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利匾学第一人

古匾横陈，看千年科举兴衰；残额高悬，评七百状元得失。

“如果我想要，打几个电话就有人送来上千块，但是没有价值的我绝对不收。”

姚远利在北京东郊高碑店村，建有一座私人博物馆：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博物馆并不是姚远利收藏的最终目的，他的愿望是创建匾额学，要让中国匾额的研究成为一个学科，因为匾额的研究在理论上仍是一个空白。

该馆共收藏了500 多方与科举制度相关的匾额。“一块匾额单独悬挂时既不显山也不露水，但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展示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能够反映当时的历史。”

他收藏的第一块匾“选举孝廉方正”匾，是科举考试废除之后，宣统元年(1909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试的官员黎殿元所立。“孝廉方正”最早见于汉代的荐举选拔制度，清时为区别于进士科(常科)的另一种制科选拔，其考试时间非进士科的三年一次，而是根据皇帝特旨及国家对特殊人才的需要不定期而设，考中之人与考中常科之人一样也铨选为官。老姚说，这块匾因涉及到科举制度结束后人才选拔的方式，所以较为难得。

他最为钟爱的是一方匾“六道圣谕”。此匾为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全国的六条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从十里河古玩市场无意之中淘回来的。

“成化圣旨”匾额为明成化四年(1468年)国家表彰黄彦澄赈济乡民、抗灾义举的圣旨匾额。2004年时，这方匾最初为安徽博物馆看中，但因价格偏高，犹豫未决。然而老姚第一眼看到此匾之后，便在心中叹道，此匾绝不可错过。老姚据其书体形式，知道这块匾应为官方颁赠，这在目前存世的圣旨匾额当中甚为少见。后来安徽博物馆得知这块匾被老姚买走之后，还一度希望能够加钱再买回去。

错过的是明代著名理学家王守仁题写的“刺史堂”匾额，当时因为匾不是原匾，为明代晚期重修，所以迟迟未下决心购买。几天后再去看时，已经失之交臂。自此，老姚再没有见到王守仁的匾。

台湾厅内展示的匾额，是清代在台湾任职的官员所题写的。其中“优元”一匾，为林则徐之婿道光进士沈葆桢所题，他为官数十年，政绩卓著，有“中国船政之父”及“台湾近代化之父”的美誉。除此之外，还有曾经的台湾总镇陈元题写的“宣威闽海”， 1751年任巡御史钱琦所题的“雍宫接武”等等。

能收集到同一科的匾额，大不易。博物馆的二层，收藏着道光12年同一科状元、榜眼、探花所题写的匾额。状元吴钟峻题写“高步蟾宫”，榜眼朱凤标为翰林所题写的“太史”，探花季芝昌为家乡父老所题写的“匡邪弼恶”。

“状元及第”匾为永乐二年，状元曾为其江西同乡、永乐九年的状元箫时中所题。题刻为永乐16年，即公元1418年，距今已有589年的历史。而能够题写状元科名匾的人，一般只有皇帝、状元本人或前科状元。当年这块题匾人曾32岁中状元，受匾人箫时中26岁即中状元。

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一方北京大兴人朱的匾额“燕翼诒谋”。朱，乾隆十三年进士，时年仅17岁，这是中国科举历史上最年轻的进士之一，也是北京人里少有的进士。朱后来官至一品宰相。

镇馆之宝，是一座元代的科举门。这座科举门顶部是一座汉白玉元代遗存。在整个元代，因为实行科举只有40多年，书生在石牌坊上镌刻“科举门”，表达了他们对科举考试的强烈渴望。据专家考证，此门在国内外仅此一件。

姚远利选择科举匾额作为研究方向：“科举的影响不仅关乎考生的命运，更影响了国家、民族的命运，而科举匾额恰恰见证了这千年的制度。匾额是十年寒窗的学子们求得功名、脱贫致富的见证，把这些匾额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国史、家史和地方史。”

但是，官方编撰的匾额典籍中，说宫廷中的匾牌联是附属于宫廷建筑的室内外装饰的一种，属于艺术范畴的观赏品。姚远利不同意：“这么说是大错特错！太和殿、保和殿、永定门，这是装饰品？”

匾额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秦之后的所有的王朝，在地理上覆盖了全国的宫殿、城池、陵园、边关隘上、街道里坊、乡镇村庄、高山大川、河流桥梁，和几乎所有的古地名。匾额从一开始就主要是官方行为，是治理国家的需要。匾中学问大。

一有科名。科名类似于今天的学历，也就是出身，是秀才、举人还是进士、状元；二有题匾人。题写人一般都比受匾人的学位或官职等方面高，有宰相、各部尚书、各省总督和巡抚等；三有国学。即所题写内容的国学含义，因为在众多的科举匾额中并不直接题写科名，而是题写国学典故。四有书法。古代科举考试，对书法要求很高，纵然文章再好，而书法不入流，也难以中举人、中进士。清代龚自珍虽才高八斗，能写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名句，但因书法不在行，虽中了进士，却难登翰林。五有制匾工艺。古代科举匾额，无论是木匾、石匾、砖匾，其制作工艺各不相同，科举匾额集中地反映了雕刻、篆刻、纹饰等高超技艺。