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学道经历探幽

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近现代改良主义者。光绪二十年（1894），郑观应撰成《盛世危言》，该书以“富强救国”为主题，针对甲午战败以后的晚清社会提出了全面的改良主张，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很多人认为郑观应又是一位虔诚的道家弟子。他从小好道，相信得道成仙之说，自感心性凡庸、体质孱弱，且光阴易逝、生死无常，从而潜心学道，求缘访侣，晚年奉道尤笃。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认真研究郑观应的学道经历，因而也就难以深入了解道教思想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郑观应的学道生涯中，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江西丰城人万启型是两个重要的人物。

《郑观应集》收录了万启型的《盛世危言后编序》，文章说：

迨甲寅季秋，以奇缘得遇仙师陈抱一先生，授以天元秘旨，嘱为广传大道。四方之士踵门而求道者纷纷不绝。陶斋先生闻之喜而不寐，亟托观妙道人为之介绍。乙卯春间，陈师降临，首授先生以玄科秘旨，嘉叹无已，甚惜相遇之太迟。自是先生来扬州受诀，始得一亲德范，而论次之间，倾心吐魄，毫无所隐，乃知先生直道德中人。①

1914年（甲寅），江西人万启型自称“以奇缘得遇仙师陈抱一先生，授以天元秘旨”。 陈抱一，即南宋道士陈显微，有《周易参同契解》、《文始真经言外旨》等。陶斋先生（即郑观应的别号）听说此事，深信不疑，就通过观妙道人介绍，结识了万启型，并向他求道。1915年（乙卯），郑观应到扬州，陈抱一降临，授予玄科秘旨。据此可知，郑观应结识万启型，是缘于观妙道人的介绍。

一、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其人及修道经历

将郑观应介绍给万启型的观妙道人，即匡庐山（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

戴公复曾为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作序，《郑观应集》已收入，题作《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文末云：

公复自少好道，幸遇异人，获授真传于南派，用功已三十余年。俾悉郑子所论多引先圣玄机，足为后学梯筏，不胜钦佩。惟自愧无文，述而不作，敬集先圣贤之言以为序。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谨序于维扬书画舍。时年七十五。

《盛世危言后编》的潘飞声序作于宣统二年（1910），《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也应当作于此时，在文章中戴公复说自己“时年七十五”，可知他生于1836年。按清末民初有著名画家戴振年，字公复，号白阳子，以字行，大庾人，曾官广东某知县，工山水花果翎毛，有《白阳画稿》。这个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应当就是画家戴振年（字公复）。因为序文提到“维扬书画舍”，表明他是画家；郑观应有《答戴君伯阳论道术书》，“伯阳”取自于《周易参同契》的作者魏伯阳，画家戴公复号“白阳子”，也应该就是“伯阳”的意思。在江浙一带，“伯”、“白”的发音很接近。

在序文中，戴公复说自己“自少好道，幸遇异人，获授真传于南派，用功已三十余年”，故其修道时间起始于1880年。他自称匡庐山观妙道人，主要在庐山修炼。戴公复说自己是明代内丹理论家陆西星的传人，曾反复称引陆西星之说，序文中有云：“谨述先贤陆子潜虚之言以解之。”郑观应《答戴君伯阳论道术书》亦云：“如未获真传，有百思不得其解者，请遵陆潜虚真人所云，购《陆真疏》、《玉皇心印妙经》，苟能口诵心研，百遍千遍乃至万遍，则精神默感，自然心花发明，洞澈玄理。”表明戴公复力劝郑观应读陆西星之书（按《陆真疏》即陆西星《参同契测疏》）。

二、万启型其人

据周海萍《万启型真人事略》介绍，万启型原籍江西，饱学多才，为清末扬州江都县最后一任县令。民国建立后，正入中年的他寄居淮扬，深恨怀才不遇，每日征歌逐酒，数年间弄得一身支离病骨，朝不保夕。后遇一隐于庐山的老道，见其病入膏肓，乃取一粒丹药，令其服之，之后病去无存，与前判若两人。万启型乃拜老道为师，获金丹大道，从此深居简出，每日在家潜修密炼。民国15年（1926）以后，大丹炼成，一日忽谓其家人曰：“余某日某时将去”，届时果无疾而终。②

按万启型为江西丰城人，字雯轩，郑观应有《致万雯轩先生书》。万启型为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作序，题作“同门后学丰城万启型谨序”。《皮鹿门年谱》云：“是岁（光绪二十三年）书院生举江西乡试者，有宋名璋……万启型等。”③ 可知万启型为光绪二十三年举人。中举之后，先任内阁中书，后授江苏省宝应县知县，宣统元年《政治官报》有云：“甘泉县知县谢元洪升补遗缺……以宝应县知县万启型调补。查万启型，江西举人，由内阁中书改捐知县，光绪三十二年八月选授江苏省宝应县知县，是年十二月到任。”④万启型曾以宝应县知县身份禀陈自治议事规则，内有“就原设教育研究会改设地方自治局”的请求。⑤他任江都知县，当在宣统年间。万启型入道之后，号式一子，郑观应有《追忆万式一先生》；万启型亦以“东华正脉式一子”之号评价明代陆西星著作“博而能约，简而弥精”。⑥

三、郑观应、万启型、戴公复三人的师承关系

戴公复的《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作于1910年，表明在此之前郑观应已经认识了戴公复。在序文中，戴公复详细论述“道”、“术”，其谆谆教导之意，溢于言表，又郑观应《致观妙道人书》（庚戌后稿丁巳补刊）云：“前函论点化服食事，未尽所言。”可知郑观应跟随戴公复学道，两人有师徒关系。

周海萍《万启型真人事略》说万启型遇见一个隐于庐山的老道，服其药而去病，于是拜老道为师，获金丹大道，时当民国初年。可见万启型的师父是庐山的一个老道。这个老道，是不是庐山观妙道人戴公复？仔细考察，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戴公复生于1836年，民国建立时已经76岁，当然是“老道”了；他又经常在扬州从事书画活动，万启型与之相遇在扬州，也与《万启型真人事略》的叙述吻合。郑观应托戴公复把他介绍给万启型，亦可见戴公复与万启型的关系不同一般。因此，万启型在扬州遇见了庐山老道戴公复之后，得到传授，从此入道。其次，万启型给郑观应传授的道教理论，亦基本上源于戴公复，他为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作序，观点与戴序一致，又题作“同门后学”，等于说自己与郑观应“同出一师之门”。戴公复的《匡庐山观妙道人戴序》作于1910年，可见郑观应从戴公复学道在1910年以前；而万启型的《盛世危言后编序》说自己“迨甲寅季秋，以奇缘得遇仙师陈抱一先生，授以天元秘旨”，这可以认为是他最初入道的表述，时在1914年，而将他引入道门的就是观妙道人戴公复。因此，郑观应向戴公复学道比万启型至少要早4年。如此一来，虽然郑观应后来又从万启型学道，万启型亦不敢以师父自居，自称为“同门后学”。总之，就三人的关系而论，戴公复是师父，郑观应是大弟子，万启型是二弟子；而万启型对郑观应有传授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