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城,行走漫滩

一种气味和一些记忆

走进漫滩寨子的时候，天刚好暗下来。云南高原上的太阳像渔夫收起他的网一样把暗红的余辉拽进了最远的山峰后面，寨子里很安静，水泥路面还微微散着热气，混杂着牛粪、树叶、泥土及一些边地农村常有的腥味。

那是一种说不上好闻也说不上难闻的气味，它的存在意味着一个村庄的存在，意味着有好多人畜共同生活在其中，意味着生命的永生不息。这是一种充满真实感的气味，如果你静下心来深深吸一口气甚至能从那股微腥中感受到村庄里刚刚消逝的热闹：归栏的牛群在放牛娃竹鞭的指挥下涌向各自的圈房，沉重的蹄子缓慢而杂乱地叩击在水泥路面上，像一个人老迈的回忆；木制的牛铃铛声先是零散而规律的，一下又一下，到了村口，随着牛群的骚动而变得急促起来，其中间杂着牲畜的叫声和人的吆喝；有的牛小跑起来，扬起了路边的尘土，有的则边走边拉了一泡牛气冲天的牛尿，在路面留下一条长长的水渍；有的还留下一泡冒着热气的牛粪，气味与村里飘出来的炊烟，某一个母亲呼唤儿子的喊声，远处的鸟叫混合在一起，这些气味和声音使整个村庄陷入了一种短暂的，因日复一日而显得井井有条的杂乱与喧嚣之中。

而现在，整个寨子比一幅年代久远的水墨画还安静，所有记忆与感觉都是来自于你刚刚吸入鼻孔的气息。你在傍晚时分走进江城的任何一个村庄都会被这种气味打动。对一个生活在江城的人而言，这种气味就是某种对生活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则来自于一个人对身在其中的生活毫无保留的信任。

许多年前，自命不凡的我立志做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年少的我曾在诗篇里，把它命名为大地的气味。现在，我自然不会再那样矫情，我知道在我对着寨子里的气味抒情的时候，大地已经离我愈来愈远了。

一条河流与一个旅馆

我们找了一个公路边的小旅馆住下来，这里与漫滩寨子隔着一条河。旅馆就着河流的走势建在岸上，从窗口探出头，向下就可以看见青色的河水流向远处的夜晚。透过水声再穿过河对岸的一片田野，可以看到寨子里那些傣家竹楼尖尖的屋顶连成一片，同样融进乡村的暮色里。

旅馆可以说很糟糕，房间装修成那种所谓的“标间”，这个世界正在被某种标准统一着，即使这样边远的农村也不例外，这种拙劣的复制与模仿已经成为当下的一种时髦。店主是一个傣族伙子，他领着我们看房间，他说我的这个旅馆和你们城里的一个样，就是照着城里的宾馆设计的。每打开一扇门，他都自豪地问，你们看，是不是样？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旅馆很满意。看过房间，虽然我们对旅馆的设施及卫生等问题提出了疑问，但这个年轻的老板不为所动，一口价，每个房间80元。有人马上惊叫起来，抢劫啊。傣族伙子还是一脸笑容，说家家都是这样，我们每年做的就是泼水节这两天的生意，算你们来得早，等到明天即使有钱也住不到了，每个旅馆都住满了，年年都是这样的。说这些的时候，年轻的旅馆老板一直微笑着，伴着他浓重的民族口音，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多数人一提到少数民族时常用的那些词语：淳朴、善良、憨厚。我只感受到一个商人的自信、成竹在胸。我们只有妥协，乖乖交钱，怀着住黑店的心情住进这个公路旅馆。要知道，这里平日的收费是每间房20元，而距离漫滩70公里的县城，最好的宾馆也只是60元。没办法，市场经济的规则已经渗透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已经学会充分利用每一个商机。这些聪明的傣族同胞，平时的身份是农民，到了泼水节，摇身一变，全都成了精明的商贩。

夜色重下来的时候，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少了，旅馆外河流的声音就更响了。因为天热，都没有睡，他们几个人找了一副扑克牌围坐在一起“”，

输了的人就被罚喝酒。我因为不胜酒力没有参加，就一个人坐到窗台上吃西瓜，生产它的瓜田就在河的对岸。数着对岸疏疏落落的灯光，看着河水在夏天的晚上高深莫测地流淌，听着水声从遥远淌来又消失在更远的遥远当中，我就像一个傻兮兮的外乡人那样多愁善感起来。

一丘瓜田和一个集市

若是在十年前要我用一句话描述江城，我肯定会说，我的故乡江城是一个连风声也会让人热泪盈眶的地方。但现在不会这样说了，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不想煽情了，只有那种情绪上的柔软还在。这种柔软让人走在江城的大地上只能准备着随时被感动。这种感动不是来自于文化上的认知，而是来自于生命朴素的经验。可是当我在2006年夏天的漫滩面对一个大地上的集市的时候，我所有的经验都失效了。我说的大地，与栖居，与海德格尔无关，这是实实在在的飞扬着着尘土与草籽的大地。也就是昨天夜里与我隔着一条河流遥遥相望的那片田野，昨天它还是一丘丘西瓜田，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一个热闹的乡村集市。在漫滩，不仅人会“摇身一变”连大地也拥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往昔，人亲近大地的方式是劳动，是耕种，而大地则以生长水稻、蔬菜、西瓜的方式回馈人们。现在这块土地像是被戴着黑帽子的女巫用魔法水洒过一样，突然长出一些窝棚、商铺，长出一些花花绿绿的人。那些高雅的朋友们，请原谅我使用一个这么俗气词语。曾经受过大学中文系训练的我，在漫滩的一丘西瓜田遭遇到这么多的生动面孔，置身于那种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熨贴的喧闹当中的时候，我的语言一下子失去了经验，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中国文人的主流一向都是习惯于指向某种虚幻的“高处”对身边的事物总是缺乏信心与耐心，但他们忘了，自己恰恰一辈子都生活在这种细致与繁杂之中。我们常说，生活的色彩，那只是一句抽象的话，而现在，这种色彩对我而言是如此的具体，我只能用家乡人常说的“花花绿绿”，来表达这种丰富与热闹。我像一个天才般在混乱的人流中如鱼得水，这里摸摸，那里看看，见到漂亮的小卜哨就把嘴巴像花朵一样打开，把自己装得像一个无赖，把她卖的东西一件不漏地拎起来问价钱，故意学习着她们的语气糯糯地说话。这些小卜哨也看得出我并不是存心买东西，但同时也看得出，我在她们的小摊前留连不前，开那些真真假假的玩笑，肯定是缘于她姣好的面容，出于少女小小的虚荣，因而并不生气。就在我不怀好意地在一个卖傣族手工艺饰品的摊前磨蹭着与她讨价还价的时候，他们几个喊我，说是要先到卖小吃的地方占一个位子。

小吃摊位于集市的最边缘，一个个小窝棚连成一片，结构都一样，四根白竹直接支在瓜地上就是柱子，再用几根稍小的竹子和一些绳子固定好整个框架，项上铺一些树枝树叶，棚内支上一口大锅，煮上一锅牛烂乎（牛杂碎汤锅）或是狗肉，至于其他的什么香茅草烤罗非鱼啦，包烧毛肚啦，则在草皮上铺一层芭蕉叶，就直接摆在上面，这样，一个小吃店就可以开张了。摊主都是漫滩寨子的村民，食客则形形，在油烟缭绕间，每个人都吃得满面油光。衣着光鲜的人和光着膀子的人，操着普通话的人和说民族话的人，此时都是一样的表情，被漫滩的小米辣辣得面红耳赤，气喘嘘嘘。这等阵仗正合我辈粗人的脾性，二话不说，一群人找了个位子，大呼小叫的开始点菜，就等着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大声划拳了。几下功夫，酒菜上来了，计有：牛杂碎汤锅、牛撒别、包烧红尾巴鱼、河鱼剁生、牛皮蘸辣米、酸牛筋、烧B（包烧野芭蕉芯）、糯米粑粑、糯米饭，外加二斤自烤酒。

几杯自烤酒下肚，我就像一个怀念人间烟火的神仙一样，坐不住了，便一个人混入人流中东张西望。听到有人叫我，一看，是李启学老师，这种场合遇上他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号称是江城“文人领袖、浪子班头”的人正陪着一个一脸悲天悯人表情的外乡人在人群中指指点点。我过去，李老师对他介绍，这是某某，我的学生，又向我介绍了他，名字我忘了，反正是省城一个大报的摄影记者。我微笑，点头，问好，像一个标准的学生那样，顺理成章地接过这个有着悲天悯人表情的记者的摄影包，为他作陪。在售漫滩土特产、手工艺品、食物的摊子前，李启学老师边走边作着介绍，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一副边地生活专业人士的派头。我努力当好一个陪客，适时地插上一句话，显得热情而谦逊，再怎么说，哥舒白三个字在圈子里还是略有名气的，不能在人前失了礼数。

三个人一路看过来，集市上买卖的东西最多的还是一些生活用品，都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年轻的伙子姑娘们大多扎堆在卖盗版歌碟的铺子前，在喧嚣的音声中一边翻寻自己喜爱的明星，一边大声与同伴说笑；小媳妇们、大婶大娘们多数留连于售廉价衣物的摊前不停地与那些样貌猥琐的老板讨价还价，为男人或是小孩挑一件合身的衣物；一部份男人们正在卖农用器械的摊前为自己挑选一件称手的工具，表面上在巧舌如簧的老板面前不为所动，实际上心内的算盘打得滴嗒响，而另一部分男人早就坐到小吃摊前，此时也许已经喝得连舌头都打结了；那些手工艺品摊前，则多是一些操着普通话的外地人。这个省城来的记者，显然是对这个集市上的大多数事物不屑一顾，他在城市生活惯了，习惯于出入各种专卖店，买东西讲的是品牌，即使买一把青菜他信任的也是超市里面用保鲜袋包装好的那种，而对这种乡下的集市充满怀疑。他边看边皱眉“这种东西怎么能穿啊？那些歌碟能听吗？”看得出他对这种廉价的东西有着一种奇怪的厌恶，同时也看得出，他永远也不会理解在云南遥远的大山中，这些人们所拥有的快乐，因为这种快乐是和价格无关的。

走了几圈，李启学老师要带记者去看傣族歌舞演出，我知道那是专门为记者这样的外地游客准备的，是真正的“表演”我对此不感兴趣，就找个借口走了。漫滩的傣族能歌善舞，但最好的歌声，最好的舞蹈并不在舞台上。有一回我们在一位傣族朋友家杀年猪，一大伙人吃吃喝喝从中午一直到深夜。朋友的父亲，一位73岁的老人借着酒兴就在席前跳起了大刀舞，开始只是他一个人，接着又加入了几个人，最后所有的人都加入进去，跳得他家的竹楼都摇摇欲坠。在昏暗的灯光下，每个人都在恣意舞蹈，尽情狂欢，释放着人类最简单也最根本快乐，这是一种毫无杂质的最纯粹的欢乐。我看见朋友的老父亲额头闪着光，双眼晶亮如星，样子就像一个误入人间的神明。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他使我明白了生活中最朴素的道理，生活不在别处，就在眼前。

回到同伴中间的时候，有人已经醉了，我突然也有了想醉的冲动，抓起酒碗，一口气喝了大半碗，然后在漫滩特有的暑气中用江城话大声问“老板，咯还有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