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进出口:产能过剩“对手戏”

持续上升的区域性对外依赖，将使煤炭成为继原油后我国能源供应的又一个战略隐忧。

从抑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大量出口，到鼓励进口能源资源产品，再到直接投资海外资源产地及并购国外能源企业，无不彰显着我国对外生能源的渴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生产和消费国，我国曾经丰衣足食的煤炭亦已出现区域性供给困难，煤炭“大进少出”显然与国内产能过剩格格不入，这是一出有点让人费解的“对手戏”。在出口减少与进口增加的双重助推下，2009年起我国已从煤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2012年净进口量已高达2.8亿吨，占当年我国煤消费总量比重达到7.2%。目前我国工业发展水平仍处于煤炭经济向石油经济转化阶段，油气及新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但2012年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比仍超过66%，其绝对主导地位仍然无可撼动并将长期保持下去。

进入2013年，我国煤延续着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态势。前7个月我国累计出口煤489.6万吨，同比减少（下同）22%；进口1.87亿吨，增加14.1%；累计净进口煤1.82亿吨，增加15.5%。其中，月度出口量始终保持低位，已连续14个月出口量未超过百万吨。相比之下，继2012年12月创出单月进口3506万吨的历史高位后，我国煤进口量持续维持高位运行，已连续10个月单月进口量保持在2000万吨以上。价格方面，出口均价高于进口成为常态，且出口平均价格下降态势更加显著。

产能过剩与进口依赖并存的畸形困局

近十多年来，大量资金投入到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促使我国煤炭产能扶摇直上，2013年产能将达到46.3亿吨，预计将超过需求12%左右。产能过剩的直接后果便是国内煤价的一跌再跌，煤企苦不堪言，国家也出重拳治理煤炭产业，压缩过剩产能。然而，即便严重的产能过剩也未能阻挡大量外煤涌入我国。事实上，大量进口的背后恰恰暴露出我国煤炭产销供应的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一方面，我国虽然煤炭储备丰富，但总体来看品质较低，一些特种煤化工企业对高品质外煤的依赖仍然严重。而由于前几年国内煤价过高，国内多家火电厂根据低质的煤种来设计锅炉以降低生产成本，导致低品位低价格的外来煤对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我国煤炭储量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内蒙古、山西、新疆、陕西和贵州五省（区）保有探明资源储量超过9500亿吨，占全国总量8成以上。近年来我国煤炭实际需求增长与消费重地则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因此煤炭从产地到消费地的运输瓶颈越发突出。特别是华南地区，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外煤比直接采购国产煤更加具有价格和运输优势，广东省便常年占据我国煤进口省市头把交椅，占我国进口总量比重保持在20%左右。

国际市场低迷与国内政策利好双重助推

近年来我国煤进口快速增加的另一个因素是国际需求下降导致的国际煤价下跌。在我国煤净进口“元年”的2009年，恰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期，大宗商品价格承压大幅下滑，煤炭也未例外，当年西北欧基准价格腰斩，由上年的平均147.67美元/吨快速回落至70.66美元/吨，美国煤炭价格也有超过40%的降幅。与此同时，受金融危机打击，国际航运市场费用大幅下跌，国际市场充斥着大量低价煤炭却无人问津，恰好与当时我国煤炭需求增长、区域性供给矛盾突出相契合，成为推动我国煤炭进口的又一主因。

此外，我国对进口煤炭设定的门槛也较低。一方面，国家实施积极的煤炭进口政策，先后取消了各类煤炭进口关税。继2005年将炼焦煤进口关税暂定税率下调为零之后，2008年又将除褐煤外的其他煤种关税下调为零，2012年最终取消了3%的褐煤进口关税。另一方面，国内缺乏进口煤炭检验的强制性质量标准，没有对煤炭的灰分、硫分、有害元素和杂质含量等环保指标提出限量要求，客观上也导致了一些低质煤大量涌入我国。

与国际市场的博弈加剧

过去几年，我国从煤出口大国一跃成为进口第一大国，巨大的进口量使我国在世界煤炭市场上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客观上，我国改变着国际煤炭贸易的规律。首当其冲的就是价格。当国际煤价高于国内煤价时，我国进口量的相应减少直接拉低国际煤炭价格；随后，我国进口量便因国际煤价的下降而再次增加。当价格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时，美国、哥伦比亚等运距较长的煤炭得以进入我国市场。我国进口量的高低与国际煤价形成博弈的循环，这也反映了目前我国已经在国际煤炭贸易市场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同时，我国迅速增加的进口量也对其他主要进口国产生很大影响。如韩国中央银行在4月份的报告书《中国煤炭进口迅速增长的背景及启示》中指出，我国为了确保煤炭进口，开始逐渐加强对煤炭出口国的影响力，这有可能成为交易国家之间发生纠纷的导火索，导致国际煤炭价格不稳定。而日本和澳大利亚由于其长久以来一直引领煤炭贸易市场，是国际煤炭价格的主要决定国。我国和印度大幅增加煤炭进口，或许会导致曾是全球最大煤炭进口国的日本丧失价格谈判力。特别是一旦煤炭出口国无力应对迅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国际煤炭供应减少，那么因价格上升或者政治压力导致的“煤炭战争”将有加剧风险。

来源地集中或致进口风险

根据海关数据，目前印尼稳坐我国煤进口来源地的第一把交椅，也是全球最大的动力煤出口国。近几年印尼煤炭的生产量持续增加，但国内市场的吸收率有所下降。为了长期持续地满足国内需求，印尼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计划控制其煤炭的出口量，并考虑开始征收煤炭出口税。一些印尼专家还建议政府停止煤炭出口，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内市场的吸收率。一旦印尼输出煤炭下滑，我国将不得不寻求新的煤炭供应来源地。

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对我国煤炭出口量的大幅增加，与其近年来将能源出口重心向亚太地区特别是我国倾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国家看到了亚太地区能源需求增长的持续性与快速性，近年来国际能源署、英国石油公司、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和企业纷纷预测，相对于仍处于欧债危机泥潭、前景黯淡的欧洲而言，未来亚太地区经济复苏与经济发展会以较快速度让世人瞩目。这些快速增长的需求，让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资源型国家无法忽视。

在去年对华煤炭出口量大增的国家中，美国是个特例。它的大量出口并非主动占领市场之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像是被迫做出的决定。2012年，美国能源业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页岩气革命，廉价的天然气有了成为新的基础能源的可能；二是美国环保署出台了严格的碳排放措施。廉价的天然气让煤炭在美国本土消费遇冷，严格的碳排放措施让美国火电业缩减，无可奈何之下美国煤炭生产商将目光投向亚太市场，于是才有了美国煤炭远渡重洋之举。

随着国内煤价的持续下跌，进口煤的价格优势正在逐渐丧失，目前国内一些大贸易商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违约现象，进口煤炭的风险在增加。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国内煤炭市场短期内不具备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价格优势的丧失将使进口煤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难以长期维持。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煤炭需求增长和结构性供给矛盾也将长期并存，积极参与国际煤炭贸易将在未来我国能源供给结构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贸易端做好加法，不仅要保障进口量及时到位，更要量质并举，严防低价低质煤大量涌入国内。在消费端则应做好减法，节能减排工作虽困难重重，但却是解决我国能源供需矛盾的根本与必经之路。在区域间做好乘法，鼓励跨区域、跨所有制合作，鼓励煤、电、路、港、化、建等相关产业联合或一体化发展，以发挥大型煤企在保障国家煤炭供应中的骨干作用。在企业间做好除法，深入推进煤企并购重组，培育和发展大型煤炭企业和企业集团，进一步提高煤炭生产集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