逝的照片，进而荷赛获奖，给了自己人生信念一个意外的注脚，本身就是件相当偶然的事，我只能心怀感激。”吴晓凌在更早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另一个关于新闻摄影的话题是局限和永恒。吴晓凌认为，如果说新闻摄影是戴着镣铐舞蹈，那这个舞蹈就是在局限中探求永恒。吴晓凌在2009年国庆阅兵中的作品《盛世和谐》（见上图）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吴晓凌当时的拍摄地点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一区。因为观礼台前面搭建了临时观礼台，严重遮挡视线，长安街整个侧面都无法看到。吴晓凌在拍摄前几乎认为，自己很可能拍不到独家照片了。但是面对客观条件的局限，他没有放弃。“我明白，我所处的位置不如正面端正庄严。但是进一步想，构图的优势和劣势都是相对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倾斜的角度虽对表现端正严肃不利，但是经长焦压缩后，背景恰是两个大红灯笼和一根巨大的梁柱――灵感来了。”最终，《盛世和谐》获得评委会的好评，荣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关于这张照片，吴晓凌曾这样写道：“面对那些伟大的历史性时刻，每一个拍摄位置都潜藏着表达不同情感的故事的机会，负责记录的摄影记者们都会梦想能够全部拥有。但是实际上，我们只能在一个位置上表达和讲述。如何坚守自己的位置，找到它的独特意义，在局限中探求永恒，是我在这张照片之外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