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法律内化

为什么随着我国法制改革不断深入，立法越来越完善，人们的违法行为却越来越多？这需要注意：是否存在一种高度的法律意识，从而形成一种法律内化的现象。

一.法律内化的内涵

什么是内化？内化就是自己通过学习外在的知识，包括社会的规则、历史传统、习惯风俗等，分析理解后，对其意义价值进一步认识而逐渐表示认同，从而转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也就是将外显的东西转化为内隐知识的过程。所以，法律内化，就是对于我们自生自发的法律持一种接受认同的态度，将之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和依据，并且出于我们内心的自愿去遵守、维护我们的法律。法律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政治智慧的结果，而是人的行动的结果。①一言以蔽之，我们所习得的外在知识——法律——是一种自生自发的东西，人——能动的主体——在不断地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学习和模仿，分析和理解，接受和认同，自觉和自愿来内化法律。

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任何外部刺激都是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制而被接受到主体认知结构中来的。同化是指主体认知结构对外部刺激进行过滤或改变而把它接纳到主体的认知结构中，而认知结构在同化外部刺激的过程中，自身结构也在发生相应变化，即顺应。个体就是通过同化和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机体和环境的平衡。这其实也就是法律内化的过程，主体在社会的交互过程中习得各种法律规则，当然这并不是基于强制的压力之下，而是主体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

二.法律内化的重要性

（一）法律内化之于法律实效

美国学者泰勒通过对芝加哥市民守法行为的实证研究，提出两种类型的守法行为：工具性视角的守法行为和规范性视角的守法行为。后者指受内在价值取向影响的法律服从。而其中内化的责任，即个人是否将法律视为自己应该遵守的义务，就是内涵于规范性视角的守法行为当中。法律的实施运作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事业，制定出了好的法律并不意味着法律实效会自动实现。法律是否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最终还是体现在对法律的认同和遵守上。而要让公民自觉守法，我们就应该重视法律内化的价值。当法律被公众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习得、理解、接受，乃至自觉遵守，那么法律就完全由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公众心中的行为依据和准则，同时也成为证立他人行为的理由。行动者进入某种社会关系时，须预先通过社会化的途径学习社会中的文化价值规范，把特定的价值规范内化于自己的人格系统当中。法律不是构设出来的，而是人们行动的结果，即特定的社会文化价值的一定体现。这样，出于人们初衷的法律，理所当然就成了内心当中的一种尺度。那么，在这样一种高度法律意识的形成背景下，当守法成为一种自觉、自愿、自律而非外部强制的行为时，法律的实效性就会充分体现出来。

（二）法律内化之于法治国

时下，法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理念，并被认为是社会理性发展的基石。在笔者看来，当下我国所提倡的法治国建设，关键在于法律内化。

建设法治国为什么需要法律内化呢？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无论在理论上如何高瞻远瞩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如果人们将法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么一般民众就会一切行动以法律规则和原则为依据，积极参与到法治建设中；法官和检察官也会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来办案，秉承客观公正的原则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神圣；其他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也不敢逾越法律的界限，不敢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成员对法治的尊重成为建设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因此，当人们把法律内化于心之时，也就是现代法治毅然屹立之时。

三.法律内化的条件

实现法律内化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笔者认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主体条件，二是社会环境条件。

（一）主体条件——“良民”

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尤为重要的对人类本身的内在控制进行了重点的阐述，他认为，人作为社会控制的最为关键因素，其对社会活动所施加的影响是进行社会控制的内在动力。亚里士多德也意识到了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少年的教育应该是立法家最关心的事业，如果邦国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不只是青少年，而是我国公民的整个教育，特别是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要与国民教育同步。即，每个公民都应该接受法律教化。

美国的精神分析医生埃里克森，将人的一生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发展任务，亦面临相应的发展危机，只有将之化解，才能顺利地进入下一阶段，发展健康人格，否则将产生适应困难。他认为发展是内在本能与外部文化和社会要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格的发展并非止于青春期，而是终其一生。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笔者认为，在对公民进行法律教化的时候应当遵循这样的思路：因为人在不同的阶段所面临的发展任务不一样，并且每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智力和接纳能力，以及他和社会的互动程度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应当接受不一样的法律教化，对公民进行法律角色的培养，以适应其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而更好适应法治社会。

（二）社会环境——“良法”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②也就是说，这里的环境必须是一个良法之治的国家，是通过良法来进行控制的文明社会。内化的法律必须是良法，而不应是恶法，否则就会陷入纳粹德国的恐怖时代。法律不是人为的设计和构造，而是对传统的发现和表述。真正的法律之治，不是一味照搬西方先进的制度，在法律移植的基础上去改造和建构，而是要从自己的本土资源出发，从自己的传统、习俗、惯例等中去发掘。苏力教授也说过：“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其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③的确如此，这样的规则有着比较深刻的社会基础，人们已经下意识的表示了认同和接受。再看看当时北京出台的“禁放令”和“禁痰令”，为何“禁放令”是越禁越放，而“禁痰令”却能得到很好的实施，这二者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例证。法律要做到难以破坏，就必须与社会风尚相一致。当然，笔者无力也不曾想在此去抨击各种法律移植的观点和思路。（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注解

①（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4页。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9页。

③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