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错配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时间:2022-08-16 10:43:51

论货币错配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摘要】 货币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严重的货币错配会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本文主要从货币错配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角度介绍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情况,并提出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货币错配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有效性

一、货币错配的提出及其涵义

“货币错配”研究最早出现在关于债务币种结构的文献中(Cooper,1971; Mishkin,1996;1999)。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中爆发了数次影响较大的货币危机,因此出现了大量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文献。

较早期的文献研究侧重于货币错配会引发危机,因此过多强调一国或一个经济实体总体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研究更看重于货币危机发生前的预警或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因此货币错配的研究内容更全面,不仅研究负债和资产,更着重于两者的匹配。如Bunda(2003)认为,如果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部分国内债务和全部外债是以没有对汇率风险进行对冲的外币计值的状态,那么该国就处于货币错配状态。Magud(2004)认为货币错配是指债务以外币计值(主要是美元,从而导致负债美元化)而收入通常是以本币计价的状况。Eichengreen et al.(2005)认为,货币错配是指居民、企业、政府和经济总体的资产负债表上以外币计值的资产和负债在价值上的差异。McKinnon(2005)则指出存在货币错配的国家相当广泛,任何无法以本币进行国际信贷的国际债权国都会积累货币错配,并称之为“高储蓄两难综合症”(the syndrome of conflicted virtue)。

Goldstein & Turner(2005)对货币错配所下的定义比较全面,他指出:由于一个权益实体(包括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或者兼而有之)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就会出现货币错配。

从总体看,货币错配分为债务型货币错配和债权型货币错配两种类型。两种不同类型的货币错配风险是不一样的:债务性货币错配指一国(包括官方与非官方部门)所拥有的外币资产小于所需要偿付的外币负债,其风险在于当本币贬值时,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国家在偿还债务时,要付出更多的本币;反之,如一国拥有的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则为债权型货币错配。债权型货币错配的风险在于本币升值,本币升值会直接导致外币资产的减少。

二、货币错配阻碍货币政策的传导,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1、货币错配对汇率的影响。货币错配的定义反映了资产和负债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对汇率变动的不同影响,说明货币错配现象的本质在于汇率风险敞口。因此,货币错配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汇率风险问题,即汇率波动对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资产净值等)和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Mishkin and Savastano(2001)等通过研究发现债务美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更关注汇率的变动。由于本币的贬值会加重本国的外债负担,而本国的升值又会削弱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弱本国的偿债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处于“两难境地”。

Haus nlallrletal(2001)和Ganapolsky(2003)发现货币错配程度与汇率弹性负相关,货币错配引起的金融脆弱性使得发展中国家虽然名义上实行弹性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将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一个狭小幅度内,形成了“浮动恐惧”。为应对货币错配蕴涵的汇率风险,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通过保持汇率稳定来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但如果一国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存在货币错配的企业或银行就不会有动力去控制和化解风险;而货币错配的积累和扩大又会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浮动恐惧”,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Goldstein(2005)进一步指出,对汇率浮动的恐惧会降低新兴国家的货币政策采取通货膨胀制的有效性,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要求把通货膨胀率(而非汇率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名义锚。如果不能在降低货币错配方面取得进展,对汇率浮动的恐惧会使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最终走上“美元化”,这意味着彻底放弃本国的货币政策。

2、货币错配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很多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供应量仍然是一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调控目标。影响货币供应量的有两大因素: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应量能否充分发挥其中介目标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政府能否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控制基础货币的增长率和及时调整货币乘数的大小。但在存在货币错配的国家,货币供应量失去了可控性。

存在债务型货币错配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钉住汇率制,由于“羊群效应”的存在,公众在面对货币连续大幅贬值时都会预期该货币未来将继续贬值。同时担心中央银行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将自己持有的本币兑换成外币,因此挤兑的动机将强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情况。政府为维持盯住汇率制,将会动用大量外汇储备满足公众对于外币的需求,从而使得外汇储备下降,货币流通量激增。

存在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一国中央银行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最大买家,巨额外汇占款直接导致基础货币增加。此外,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往往要承担金融稳定的职责,这也会迫使中央银行增加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基础货币进一步扩张。最终结果是央行紧缩政策的效应大大削弱,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3、货币错配对利率的影响。Hausmann等(2001)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后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大多数宣布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仍然在利用利率政策来稳定汇率,这导致了这些国家利率的不稳定,削弱了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当面临经济衰退时,一国通常会采用的货币政策是降低利率并放任本币贬值以拉动内需,扩大出口,从而促使本国经济走出衰退。但如果一国的经济衰退是货币金融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且国内存在着大规模的货币错配现象,货币政策的实施将陷入两难的境地:若此时降低利率,放任本币贬值,本币的大幅贬值的结果就转变为加重国内债务负担,而急剧恶化的负债状况将导致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但如果为了维持汇率而提高国内利率,又会加重企业的融资负担,减少总需求。此时货币政策处于两难,既不能维持低利率,任由本币贬值,也不能提高利率,维护汇率稳定。

在债权型货币错配国家,还存在着本币升值的预期,为了防止投机热钱的涌入,央行必须使本币与国际关键货币之间保持一个正的利差,以增加投机者的成本。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软钉住,央行需要通过外汇占款投入基础货币,这会导致市场的流动性增加,央行存在加息的压力,本币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加强。因此,防止热钱流入和减少流动性两个操作矛盾的目标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无所适从。

此外,货币错配风险的存在还会进一步影响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选择。利率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企业投资成本,最终导致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变动。但在严重货币错配存在的情况下,企业成本受汇率的影响要更大于利率的影响,利率变动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有效性下降。

以上分析表明,大规模货币错配的存在损害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而加剧了经济衰退。严重货币错配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正如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广大发展中国家银行货币错配是引发一场大火的导火索。”

三、结论

鉴于货币错配的存在严重地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如何控制货币错配风险,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灵活的汇率制度、建立针对货币错配的监管体系、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等都是控制货币错配风险的重要途径。除此以外,本文认为,货币政策目标的转移、稳健的国内政策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货币错配风险。

1、货币政策目标逐渐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Levy 和Yeyati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降低美元化,应以通货膨胀稳定为目标,而不是以汇率稳定为目标。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的加快,如果因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加强,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难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那么通货膨胀目标制应当可以作为一个借鉴。

Goldstein 和 Turner(2004)也认为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透明性和可信性较强,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央行的独立性,因而对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程度有着重要作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通货膨胀目标制陆续被泰国、捷克等发展中国家所采用,有着较好的效果。

2、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审慎的财政政策。要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创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是必要的前提。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应当有选择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来稳定公众预期,同时采用审慎的财政政策,避免经济产生剧烈波动。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有效的外在“名义驻锚”,以便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展。而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防止债务膨胀,避免本币升值的潜在高估情况下货币错配可能诱发的金融危机。

3、逐步推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实施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学术界公认的控制货币错配的有效方法。但仅有灵活的汇率制度并不能很好地控制货币错配,深化和健全金融体系的其他国内机制才是控制货币错配风险的前提。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方面,逐步国内资本市场的完善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Bussiere 等( 2004) 认为, 发展金融市场或金融工具以保证人更好地应对风险, 对于控制发展中国家货币错配是有关键作用的。资本市场发展越广,能够为私人部门提供的风险对冲工具越多。当金融对冲合同足够多时,货币错配的暴露风险能够被充分化解。而深度发展的资本市场可以为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多种投资渠道可以将高额储蓄导向不同的投资场所,有助于解决东亚新兴经济体高储蓄两难问题,从而缓解货币错配。

【参考文献】

[1] Eichengreen,Barry,Ricardo Hausmann and Ugo Panizza(2003),“The mystery of original s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Harvard University and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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